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堅法師：大宋宰相文彥博與巴蜀佛教的情緣——以知益州時期寺院救荒為切入點

大宋宰相文彥博與巴蜀佛教的情緣

—— 以知益州時期寺院救荒為切入點

文彥博（1006—1097），字寬夫，號伊叟，北宋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四朝宰相，出將入相五十年，封潞國公，享年92歲，有《文潞公集》，是北宋政壇重要人物。北宋慶歷四年（1044年），時年37歲的文彥博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今成都），開啟了其宦海生涯中一段關鍵的地方主政生涯。巴蜀之地自唐以來便是佛教重鎮，“緇徒云集，梵剎相望”，禪、凈、密諸宗交融共生，高僧輩出。文彥博在治蜀期間，以寺院慈善活動之救濟糧荒饑民為契機，深度介入巴蜀佛教事務，與禪門宗匠、凈土高僧交游論道，既借佛教之力紓解民生困局，又于僧俗互動中汲取理政智慧，為其日后躋身宰輔、經略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

宋代巴蜀佛教諸宗形勢

北宋巴蜀佛教，承唐代余緒而臻于鼎盛，呈現出“諸宗競秀，禪凈交融，密教遺存”的格局，為文彥博的僧俗交往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一）禪宗主導，臨濟云門并盛

北宋巴蜀禪宗以臨濟宗、云門宗為核心，形成頗具地域特色的“蜀禪”風貌。昭覺寺作為臨濟宗在西南的重要道場，“殿宇宏麗，為西南第一”（《成都府志》卷三十七），彼時由黃龍派先驅懷璉禪師住持。懷璉禪師“機鋒峻烈，善啟人心”，《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一載其“住成都昭覺寺，衲子輻輳，宗風大振”。云門宗雖發源于江南，然其法脈在巴蜀影響深遠，雪竇重顯禪師“名振海內，蜀地士大夫多慕其道”（《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二）。此外，黃龍宗亦在川北地區扎根傳播，與臨濟、云門二宗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共同構成巴蜀禪宗的主體。

（二）凈土普及，僧俗共修成風

凈土宗雖未在巴蜀形成獨立的大型宗派道場，卻以“簡便易行”的念佛法門深入民間與士大夫階層。《廬山蓮宗寶鑒》卷四載：“蜀地禪院多附設凈土堂，僧眾晨夕念佛，士庶相從者眾。”這種“禪凈雙修”的模式，成為巴蜀佛教的顯著特征。慶歷年間，大慈寺、昭覺寺等寺院均有凈土宗僧人駐錫，他們“以念佛為常課，以濟度為己任”，為后來文彥博借寺院開展救荒賑濟埋下伏筆。

（三）密教遺存，顯密融合發展

唐代川蜀密教（如柳本尊教）的影響至北宋正在興盛時期，川西部分寺院仍保留密教造像與儀軌。《蜀中廣記》卷九十六載：“成都大慈寺存有唐時密教天王造像，宋時僧眾于像前祈福，兼行顯宗儀軌。”這種顯密融合的特質，豐富了巴蜀佛教的文化內涵，也使得巴蜀寺院的社會功能更為多元。

正是這樣一種“高僧如云，諸宗并盛”的佛教格局，讓文彥博在治蜀期間得以與不同宗派的僧人深度交往，開啟了一段“以教輔政，以政護教”的特殊歷程。

二

文彥博與巴蜀佛寺的慈善聯動

慶歷年間，蜀地災荒不斷，曾市面米價暴漲，《救荒活民書》卷二載：“慶歷中，益州米價騰貴，民有饑色，前吏限購平糶，反致商賈囤糧，民怨愈甚。”文彥博到任后，摒棄此前“強制壓價、限量售米”的僵化舉措，轉而借力巴蜀寺院的資源與公信力，開創了“官寺聯動”平抑物價的救荒新模式，成為其與巴蜀佛教結緣的起點，乃至影響到他的一生為官之道。

（一）借寺設點，僧眾助力賑濟

文彥博深知巴蜀寺院慈善功德，名滿全國，遂決定“假大慈寺、昭覺寺等十八處寺院設糶米點”（《成都府志》卷三十七），并邀請寺中僧人參與賑濟事務。史料記載：“彥博降價售米且不限數量，令寺僧掌收糴、散糧之職，民持錢往糴，秩序井然”。寺院不僅提供了寬敞的場地，更憑借僧眾在民間的聲望，消解了百姓的搶購恐慌。文彥博在《贈大慈寺凈土僧》一詩中寫道：“錦城古寺倚云岑，佛號聲聲徹梵林。愿借彌陀甘露水，遍滋四海旱苗心。”（《廬山蓮宗寶鑒》卷四）詩中“甘露水”一語雙關，既指佛法的慈悲，亦指賑濟的米糧，足見其對僧眾助力的感念。

（二）陳米易新，兼顧倉儲與民生

文彥博的寺院救荒之舉，并非單純的施粥放糧，而是兼具“平抑物價”與“糧食周轉”的雙重考量。《救荒活民書》卷二明確記載：“彥博令官倉以陳米易民間新米，儲于寺院倉廩，既解民間百姓新出米價低賤傷農的燃眉之急，又實現陳米更新，一舉兩得。”巴蜀寺院長期經營寺田莊園，擁有成熟的慈善倉儲如義倉等管理經驗，“僧眾善防潮通風之術，官倉陳米經寺院保管，損耗大減”（《蜀中廣記》卷六十六）。這種“官管糧源、寺管倉儲、僧管散糧”的協作模式，極大提升了救荒效率，百姓搶購之潮平息，次日便實現“市場米價應聲下跌”（《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三），成為北宋救荒史上的經典案例。

（三）捐俸造像，護持佛教發展

為感念僧眾在救荒中的功績，文彥博“捐俸造阿彌陀佛像二尊，分供大慈寺、昭覺寺”（《成都府志》卷三十七）。此舉既是對佛教慈善精神的褒揚，亦是其護持巴蜀佛教的直接體現。《潞公集》卷九載其造像記曰：“蜀僧助吾救荒，功不可沒。造像以紀之，愿佛法常存，庇佑生民。”這種“以政護教”的舉措，贏得了巴蜀僧團的廣泛認同，也為其后續與高僧的深度交往鋪平了道路。

三

奠定治國理政根基

文彥博在借寺院救荒之余，與巴蜀高僧談禪論道，從佛法義理中汲取理政智慧，其交往事跡多見于僧傳、文集，史料詳實，可考可證。

（一）與懷璉論禪：悟“牧牛”之道，明治國之理

昭覺寺懷璉禪師是文彥博在蜀期間交往最為密切的禪門高僧。《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一載：“彥博數詣昭覺寺，與懷璉論禪。璉嘗謂公曰：‘治天下如牧牛，貴在去其羈絆，任其自在。’公深然之。”懷璉以“牧牛”為喻，點撥文彥博治國當“寬嚴相濟，不執一端”，這一理念深刻影響了文彥博的理政風格。他在治蜀期間，一方面“裁之以法，懲治豪強胥吏”（《宋史·文彥博傳》），另一方面“寬恤民生，不與民爭利”，正是對“牧牛之道”的實踐。文彥博曾為懷璉禪房題詩：“竹影松風滿院秋，焚香默坐思悠悠。蒲團一榻渾閑事，世事浮云任去留。”（《禪林類聚》卷二十五）詩中盡顯其從禪理中悟得的“不滯于物”的為政定力，這種定力支撐他在日后的慶歷黨爭、熙寧變法等政治風波中始終保持清醒。

（二）與重顯寄詩：拓人脈之廣，聯江南禪林

雪竇重顯禪師是云門宗巨匠，時居明州雪竇山，文彥博聞其名后，“遣使致書，邀入益州說法”（《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二）。重顯以老病辭，寄偈曰：“蜀地錦城真樂國，文殊大圣厭囂塵。”文彥博得偈后，更加仰慕禪風。文彥博在《寄雪竇重顯禪師》一詩中寫道：“千里遙瞻窣堵波，梵音流處隔煙蘿。何當一叩曹溪路，共聽靈山舊世尊。”（《潞公集》卷九）詩句中飽含對禪宗心法的向往，也暗含其借宗教人脈拓展政治資源的深意。此次交往雖未實現重顯入蜀，卻為文彥博日后處理全國佛教事務積累了跨區域的宗教人脈。

（三）與凈土僧游：植信仰之根，啟晚年結社之志

文彥博與巴蜀凈土僧的交往，不僅限于救荒合作，更在潛移默化中深化了其凈土信仰。《廬山蓮宗寶鑒》卷四載：“彥博早年鎮蜀，與蜀僧結凈緣，后歸京師，遂倡十萬人生凈土會，蓋濫觴于蜀也。”巴蜀凈土僧“晨夕念佛，精進不輟”的修行風范，讓文彥博深受觸動。他在蜀期間便常“焚香誦經，專念阿彌陀佛”（《東都事略》卷六十二），這種信仰積淀，最終促成其晚年在京師發起十萬人凈土會，成為北宋士大夫凈土信仰的標志性事件。

四

文彥博與巴蜀佛教互動的深遠影響

文彥博知益州期間與巴蜀佛教的結緣，絕非一時之興，而是深刻影響了其政治生涯的走向，也為北宋政教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典范。

（一）對文彥博個人理政的影響

從巴蜀佛教中汲取的“寬嚴相濟”“以教輔政”理念，成為文彥博日后治國理政的重要指導思想。慶歷七年（1047年），文彥博調任樞密副使，入京參與中樞決策，其在蜀期間開創的“官寺聯動”賑濟模式，被推廣至全國多個地區。而從禪理中悟得的“世事浮云”的心態，更讓他在宦海沉浮中寵辱不驚。皇祐三年（1051年），文彥博遭唐介彈劾罷相，卻能以“蒲團一榻渾閑事”自解，最終快速復起，這與他在巴蜀期間的禪修體悟密不可分。

（二）對巴蜀佛教發展的影響

文彥博的護持之舉，進一步推動了巴蜀佛教的興盛。他捐俸修繕的大慈寺、昭覺寺，成為北宋巴蜀佛教的核心道場；他建立的雪竇閣，促進了巴蜀禪林與江南禪林的交流；他與高僧的交往事跡，被載入佛教史籍，提升了巴蜀佛教在全國的地位。《佛法金湯編》卷八評價曰：“潞公鎮蜀，護持佛法，獎掖高僧，蜀地緇素受益良多，宗風因之愈振。”

（三）對北宋政教關系的影響

文彥博在蜀期間踐行的“護持與規制并行”的佛教政策，為北宋地方官處理政教關系提供了范式。他一方面優禮高德高僧，借佛教之力紓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重申度牒制度，整肅寺院清規，“嚴禁僧俗混淆、寺產侵奪”（《宋史·文彥博傳》），實現了政教之間的良性互動。這種“政教協同”的模式，被后世諸多地方官借鑒，成為北宋政教關系的主流形態。

五

結 語

文彥博與巴蜀佛教的情緣，始于慶歷年間的益州救荒，興于與懷璉、重顯等高僧的談禪論道，終于其晚年對凈土信仰的弘揚與踐行。這段情緣，不僅是一位北宋名臣與一方佛教圣地的雙向奔赴，更是中國古代政教關系、士僧交往的生動縮影。從巴蜀寺院的救荒糧倉，到京師的十萬人凈土會；從懷璉禪師的“牧牛之喻”，到文彥博的“寬嚴之政”，史料中的字字句句，都印證著這段情緣的深厚與綿長。而文彥博從巴蜀佛教中汲取的智慧，也最終化為其經略天下的堅實根基，成就了一代名相的不朽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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