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重慶市長黃奇帆：減少出口退稅，把財政資金用國內的民生上面。

12月21日，前重慶市長黃奇帆提了一個大膽的建議：“減少出口退稅，然后把更多的財政資金用于國內的民生上面。”
他話音剛落，會議現場一度陷入短暫的安靜，不是沒人聽懂，而是很多人沒想到他會在這樣一個高規格、全是金融大佬聚集的場合，說出這番“逆勢”的話。
在深圳香蜜湖金融年會上，黃奇帆這位曾在中國經濟最動蕩的年代執掌重慶、以政策敏銳和實干著稱的“老法師”，再次站到了風口浪尖。
他不是第一次提出“非常規”的建議，但這一次，他把矛頭對準了一個30年來被視為“外貿發動機”的核心政策工具：出口退稅。
黃奇帆的意思很清楚：過去的模式，是靠退稅讓企業便宜點把貨賣到國外，現在，是時候停下來想一想，為什么我們還要拿著納稅人的錢去“補貼”海外消費者？
有些人聽完不以為然，甚至有些反感，一位在場的出口企業代表私下里說：“黃市長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們這行要是沒了退稅，利潤直接砍一半。”
但就是這種“砍一半”的恐懼，恰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中國的部分出口產業，已經過度依賴政策加持，缺了退稅就活不下去。
從黃奇帆的語氣中可以看出，他不是要“一刀切”，而是主張“分類調整”，不是所有退稅都要砍，而是該砍的要砍，不該砍的繼續保。
比如那些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已經不適合再用國家的錢去“撐著賣”；
像高端裝備、新能源技術這些真正能提升中國制造含金量的出口產品，政策支持可以繼續給，甚至要加碼。
這個邏輯不復雜，卻非常現實，早在之前，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已經開始試水。
取消了59種產品的出口退稅，大多是銅材、鋁材、鋼材等“兩高一資”的產品，并把光伏、電池這類產品的退稅率從13%降到了9%。
表面上是稅收政策的調整，本質上是國家在給企業“斷奶”，逼他們從“靠補貼”走向“靠創新”。
黃奇帆的建議之所以引發強烈反響，是因為他并不止步于財政層面的“節流”，還點出了“開源”的方向：
把這部分退稅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于民生和內需，建立起一個更健康的內循環體系。
他說：“你想讓老百姓多花錢，首先得讓他們有錢花、有時間花。”
在今天的中國，恰恰是最關鍵的癥結，我們的消費力提升一直被“收入增長慢+休假制度難落實”兩個鉗子夾住。
黃奇帆點出方向——提高最低工資，占比更大的勞動報酬初次分配比例，落實帶薪休假，才是內需能不能起來的關鍵。
這個建議背后是一個基本判斷：中國制造已經不是過去那個靠便宜勞動力和大規模加工取勝的階段了。
當“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的時代過去，中國的出口結構和產業能力也早就變了。
現在的中國出口，80%以上是“國內附加值”產品，和以前那種“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已經不是一個層次。
我們有了自己的工業體系、供應鏈、研發能力，甚至在電動車、新能源、5G通信等領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換句話說：不是我們離不開退稅，而是退稅政策沒跟上我們產業能力的進步。
黃奇帆的這番話，其實是在為一個更大的轉型布棋，他不是為了“省點錢”，而是看到了一個結構性問題：
我們用大量財政去養著部分低效、低附加值的出口行業，等于在用國家資源延長一部分企業的“落后紅利”。
與此同時，真正能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民生領域，卻面臨投入不足的問題，這種資源錯配，遲早要調整。
他提出的另一個關鍵點，是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他大膽預測：未來十年人民幣可能從現在的7左右升到6。
這在出口導向型國家聽起來像個“噩夢”，但他反而認為這是戰略機會——升值能提升我們的全球購買力，能讓中國消費者買到更便宜的先進設備、高質量消費品，同時倒逼出口企業提升產品附加值，不再靠壓價拼市場。
這，和減少退稅是一套組合拳：把“不該補的”砍掉，把“該放的”放開，讓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脫穎而出，讓民生和消費在內循環中成為新的經濟支柱。
政策改革從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取舍問題。
減少出口退稅，增加民生投入，是一次對路徑依賴的破局，是一次對發展邏輯的重構。
這不是簡單的“左口袋進右口袋出”，而是對“錢花在哪兒最有效”的一次深度思考。
中國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的轉型，不能只靠老辦法續命。
黃奇帆給出的這組改革建議，不一定完美，但至少拋出了問題、提供了思路，給了外界一個觀察中國下一步政策動向的窗口。
而這，正是今天中國經濟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個“穩增長”的口號，而是有人敢講真話，敢摸痛點，敢拿出實打實的改革組合拳。
未來的中國經濟，必須在“減退稅、保民生”之間，找到新的增長邏輯，而這，正是黃奇帆試圖告訴我們的方向。
信源：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促進貿易平衡發展 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增加帶薪休假 2025年12月21日 13:04 新浪證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