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在1956年把八件祖傳的珍貴文物全部捐給了國家,其中包括陸機的《平復帖》、展子虔的《游春圖》以及杜牧和范仲淹的親筆手稿,這些不是普通的古董,每一件都是世上僅有的孤品,放到今天的拍賣行里都能賣出極高的價格,政府曾打算獎勵他二十萬元,但張伯駒沒有接受,最終只收取了三萬元,隨后用這筆錢買了公債,又捐獻給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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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底很厚,住的是北京李蓮英的老宅子,院子有十五畝地那么大,為了買下《游春圖》,他就把房子給賣了,帶著老婆孩子搬進了小破屋,這不是因為窮得沒辦法,而是他自己選的,別人用錢換房子,他用房子換畫,那時候外國商人和古董販子都在盯著這些文物,他寧可自己住得差一點,也不讓東西流到國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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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他在上海遭遇綁架,被關押八個月之久,綁匪起初索要三百萬贖金,還逼迫他交出收藏的字畫,他堅持絕食抗爭,表示絕不會支付贖金,若要強奪畫作,只能抬著他的尸體離開,綁匪最終難以支撐,加上輿論壓力持續加劇,只好降低贖金條件將他釋放,他的珍貴藏品一件都沒有丟失,這件事聽起來如同電影情節,卻是真實發生過的,他不是舍不得那些畫,而是把生命都賭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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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原本唱戲,出身不算好,卻從不抱怨丈夫花錢買畫,她賣掉自己的首飾幫丈夫湊錢,房子賣了也隨他搬家,畫捐了獎金也不要,她不是那種常說的賢內助,而是與丈夫一同擔起文化責任的人,這事放在現在可能很多人覺得傻,可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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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日子變得艱難,文革時期他被劃為右派,被下放到吉林博物館工作,即使自己窮得一無所有,他依然幫助館里鑒定文物,四處尋找低價收購的機會,到1982年他病重住院,因為沒有相應級別,醫院不安排單間病房,最終在八人間的病房里去世,臨終前沒人了解他承受的痛苦,也沒人詢問他需要什么待遇,他留下的物品只有幾件舊衣服、一些手稿和幾幅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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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們搞收藏,大多是為了讓東西變得更值錢,像張伯駒那樣把家產全部投進去,還不求任何回報的做法,幾乎沒人會做,博物館那邊是希望有人捐贈的,但現有的制度沒給捐贈者足夠動力,張伯駒不是靠喊愛國口號出名,他是真心認為這些畫作不單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整個文化傳承,這種想法在今天聽起來,已經有點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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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還在展出《游春圖》,南京也辦了張伯駒的特展,很多人去看,但沒人公開說他是現在收藏界的榜樣,因為他這個人太不一般了,他做事不按市場那一套來,不談價錢,也不圖回報,他的窮是因為體制沒給他合適的位置,他的富是把文化當成了自己命里最珍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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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顯得多么了不起,只是過得明白,別人看重的東西他不在意,別人覺得沒用的他卻看得和生命一樣重要,現在到處都在談論價值,可真正的價值是什么,這個人用一生給出了一個回答,這個回答或許沒人愿意認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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