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虛構與真實的邊界之間

本文轉自：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

2025年11月8日至9日，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IDF）“紀錄之光”巡展北京站主題論壇——“迷失在虛構與真實的邊界之間”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本次論壇圍繞本站主題之一“再見真實”及展映片單中的《善良的心》《鳳凰山下·詞》《卡努托的變形》《我最大的敵人》等四部紀錄片展開，探討當紀錄片開始采納劇情片的表演與結構，當劇情片滲入紀錄的呼吸與顫動，我們該如何理解其與“真實”的關系。論壇由導演徐瑋超主持，邀請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紀錄片導演張同道，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導演杜海濱，以及紀錄片研究者、策展人佟珊展開對談。

論壇活動回顧

論壇信息

主題 | 迷失在虛構與真實的邊界之間

時間 | 2025年11月9日

地點 | 北京師范大學北國劇場

學術主持 | 徐瑋超

嘉賓 | 張同道、杜海濱、佟珊

一、虛構作為策略，而非越界

徐瑋超，紀錄片導演、策展人，現為中國美術學院電影學院博士候選人。

論壇伊始，徐瑋超梳理了本次展映的四部作品：《鳳凰山下·詞》以蘇軾《江城子》為線索，融合杭州在地記憶與詩性影像，探討“寫意”如何成為對現實的詩意建構；《我最大的敵人》如同一場監獄心理實驗，通過設置對抗情境，觸碰人性中潛在的黑暗面；《卡努托的變形》是一次人類學意義上的共創，導演與原住民合作，用他們的神話系統進行再創造；《善良的心》則采用搬演手法，但未在影片中展示拍攝過程。

杜海濱圍繞作品作出了具體回應。談及《卡努托的變形》，他聯想到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納努克》：“它也有人類學上的意義，但今天的方式跟100年前有非常大的區別。”對于《鳳凰山下·詞》，他贊賞其“在地性”：“導演是杭州人，蘇軾的《江城子》也寫于杭州西湖，這種創作非常自然。”而對《我最大的敵人》，他尤為欣賞：“導演把一件‘本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制造出來……過去我們要表達類似主題，通常得找演員、設情節，但他用了一種非常有創造性的方法。”杜海濱強調，該片表面呈現對抗，實則“很理性地用對比方式去觸碰人類內心當中的黑暗部分”。

佟珊敏銳地指出這一分野：“這四部作品可分為兩類，一類隱藏了創作過程，另一類將拍攝本身納入敘事。”她進一步闡釋其深層意義：“今天的紀錄片越來越強調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共同創作，把話語權部分交還給被攝對象，反思攝影機所攜帶的權力。”

張同道雖未逐一點評影片，但他肯定了這種探索的價值：“從維爾托夫到伊文斯，紀錄片一直具有很強的實驗性。今天的年輕人用DV、手機自由創作，當下紀錄片的形態有非常豐富的可能性。”

二、真實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針對“為何紀錄片要討論虛構”的疑問，張同道直言：“紀錄片從來就具有很強的實驗性。”他回溯電影史：“從維爾托夫的《持攝影機的人》到伊文斯的《西班牙土地》，紀錄片始終兼具對外改變社會、對內探索心靈的雙重力量。”

張同道，中國內地紀錄片導演、作家、教師。

他舉例說明其歷史效力：“伊文斯拍完《西班牙土地》，只放給羅斯福和夫人看，直接改變了美國對西班牙內戰的看法。越戰期間，‘槍斃越共’和‘戰火中的女孩’兩張照片，成為反戰浪潮的關鍵推力。”在他看來，紀錄片的力量不只是記錄，而更在表達。同時，他也試圖破除對真實性的迷思：“從哲學上講，紀錄片不存在真實性。”他解釋其藝術邏輯：“一頓飯吃一小時，電影里三個鏡頭就完了，這在‘真實性’上是假的，但在‘藝術真實’上是成立的。”他強調倫理底線：“關鍵在于是否真誠。紀錄片不是電子眼錄像，也不是刑事偵查。它是一種表達。我們是否撒謊？是否欺騙觀眾？這才是問題所在。”

佟珊援引德國思想家黑特·史德耶爾在《紀錄片的不確定性》中的觀點：“今天我們對紀錄片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我們必須一直懷疑它是否為真。”這一判斷精準捕捉了數字時代觀眾的普遍心態。真實不再穩固，而成為持續質疑的對象。

徐瑋超進一步延伸史德耶爾在《屏幕上的受難者》中垂直社會的概念：傳統世界是平面地圖式的地理劃分，而今天的社會由無數孔洞構成，游戲、元宇宙、亞文化社群各自形成封閉世界。“我們需要找到一個界面、一個入口才能進入，”他追問，“在一個游戲引擎生成的電影里，那個‘真實’還叫真實嗎？”

面對這一媒介哲學命題，杜海濱作出了具體回應。他坦言：“現實本身已經在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但他強調，這種變化并非斷裂，而是一種經驗的延續與語言系統的更新。他以自身創作為例，無論是觀看還是制作作品，打動他的始終是“真實的觸動”，而這種觸動根植于他過往的觀影與創作經驗。“我需要在這種有延續性的經驗上，同時對屏幕電影、桌面電影、引擎電影乃至未來的AI電影等等新形式保持開放態度”。他以影片《尼特島》為例：這是一部純桌面電影，無實拍鏡頭，全部影像來自一款生存類游戲。導演團隊需要深入這個游戲世界，向游戲中的管家申請準入權限，并向其他玩家說明自己是拍紀錄片的人，甚至要防范被玩家在游戲中殺死，因為每個角色只有一次虛擬生命。盡管形式新穎，杜海濱認為其內核并未脫離人類共通經驗：“它只是換了一套系統、換了一套語言，但談的還是我們能理解的東西。比如溝通、規則、生存、信任。只要它使用我們可把握的語言，就仍在人類生命經驗的范疇之內。”在他看來，當前的變化“還沒到那種徹底實驗的程度”，更多是在傳統根基上，對新現實的真誠回應。

三、接受美學與自我反射：真實觀的演變

當討論觸及“為何我們今天如此懷疑紀錄片的真實性”時，徐瑋超引入了一個極具沖擊力的概念——“狂喜的創作”。他解釋，這一理念源于對現代文明的根本性質疑：“人類的文明其實很薄，只是一層覆蓋物。我們對自己的生物性、原始性，以及當下的現象與習俗，其實極度不敏感。”在他看來，當代人被裹挾在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文明視角之中，若以此去建構所謂真實，只會產出“非常淺、非常單調的東西”。

因此，“狂喜創作”主張通過一種近乎直覺、甚至狂熱的投入，打破文明的規訓外殼，還原更內在、更原生的生命經驗。“這種經驗層面背后可能是一種真誠。”徐瑋超坦言，“雖然我很難準確描述它，但它對那種建構性的真實抱有深刻的懷疑。”他進一步將此與中國藝術傳統勾連：“我們的山水畫、詩歌，從來不是寫實主義取向。其核心是‘超以象外，得其環中’——超越物象表層，把握內在本質。物象從來不是依附對象，而是必須被超越的起點。”由此，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都只是通向內在真實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張同道對從哲學維度探討紀錄片的真實持存疑態度，他直言：“這不是紀錄片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知識結構發展到了一個新時代。”在他看來，紀錄片的真實觀變遷，始終回應著人類認知范式的整體演進。

張同道勾勒出清晰脈絡：1930年代前，宣傳片以“絕對真理”姿態宣教；1960年代，伴隨西方接受美學興起，“直接電影”主張“墻壁上的蒼蠅”，拒絕解說、劇本、音樂；1970年代后，人們發現追求“絕對客觀”的不可能性。只要攝影機有角度、剪輯有取舍，就必然帶有主觀判斷；于是“自我反射式”紀錄片出現，如美國導演邁克爾·摩爾在片中搖著肥大身軀走來走去，“把我整個拍電影的過程都展示給你看，信不信你說了算”。這種坦誠反而建立起新的信任機制，即“再也不敢說我是真的，但你可以判斷我是否真誠。”

佟珊補充道：“今天我們傾向于認為，真相一定是位置性的。每個人坐在不同位置，看到的屏幕都不一樣。”她指出，當代創作將拍攝過程暴露出來，正是“在自我反射的脈絡下，承認自己的視角局限”。

杜海濱，紀錄片導演，長期從事紀錄片創作，現任教于中國美術學院電影學院，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策展人。

杜海濱則從切身經驗印證這一轉向。他坦言，自己最初拍片“根本沒考慮‘真實’這個大詞”，只是出于個人表達沖動。直到拍攝《1428》時，才真正體會到何為“接近真實”：“在那個現場，我感受到一種非常強烈的氣息，它不是事實，不是數據，而是一種彌漫在空氣中的情緒與能量。”他的目標只有一個：“把這種氣息記錄下來，傳達出去。”而這需要兩個動作：一是現場拍攝，二是后期剪輯時“重新調出那種記憶，用影像去對應它”。“那是一種非常主觀的感受，”他說，“但正是這種主觀，讓我覺得最接近‘真實’。”

四、拍攝即行動：在關系中創造可能的現實

佟珊，青年學者，電影策展人、北京國際短片聯展（BISFF）華語選片人。長期關注紀錄理論與實踐、跨國電影、女性電影與電影節文化。

佟珊進一步區分今昔創作邏輯：“弗拉哈迪拍《北方的納努克》，是讓他們去表演他們的過去；而今天的作品，是邀請他們用他們的方式參與建構當下。”她提出新范式：“今天的紀錄片不是去捕捉‘在那里’的真相，而是通過拍攝去創造一種可能性的現實。”

徐瑋超呼應道：“這背后其實是一種行動主義。即不是追求某種客觀真理，而是在關系的視角中達到一種真誠。人類文明很薄，我們被裹挾在文明視角里，但對原始經驗、主體經驗卻非常不敏感。紀錄片要打破這種視角，還原更內在、更原生的經驗。”

張同道總結：“紀錄片的價值，在于它還在保持對人類心靈的探索。”他重申自己堅持十余年的信念：“紀錄片是電影的長子……它沒有淪為商業，沒有淪為某種力量的附庸。”

四、自由源于輕盈

談及當代創作的繁榮，三位嘉賓不約而同提到一個悖論：正因為紀錄片“不賣錢”，反而獲得最大自由。

張同道笑言：“假如有一種紀錄片突然賣錢了，大家就都跟著往前沖，反而會喪失多樣性。”

杜海濱補充：“DV時代讓我們能一個人扛機器出門，自己說了算。現在設備更輕便，年輕人用手機也能拍出入選國際影展的作品。”

佟珊為青年導演提供了創作思路：“學生拍畢業作品動輒花20–50萬，但真正聰明的做法是用輕盈方式做方法探索。”她舉例：“有位倫敦電影學院畢業生用手機拍自己被約會對象放鴿子的經歷，把聊天記錄直接嵌入畫面，作品去了多個國際實驗影展。”

結語：在鏡像迷宮中尋找真誠

論壇尾聲，徐瑋超點明當代困境：“媒介已變成圍繞我們的鏡像和迷宮。所有人都是在看這個鏡子去識別現實。”

張同道冷靜回應：“我堅定地擁抱所有新興文體，但也擁有不喜歡它的權利。”

“再見真實”，不是告別真實，而是告別對“唯一真實”的執念。當紀錄片不再宣稱真理，它反而獲得了最珍貴的品質——真誠。

凹凸鏡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鏡DOC

推廣|合作|轉載 加微信?zhanglaodong

投稿| aotujingdoc@163.com

放映|影迷群 加微信?aotujingdoc

用影像和文字關心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