回顧日本教師改革史：少子化與教師過剩危機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第八章 少子化與教師過剩危機
——回顧日本教師改革史：未來教師還是好選擇嗎

20世紀80年代，教師是日本最受人尊敬的職業，是與律師醫生一樣被稱為先生的職業。
但在90年代財政緊縮與少子化問題的持續沖擊下，日本政府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不得不啟動平成教師改革。改革后教育經費被大幅削減，雖然緩解了財政壓力，但也讓教師的工作強度與淘汰壓力大幅升高。如今在日本，教師被稱為黑色職業，是過勞死最嚴重的行業，也是大學生最不愿意從事的職業之一，2024年的報考比例不足1:3。
回望這一代教師群體，他們曾經是社會最受人尊重的一群人，但卻在人口暴跌與財政危機中，變成了所謂的財政負擔，最終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中，成為泡沫崩潰后的犧牲品。
那么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2020年，“#老師快死了（先生死ぬかも）”這個話題在日本推特上爆火，相關的推文超過一萬條，無數中小學教師在推特上抱怨自己已經快被工作壓垮了。由于引發的社會討論過于巨大，TBS電視臺還為此進入一所小學跟拍，完整記錄了一名老師從早上7點到凌晨1點的日常工作，紀錄片中展現的極高的工作強度，又一次震驚了日本社會。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群體性的教師抱怨問題，自2007年厚生勞動省首次就教師工作環境發布專項報告以來，“教師過勞”這個話題在日本已經被熱議了快20年。
如今教師在日本社會被稱為黑色職業，是過勞死最嚴重的行業，2023年其平均報考錄取率更是不足一比三。80年代，教師曾經是最受大學生歡迎的職業之一，但在2024年已經連續多年排在日本大學生最不愿從事的職業之列。
而這一切都要追溯到90年代的那場改革。
一、第三次嬰兒潮的教師擴招
“第三次嬰兒潮”指的是原本應該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出生人口高峰。80年代初期，厚生省預計70年代近2 000萬出生人口，將在90年代生育1 600萬新生兒。為避免70年代各項資源緊缺問題重演，于是政府在1985年提出第三次嬰兒潮對策，其中增加教師數量是主要措施之一，這就是昭和六十年（1985年）教師增員計劃。
1985年，日本總計招聘了3.8萬名教師，此后連續5年的招募人數都超過3萬人，要知道這一教師增員是建立在70年代教師已經大擴招的基礎上。至1991年，全國小學、初中與高中老師加總達到了驚人的105萬人，創下歷史新高。
但今天的我們都知道，第三次嬰兒潮并沒有到來，但巨量的教師卻給財政體系背上了沉重的經費負擔，可以說正是對這輪嬰兒潮的嚴重誤判，給日本此后20年的教師改革埋下了伏筆。關于改革內容我們稍后再說。
雖然回頭看這些政策有些匪夷所思，但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應對第三次嬰兒潮的計劃十分必要。中曾根康弘與竹下登前后兩任首相都向民眾保證，政府已經為第三次嬰兒潮做出了充分的準備，請大家無需擔心。
那么全社會為什么會對第三次嬰兒潮如臨大敵，實在是因為過去兩次嬰兒潮對社會的沖擊過于劇烈。
二戰結束后，日本曾經出現過兩次嬰兒潮的沖擊。第一次是1945年到1955年的團塊世代沖擊。50年代日本婦女平均生育5.2個孩子，1949年出生人口達到270萬，創下日本有出生人口統計以來的最高值。而當60年代末期這些團塊世代結婚生子后，帶來的則是1970年至1980年的整整10年第二次生育高峰，也就是團塊次代沖擊。
而這兩次嬰兒潮分別給社會留下了“住房緊缺”與“教師緊缺”兩大社會記憶。
1950年第一次嬰兒潮時期，日本出現了大面積住房緊張問題，10年新增2 200萬人，相當于總人口數漲了30%。政府不得不新建大批量團地住宅（造型類似于筒子樓），這些團地住宅甚至無法做到食宿分離，除了造價便宜幾乎沒有生活品質可言，而就是這樣的筒子樓還是當時中產階級才能購買的住房。如果是普通工薪階層，一家數口就只能擠在簡易木房中，當時這些木房社區綿延數公里，幾乎與貧民區無異。1952年日本發生舉世震驚的“鳥取縣大火”，全市70%的建筑被燒毀，罪魁禍首就是綿延6公里的木制平房。
第二次嬰兒潮時期，日本則出現了大面積的教師緊缺問題。60年代中后期，由于二戰后首批擴招教師逐步到達退休年齡，日本教師數量進入下降周期，以小學為例，1964年日本所有小學教師總數首次跌破30萬。但與教師數量減少對應的卻是學生數量的暴漲，1970年日本全國小學在校人數是800萬，此后一路上漲，到1982年突破1 200萬大關。
雖然60年代末期日本加大了教師的培養力度，但最高峰時小學教師與學生比依然一度接近1:40，而初高中的教師因為培養周期更長，所以更加稀缺。由于申請人數眾多但教育資源有限，所有的高中、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都以入學考試來篩選掉大部分申請者，彼時好學校招生名額30倍或者40倍的申請數是十分常見，幾乎不存在不需要考試就能讀的學校。
再加上家長普遍是50年代通過讀書從鄉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人，作為文憑改變命運的受益者，他們更是把學歷視為都市生存的首要法則，為了孩子上榜用盡一切手段。70年代，初高中的入學名額是絕對的政治硬通貨與資源交換工具，部分校長甚至會為一個入學名額收取2—3個家庭的禮物，家長們即使知道成功希望渺茫，但為了一點點入學的可能性也趨之若鶩。
在這種教育資源極度稀缺的背景下，日本社會也常常將70年代稱為“教員不足年代”。70年代中后期由于學歷競爭問題過于嚴重，政府不得不在1976年推出《新教育課程基準》要求為學生減負。但法案推出后由于擔心公立學校減負導致孩子學力下降，反而促進了日本私立中小學進一步興起，如今私立中學已經成為日本頂尖大學的絕對生源群體。
由于這段記憶對于民眾過于深刻，因此當第三次嬰兒潮到來之前，幾乎全社會都在認為擴招教師是必要的，必須防止第二次嬰兒潮時期嚴重的教師不足問題重演。
但這輪嬰兒潮真的來了嗎？
二、消失的嬰兒潮
1985年第三次嬰兒潮應對計劃公布，社會普遍預測90年代的每年出生人口在160萬左右。但1992年日本總共只出生了121萬人，而這已經是90年代的最高峰了。據統計，90年代全國僅出生了1 100萬人，比預期整整少了500萬人。
新生兒的斷崖式下跌，使得大量新建的婦產醫院與學校迎來閑置。幼兒園成了最先受到打擊的對象，90年代中期，僅東京一地每年倒閉的幼兒園數量就在30—50家左右。在老齡化加速的10年間，婦產科卻成了醫院里最清閑的科室。盡管日本在1995年緊急實施了“天使計劃”與“緊急保育”兩大刺激生育政策，但依然未能扭轉頹勢。
從社會演變趨勢看，第三次嬰兒潮的消失對社會的影響極為深遠，由于日本就此失去了每25年一次的人口生育周期，人口徹底進入長期下行的踩踏下行螺旋。2015年本應是80年代日本政府規劃的第四次嬰兒潮起點，但也就是在這一年新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萬大關。在第三次嬰兒潮消失的15年后，日本人口總量首次進入負增長狀態。而人口紅利的消失也讓日本制造業和科研產業失去了生力軍，從而深遠改變了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90年代各項政策不得不面臨緊急調整，而教育系統就是其中調整幅度最大的一環。
可以說，這輪嬰兒潮的消失打了政府與社會一個措手不及。
整個80年代，厚生省甚至沒有把“人口減少”作為社會性問題進行討論，就連“少子化危機”這個詞都要等到1992年才在人口白皮書中正式提出。因為受到兩次嬰兒潮的影響，日本專家基本認為人口減少都只是暫時性的，民眾非常確信每隔20—30年日本就會有一次嬰兒潮，“人口過剩警戒理論”在日本社會長期占據主流地位。
80年代房地產價格之所以如此瘋狂，也與當時盛行的第三次嬰兒潮后，日本人多地少情況將更加嚴峻的認知有關。
但少子化的問題并非沒有先兆，80年代經濟欠發達地區其實已經感受到寒意。1985年以后，巖手縣與秋田縣這些遠離三大都市圈的偏遠地區，以及完全以資源開發為導向的城市，因為經濟落后首先出現了人口外遷與生育率下滑。
但政府沒有對這一現象予以重視，反而還將其歸咎于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差異。當時任巖手縣知事的增田寬在全國知事大會提出“少子化問題應對議案”之時，反而被其他縣區官員指責是危言聳聽。相比較少子化問題，80年代各地政府更加關注的是老齡化問題。從政府到民間，至少在泡沫破裂以前，都不認為日本將迎來出生人口暴跌的風險，而從后來的發展來看，這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官員的人口警告并非危言聳聽。2024年巖手縣和沖繩縣已經成為日本少子化最嚴重的兩個城市，預計到2050年兩市人口將比1995年最頂峰時減少約50%。
作為日本最早提出少子化危機的人，如今已經成為人口問題專家的增田寬回憶這段往事時評價：全社會對于人口增長趨勢的嚴重誤判，導致80年代沒有及時采取措施提前刺激生育率，到90年代新生兒開始暴跌才幡然醒悟。
90年代之所以會有如此嚴重的生育斷崖，主要有兩個因素。第一個自然是大家熟知的經濟衰退，因為收入下降再加上失業潮，年輕人生育意愿大幅降低。但還有一個更加隱形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政府長期實施的限制生育政策的負面刺激。
1974年為了遏制人口過剩問題，人口事務委員會推出“兩孩宣言”半強制要求每個家庭只生兩個孩子。法案推出第二年，新生兒跌破200萬大關，到了1980年全國新生兒數量只剩下158萬人，創下二戰后最低值。
事后來看，如果在1980年第二次嬰兒潮結束的時點就停止“二孩宣言”政策，日本人口長期穩定增長的大趨勢還不會受到重大影響。但長期“人口過剩理論”的觀點影響下，該項政策又被延續了整整10年。1989年日本總和生育率跌破1.57，創下有史以來的新低，全社會爆發著名的“1.57人口沖擊”討論，年底日本泡沫經濟也走到終點。
泡沫經濟破裂是人口下跌的表面因素，但長期錯誤的人口政策才是導致少子化危機的真正元兇。
那么面對消失的嬰兒潮，日本政府的教育體系將面對哪些沖擊？
三、泡沫后的財政沖擊
1990年由于地產泡沫破裂帶來的經濟衰退沖擊，日本財政體系開始迅速惡化，至1992年社會迎來泡沫后首次財政赤字。雖然政府采取了擴張性的政策措施，擴大國債發行增加收入，但舉債的資金絕大多數都投向了大基礎建設領域，因為這可以快速帶動就業。整個90年代，全國每年的財政性投融資金額都保持在40萬億—50萬億日元，至1998年政府性質固定資產居然占到GDP的6.2%，是歐美同期的3.1倍。
有限的資金都投向了大基建領域，那么壓縮其他領域的資金就是必然的情況，而教育經費就是其中主要的削減對象。
經過80年代連續的教師大擴招與新建校園，教育經費占比從1985年開始持續攀升，至1991年教育經費已經占政府總支出的五分之一。由于過去40年日本采取的都是教育薪酬國庫支付制度，教師工資的三分之二都由國家財政承擔，這給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隨著經費削減，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政府面前，那就是當教育經費大幅縮減后，如何才能供養龐大的教師隊伍。經歷過70年代與80年代的兩輪教師大擴招，全國容納了100萬中小學教師。但消失的第三次嬰兒潮卻讓這批教師沒有了用武之地。
一邊是學生的不斷減少，一邊是教育經費的不斷縮減，最終政府于90年代啟動一系列中小學教師改革以緩解財政緊缺與教師過剩的壓力，而這就是在日本教育界備受爭議的平成教師大改革。
改革后，教育經費10年間縮減近5成，雖然大大緩解了財政壓力，但也讓教師的工作強度與淘汰壓力大幅升高，讓如今的日本教師成為過勞死最嚴重的黑色職業。
那么當年的日本究竟是如何進行這場改革，教師群體又受到了哪些影響？
四、教師大縮招（1992年至1995年）
1992年文部省啟動了泡沫后第一輪教師改革，而這也成了平成教師改革的開始。為了應對嚴重的教育資源冗余問題，減少新教師數量成了這次改革的核心。
至1995年，全國招聘教師數量相比較1989年已經縮減近60%。據統計整個80年代日本總計招聘了42萬名教師，而90年代只招聘18萬名。以受影響最大的小學教師為例，1991年全國招聘小學教師還有1.5萬名，到了1995年就已經減少到5 700名。
那么為何這輪縮招如此劇烈？其實除了降低財政支出以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化解第三次嬰兒潮擴招所形成的教師嚴重過剩問題。
1992年，第二次嬰兒潮的學生已經基本從中小學畢業，最晚到1998年最后一批嬰兒潮的孩子都將完成自己的高中學業。從數據來看，1986年全國小學人數為1 100萬人，到1995年就只剩下可憐的680萬人。雖然學生人數大幅減少了，但這10年間教師規模卻幾乎沒有發生變化。要知道這批教師都是泡沫經濟時期擴招的“高薪教師”。當時為了招聘到大學生，各地紛紛祭出高福利政策，但到了90年代，這就成了巨大的過剩的負擔。當時教師屬于國家公務員序列根本無法裁撤，因此只能選擇先減少新教師數量。
但縮編必然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大量教育專業學生無處就業。1995年全國教育學院就業率僅有50%，成為當時就業率最低的專業。教育本身就業渠道就十分單一，一旦未能成為教師就很難在就業市場找到工作。
據厚生勞動省統計，整個90年代全日本有100萬教育資格證持有者未能成為教師，其中大多數都是教育相關專業。后來這一問題也被稱為冰河時期教師就業困境。由于教育背景與文科十分相似，此后未能就業的他們又與文科專業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爭奪本就稀缺的文科崗位，最終導致教師就業困境逐步演變成90年代的文科就業困境。教育專業的學生們成了第一輪改革的犧牲品，或者說是日本少子化浪潮下的犧牲品。
那么犧牲如此巨大的情況下，這輪改革就此結束了嗎？
五、教育市場化改革（1996年至1998年）
1996年通過多年的大縮招，日本教育支出開始回落，當年占政府開支比例首次回落到12%以內。筆者要強調，雖然教育支出減少，但財政赤字卻更加嚴重了。這是因為泡沫破裂后社會失業率飆升，政府被迫啟動大基建計劃，創造海量就業以緩解失業潮，而這又產生了新的財政赤字。
面對這一財政困局，此后政府選擇繼續加大基建投入，這導致財政被進一步壓縮，而教育再次成為壓縮方向。而這也促成了泡沫后日本第二次教師改革。1996年底，日本啟動了第二次教師改革，當年政府提出經濟利益至上的教師市場化改革，此后義務教育由公益化向市場化轉變。而在這輪市場化改革中，推廣臨時教師制度與擴大教師工作范圍成為重點方向。
1.臨時教師制度改革
當時龐大的編制內教師給財政造成巨大的負擔，每年僅工資一項國庫支出就高達三萬億。由此政府提出需要對教師編制實施只出不進的總量控制，此后新增教師基本以合同制的臨時教師為主。根據文部省數據，改革后臨時教師數量增長近5倍，最高峰時占到全國教師總量的六分之一。
而通過該制度，正式教師數量被有序壓縮，此后5年正式教師數量被縮減近7萬人。但這輪改革又給學生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由于新增教師編制被嚴格管控，成為正式教師極為困難，甚至需要國會議員進行推薦。在此背景下，多數教育專業畢業生被迫成為臨時教師。但要知道臨時教師合同一年一簽極不穩定，收入也僅有正式教師的一半，這給后來的社會造成了十分嚴重的臨時教師貧困問題。但在當時，由于社會正處于失業潮期間，即使是沒有編制的臨時教師，也讓無數名校學生趨之若鶩。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00年東京地區的臨時教師報名錄取比例甚至低于9%。而其中大多是在縮編潮中沒有找到工作的教育專業學生。
可以說大縮招后的學生們再一次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2.工作擴大化改革
如果說臨時教師改革還只是傷害學生的利益，工作擴大化改革則是直接指向當時100萬編制教師。
1997年政府連續修訂教師考核體系，行政性事務的考核比重大幅提高。此后各學校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教師義務兼職，由于不再需要為這些工作支付薪水，改革后僅學校管理費一項就減少了4 000億支出。但筆者要說，雖然開支減少，教師的工作強度卻大幅提高了。
由于需要同時處理教學與行政工作，教師工作時間被不斷增加。據文部省統計，改革前教師工作已經十分忙碌，每周工作時長達到50個小時，但改革后竟直接突破62個小時。要知道日本過勞死的標準也不過60個小時。可以說教師們都在過勞死的邊緣掙扎。
此后為了繼續壓縮經費，政府又提出全科教師普及化，要求教師同時負責多個學科以壓縮人力成本，這導致其工作時間被進一步拉長。這也是教師在如今的日本被稱為黑色職業的原因，因為其工作強度即使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也是最高的存在。
但你以為他們面對的只有加班壓力嗎？
六、校園失控問題
當時教師還必須承擔來自社會的巨大心理壓力，而這就是讓日本教師聞風喪膽的校園失控問題。簡單來說，受到經濟崩潰導致的失業潮影響，學生們厭學情緒嚴重，認為即使努力讀書也不能找到好工作。而校園暴力案件更是呈幾何倍增長，1999年全國50%的刑事案件都與青少年有關，后來社會將這一問題稱為校園失控。
事實上校園失控問題的出現有極為復雜的因素。
家庭方面：泡沫破裂后大量家庭面臨高負債與負資產困境，離婚率不斷攀升，家庭暴力增多，家庭關系出現危機。很多小孩成長在單親家庭，這給他們帶來了十分消極的心理影響。到了90年代中期，日本小學課堂已經普遍出現無序管理的狀態，當時被稱為“班級崩潰”。
社會方面：90年代日本正處于學歷社會逐漸崩潰的過程，社會逐漸從學歷社會向能力社會轉變，新老思想對立加劇。一方面社會還有很強烈的學歷高低決定一切等舊有意識形態，但經過激烈的考試競爭，在漫長的學歷軍備競賽中考上大學的人卻發現，即使有好文憑也很難找到工作，學習的價值開始受到嚴重的質疑。
學校方面：教育市場化改革后，學生及家長有權影響老師的績效，這導致學生與老師的地位從師生關系變成了顧客與服務員的關系，日本過去尊師重道的氛圍蕩然無存。過去的留校與罰站等懲戒手段被禁止，教育不知不覺間由尊師重教的狀態走到了老師害怕學生的狀態，幾乎學生身上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跟學校掛鉤，進一步加大了教師的心理壓力。
再加上，出生于泡沫經濟時期的孩子，從小富裕的生活使他們養成了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生活習慣，幾乎難以適應經濟下行的生活。但地產泡沫破裂后大量中產返貧，孩子們的父母無法再提供優渥的生活，但從小坐商務艙的孩子又怎能習慣經濟艙，于是他們選擇向社會釋放自己的不滿。1988年，日本發生了極為轟動的“女高中生水泥藏尸案”，四名施暴者均未成年，主要來自單親家庭。
這輪校園崩潰的原因是復雜的，但當時的社會并不認為這是經濟與社會問題，而是歸結于教師的管理能力不足，家長們認為是教師不負責導致教育質量下滑。
而反映這種社會情緒最好的例子，就是2000年以后《龍櫻》與《極道鮮師》等黑道教師電視劇的爆火。這些電視劇的劇情通常是：黑道老師通過強力手段管理班級，最終讓學生們考上名牌大學。而這恰恰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教師能力的失望，認為即使是坐過牢的黑幫成員也比這些教師們更有能力。
迫于社會大眾的不滿情緒，1999年文部省修訂新的考核標準，強制要求教師降低所在班級的學生犯罪率。但今天的我們都知道，校園失控的本質是經濟問題，這又怎么可能是教師可以解決的。
但民眾的不理解與政府的一再施壓，又讓曾經備受尊敬的職業成為經濟崩潰后社會的出氣筒，許多教師出現嚴重的自我否定情緒。而這也是教師在如今的日本被稱為黑色職業的原因，因為他們承受的生理與心理壓力，遠超其他職業。至2000年，通過近10年的改革，日本教師人數首次被壓縮至80萬以內，同時教育經費占總支出比例也壓縮至10%以內。
那么這場對教師們影響巨大的改革，到這里結束了嗎？
七、大部制改革與教師改制的沖擊
由于長期的經濟衰退與過量的大基建投資，2001年日本財政已經處于崩潰狀態，在此背景下，政府啟動了那場被無數公務員視為夢魘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后原有22個國家部門被削減至僅有12個，海量公務人員失業。這場改革在不同領域都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這場改革在鄉村被稱為平成大合并，導致一半的基層崗位被裁撤。它在高校引發了國立法人化改革，此后大學被迫自負盈虧。而對于教師，這場改革則被稱為身份改制。關于平成大合并與國立法人改革我在此前章節已經回顧了，這里就不再贅述，本章主要說說身份改制。
2003年，由于國庫無力負擔龐大的教師隊伍的開支，政府決定對教師身份進行改制。此后教師不再等同于國家公務員身份。政府將學校的實際管理權限移交給地方，改制后中央每年只承擔教師30%的工資，剩下經費均由地方自籌。這場改革大大緩解了中央財政壓力，每年僅教師工資一項就減少了1.5萬億支出。但這場改制卻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社會各界普遍批評這輪改制是將教師群體作為財政負擔，不負責任地扔給地方政府。
改制后教師的命運究竟如何？在遭遇“平成大合并”的沖擊后，各地方財政根本沒有能力負擔如此龐大的教師隊伍開支，一場史無前例的教師降薪浪潮就此開啟。2003年，文部省宣布修改已經實施近30年的教育公務員特例法，教師的法定津貼被大幅削減。2004年，文部省廢除教育人才確保法，此后中央不再干預教師的工資待遇，各地可按照自身財政情況自行調整。
法案廢除后各地紛紛下調教師工資。
據統計，降薪潮期間，日本教師綜合工資下降近30%，2007年其平均工資甚至一度低于430萬日元。要知道作為日本工作強度最大的職業，教師每月加班時長超過80個小時，這導致其時薪甚至一度低于派遣員工。
但比降薪更可怕的是鐵飯碗被打破。由于不再歸屬于國家公務員序列，再加上當時社會因為校園失控問題對教師的怨氣。2006年日本推出不合規教師考核法（不適切教師管理辦法），教師一旦考核不通過就有可能面臨失業。據統計法案推出首年有900名教師未能通過考核。
此后教師考核更是一路從嚴，出現過僅因數次缺勤就差點不能通過考核的案例。要知道當時還處于就業冰河時期，一旦失業就只能成為派遣員工，這種嚴酷的考核制度讓教師們充滿恐懼，不敢請假更害怕生病。最終在高強度的加班、降薪與連續不斷的考核壓力中，日本教師終于出現了群體性崩潰。
2003年后，教師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持續升高，最高峰的2010年，全日本輕度抑郁的教師占比高達30%。更有7 000名教師因為精神壓力過大選擇辭職，占當年教師總數的1%。據厚生勞動省統計，改制后每年有超過100名教師因壓力過大選擇自殺，成為日本自殺風險率最高的職業。
尾記
2014年后，隨著70年嬰兒潮時期大擴招的教師逐步退休，日本逐漸從教師過剩走向了教師緊缺，至2020年全國有11%的中小學存在教師缺口。此后政府開始不斷擴招教師。
2024年招聘數量更是再次突破4萬人，而日本上一次教師招聘超過4萬人，還是在泡沫經濟時期，距今已經超過35年，如今教師荒已經成為日本各學校最亟待解決的問題。
本章我們梳理了教師在泡沫經濟前后的起與落，那么作為“醫師公”三大職業的最后一類，醫生群體面對的困境又與公務員、教師有何不同？下一章我們將詳細對此進行深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