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6800元從南京博物院“賣”出,如今估價8800萬準備拍賣,中間隔的不是時間,而是一紙“贗品”鑒定。
當龐家后人龐叔令,在預展現場認出這幅祖輩無償捐贈的國寶時,整個文博圈炸了。
更令人脊背發涼的是,操刀這段“真品變贗品、國寶變商品”操作的,正是時任南博院長徐湖平。
12月23日中午,82歲的徐湖平與妻子,被帶離南京玄武區,那棟490平米的民國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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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說,前一晚他家燈亮了一整夜,“像在收拾什么”。而就在幾天前,他還對外堅稱:“這事與我無關。”
可事實,早已層層剝開。
徐湖平高中畢業,退伍軍人,無任何文博專業背景,卻主政中國頂級博物館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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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他是“紅二代”,父親徐志明是參加過“平江起義”的老紅軍,母親曾任三甲醫院院長。
1973年,他調入南博從總務做起,12年后破格提拔為副院長,1985年直接躍升正處,跳過所有常規晉升臺階。
權力集中得驚人:他同時擔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和江蘇省文物總店法人代表,一邊審批文物調撥,一邊經營文物銷售。這種“既當裁判又當球員”的角色重疊,為利益輸送埋下天然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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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子女,恰好卡在鏈條兩端:
兒子徐湘江深耕拍賣行,活躍于長三角收藏圈;
女兒徐鶯研究“龐萊臣虛齋收藏體系”,甚至一度自稱“龐氏后人”,后被龐家通過法律辟謠。
一家三口,父親掌鑒定權,兒子控銷售渠道,女兒“研究”捐贈家族,若純屬巧合,未免太過戲劇;若有貓膩,則堪稱精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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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證據早已浮出水面:
2001年,南博以6800元將《江南春》售出,買家欄只寫“顧客”;1997年文物調撥單,“批準人”赫然是徐湖平簽名;
退休職工郭禮典實名舉報多年,指其操作“真品定贗、低價轉售、拍賣洗白”流水線;更有42名職工早在2008年聯名舉報,卻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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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贗品”鑒定,漏洞百出:參與專家名單模糊,資質存疑;1986年謝稚柳等大家到訪南博時,此畫竟未被拿出供鑒,若真是贗品,何必藏匿?
如今,國家文物局聯合多部門成立專項調查組,紀委監委、公安同步介入。這不是普通內部核查,而是刑事級別的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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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眾的憤怒,不止于一幅畫。
網友紛紛追問:“我們去博物館看到的,是不是很多都是贗品?”
這話聽著刺耳,卻折射出深層信任危機,當守護國寶的機構,可能成為流失源頭,誰還能安心相信展柜里的“真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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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不能因個案否定整個文博系統。
南博確實在徐湖平任內完成擴建、提升展覽水平,他也曾獲國家津貼、受高校聘任。個人奮斗值得尊重,但制度漏洞更需警惕。
問題不在他有沒有能力,而在權力是否被關進籠子。
一個人同時掌控鑒定、調撥、銷售全鏈條,缺乏第三方監督,再清廉的人也難抵誘惑,更何況利益盤根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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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憂心的,是舉報機制的失效。
郭禮典冒死發聲幾十年,卻被邊緣化,如今又接到大量恐嚇電話;42人聯名信如泥牛入海。若非《江南春》天價曝光引發輿論海嘯,這場黑幕或許仍在沉睡。
文物保護,從來不只是技術活,更是良心活。
每一件文物,都是民族記憶的載體。它們不該淪為某些人“資產增值”的工具,更不該在制度縫隙中悄然流失。
徐湖平案,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權力缺乏制衡的危險,人心貪婪的丑陋,還照出了普通人守護文明火種的堅持,龐叔令奔走維權,郭禮典冒死舉報,媒體頂壓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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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些微光,撐住了文化的底線。
如今,調查正在進行。我們不做有罪推定,但必須追問:
那137件龐氏舊藏,還有多少流落在外?
那些被“鑒定為贗品”的國寶,能否重回國家懷抱?
文博系統的監督機制,何時才能真正閉環?
答案,不僅關乎正義,更關乎未來。因為如果連博物館都不再安全,我們的歷史,還能安放于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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