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軍人守土有責，張學良不抵抗放棄東北是其人生中一大敗筆

人們總能想到西安城里的那場兵諫，那是扭轉乾坤的大手筆。

可在這之前，還有一件事，像一塊洗不掉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人生履歷上，也刻在了三千萬東北同胞的心上。

1931年那個秋夜，當日本關東軍的炮火撕開沈陽的寧靜時，手握數十萬東北軍的最高統帥，卻下了一道讓后人百思不解的命令。

軍人守土有責，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可他，選擇了不抵抗。

一夜之間，山河變色。

很多人替他辯解，說有南京的電令，說他有難言的苦衷。

但當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回到那個關鍵的時刻，會發現，放棄東北這步棋，或許早在他親手扣動另一次扳機時，就已經注定了。

1929年1月10號沈陽大帥府的老虎廳里，氣氛有點不對勁。

楊宇霆這人，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高材生，曾是張作霖的首席智囊，本事大，架子也大。

老帥剛走半年，他見著張學良，還是一口一個“司令官兒”，全然不把這位少帥放在眼里。

這回，他更是沒跟張學良商量，直接就要把東北的鐵路大權交給常蔭槐。

這番“逼宮”，徹底點燃了張學良心里的那把火。

他強壓著怒氣，說先吃飯，晚上再說。

兩人一走，張學良立刻叫來了警務處長高紀毅。

他咬著牙說，“我不殺他們，這個司令還怎么當？”

據說，在下這個決心前，這位一向不信鬼神的少帥，在屋里反復拋了六次一枚銀元，每一次的結果，都指向了“殺”。

當晚八點，楊、常二人再進老虎廳時，迎接他們的，是門外埋伏好的衛兵和幾聲清脆的槍響。

槍聲過后，張學良為自己鞏固了地位，東北軍內部再沒人敢小瞧他。

但他也親手除掉了父親留給他最重要的智囊。

楊宇霆雖然跋扈，卻是整個奉系里最懂日本，也最善于在復雜外交中搞平衡的人。

這一槍，讓年輕的少帥身邊，再也沒有了能踩住剎車的老臣。

沒了楊宇霆的制衡，張學良的膽子更大了。

他先是強行收回中東路，結果被蘇聯紅軍打得一敗涂地，南京許諾的援兵連個影子都沒見著，讓他第一次嘗到了孤立無援的滋味。

但緊接著，1930年中原大戰，他又靠著通電入關，幫蔣介石鎖定勝局，一躍成為民國第二人，風光無限。

可這潑天的富貴，是以東北防務空虛為代價的。

他把十幾萬最精銳的部隊帶進了關內，把一片廣袤的黑土地，幾乎變成了一座不設防的空城。

日本人，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1931年9月18日夜里十點多，沈陽柳條湖一聲爆炸，日本關東軍隨即炮轟東北軍駐地北大營。

駐守沈陽的參謀長榮臻連夜給遠在北京協和醫院養病的張學良打電話請示。

電話那頭，張學良下達了那道要命的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入庫房，挺著死。”

他為什么會下這樣的命令？

晚年的張學良自己說，是他判斷錯了。

他以為這和以往一樣，只是日本軍人的一次小規模挑釁，日本政府會出面制止，國際聯盟也會出來調停。

他天真地相信，日本作為一個立憲國家，軍隊不能隨意對外開戰。

他忘了，僅僅半年前，他才在中東路事件中被蘇聯人結結實實地教訓過一次。

于是，北大營八千多名裝備精良的東北軍，面對僅僅幾百人的日軍進攻，幾乎沒做任何抵抗。

營長王鐵漢急得直跺腳，最后自作主張組織了一次反擊，可打退日軍后接到的命令，依然是立刻撤退。

一夜之間，沈陽陷落。

第二天，張學良還在對記者表示，是他下令不許抵抗，以避免事態擴大。

他還在夢里，等著國際社會來主持公道。

沈陽的輕易得手，讓日本人的野心迅速膨脹。

短短一個月，奉天、長春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

全國輿論一片嘩然，聲討“不抵抗將軍”的罵聲鋪天蓋地。

東北軍的行政機構撤到了錦州，這里是連接東北和華北的咽喉，是榆關的屏障。

守住錦州，就等于保住了華北的大門。

這時，黑龍江的馬占山在嫩江橋打響了抗日第一槍，舉國振奮。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錦州，聚焦在張學良身上。

這似乎是他洗刷恥辱、證明自己的最后機會。

只要他下令死守，憑借錦州的地理位置和尚存的東北軍主力，未必不能與日軍一戰。

張學良又一次猶豫了。

他怕了。他怕一旦在錦州和日軍主力拼光了老本，日本人再用海軍從海上騷擾平津地區，那他不僅東北保不住，連華北的地盤也得丟，自己就徹底成了個光桿司令。

這種“軍隊是我的，地盤丟了可以再圖”的軍閥思維，在最關鍵的時刻，再次壓倒了“軍人守土有責”的天職。

1931年12月底，在全國一片“積極抵抗”的呼聲中，張學良置南京的電令于不顧，開始命令錦州駐軍全線撤退。

1932年1月3日，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

至此，東北三省徹底淪陷。

他事后發通電說“我軍奮勇應戰”，但這謊言，騙不了任何人。

東北的淪陷，讓張學良從人生的頂峰，一夜之間跌落谷底，背上了千古罵名。

他晚年在美國接受采訪時，還在為自己辯解，說“‘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我是一點不認這個賬的”，他承認自己判斷失誤，但認為不抵抗的決策本身沒錯。

他甚至有些委屈地說，“我們張家父子，如果不是為了愛國，會有這種下場嗎？”

可歷史的細節，往往最不留情面。

有人翻出舊事，說起他的父親張作霖。

當年外蒙在白俄勢力的煽動下搞獨立，北洋政府湊了幾百萬銀元軍費，請勢力范圍最接近的張作霖出兵收復。

張作霖一面把錢收了，一面卻找各種理由推脫，生怕出兵蒙古會損耗自己的實力，讓直系軍閥趁虛而入。

就在他的推搡之間，中央政府徹底失去了對蒙古的控制。

老子丟了外蒙，兒子棄了東北。

這句評價或許有些刻薄，但背后反映出的，是同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自己的軍隊和地盤，永遠比國家的領土完整更重要。

1936年，張學良在西安發動兵諫，逼蔣抗日，用后半生的自由，換來了民族的一線生機，也為自己挽回了些許聲譽。

但那片被他親手放棄的黑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掙扎了十四年的三千萬同胞，終究成了他一生無法彌補的遺憾。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在他的辦公室里，打開了一個鐵柜，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枚銀元。

他們或許不會想到，就是這枚小小的錢幣，曾在某個寒夜里，決定了東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