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研究｜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國際郵政交涉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強行侵占中國東北。為維護國家主權，國民政府于1932年7月頒布封郵令，暫時中斷經由東北地區的郵件轉遞業務。然而，這項封郵措施在施行過程中存在較大問題，它只能禁止山海關內外互通的國內郵件和過境偽滿進出山海關的國際郵件的收寄，對于只過境偽滿但不經過關內的國際郵件，則無法實現有效禁運。關于該事件，既往研究或關注日本對東北郵政的掠奪，或關注國民政府與日本交涉通郵的過程，卻甚少討論國際聯盟（以下簡稱“國聯”）對過境偽滿轉遞國際郵件業務的認識和指導作用。國聯作為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借助外交應對日本侵略的重要平臺，其在東北通郵問題上的處理方式和過程值得詳細考察。

1933年2月24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不承認偽滿政權，東北主權屬于中國。這也表明國聯與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于1932年1月提出的“不承認主義”立場一致。此后，國聯為維護權威并執行不承認偽滿的決議，曾兩次就過境偽滿轉遞國際郵件的問題提出指導性建議。臺北“國史館”以及日內瓦聯合國圖書館和檔案館所存國聯檔案中，有相關各方商討此事的詳細記錄。本文將在此基礎上，輔以其他文獻互證，探討國聯為解決國際郵件過境偽滿問題所展開的交涉過程，以期推進九一八事變后東北通郵問題的研究。

民國郵局內景

國聯不承認偽滿決議與中日圍繞東北郵政問題的初步交涉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東北被日本占領。鑒于東北郵政深度涉及歐美列強利益，日本擔心引起國際糾紛而并未完全侵占這些機構。在東北淪陷的最初一段時間，日本軍事當局在東北除檢查報紙及信件外，對郵政并無極端干涉。因此，九一八事變后的幾個月里，東北郵政仍能維持運轉。

1932年2月，日本扶植成立偽滿政權，并開始加速侵占東北郵政事業。國民政府交通部鑒于東北郵政已無法在淪陷區維持完整主權，下令東北郵政自7月24日起暫時停辦，并對“偽國通郵實行封鎖”。7月25日，交通部部長黃紹竑發表東北封郵宣言，表示因郵政封鎖而產生之不利于交通運輸的影響，“其責任應由日本政府負之”。與此同時，中國致函萬國郵政聯盟（以下簡稱“萬國郵聯”），請其依據《萬國郵政公約》第27條，通知各成員國配合中國的封郵行動。至此，國民政府在東北地區的郵政運轉事業基本停止，偽滿在事實上攫奪了東北郵權。

為跟蹤遠東局勢，注視中日爭端的發展，國聯大會依據1933年2月24日決議案的內容，設立了一個中日問題咨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咨詢委員會”），以協調國聯成員國之間及與非成員國之間采取一致行動。3月15日，咨詢委員會召開會議。愛爾蘭代表萊斯特（Sean Lester）提出，偽滿已向萬國郵聯和國際無線電科學協會等組織接洽加入事宜，未來在護照、郵票及各國駐東北領事之地位等方面，勢必引起糾紛。因此，咨詢委員會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專門研究不承認偽滿政權的實施辦法，旨在將偽滿排除在國際組織及國際公約之外。該小組委員會由英、法、德、意、瑞士、挪威、西班牙、土耳其以及墨西哥等國組成，美國應邀參加。

3月28日，咨詢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國聯副秘書長皮洛蒂（Massiomo Pilotti）宣讀了關于不承認偽滿的草案，但咨詢委員會認為該草案尚不完善，尤其是在處理偽滿申請加入萬國郵聯的問題，以及如何對待偽滿郵票的方案上。此后，國聯秘書處為更全面地研究與偽滿郵政相關的問題，要求萬國郵聯提供俄國十月革命后的郵政應對措施，以及《萬國郵政公約》不再包含與非萬國郵聯成員有關條款的原因。

根據萬國郵聯局長內里尼（Garbani Nerini）的答復，國聯政治科法律顧問維吉耶（Henri Vigier）提出，俄國的先例對中國沒有參考價值。盡管俄國經歷了政權更迭，但它始終沒有退出萬國郵聯，且革命前后的俄國一直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東北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對偽滿不能以國家形態看待。此外，萬國郵聯包括除少數地區外的所有國家。1929年修訂的《萬國郵政公約》基于這種普遍性，規定未加入萬國郵聯的行政機構需要借助已加入萬國郵聯的行政機構進行郵政往來。在維吉耶看來，中國已暫停向偽滿提供郵政服務，若各國停止與偽滿郵政機關的來往，這一行為便隱含著各國拒絕偽滿加入萬國郵聯的立場。同時，國聯仍需注意，偽滿可能會通過日本的郵政機關，與各國實現通郵，但此問題不宜由國聯秘書處主動提出。

結合以上信息，咨詢委員會在6月公布《關于不承認偽滿辦法的通告》。該通告將不承認偽滿的措施分為七大點，其中第一、第二兩點涉及東北郵政。在第一點中，咨詢委員會建議，各國應就其權力所及采取辦法以阻止偽滿加入某些一般性國際公約。這也意味著，若偽滿申請加入萬國郵聯，萬國郵聯總部應先就此事向各簽約國征詢意見。此后，兼具國聯成員國和萬國郵聯成員國身份的國家，可對偽滿的申請表示反對。在第二點中，咨詢委員會提醒各國聯成員國，注意中國政府發布的封郵通知，以及“偽滿不是萬國郵聯成員”的客觀事實。這份文件在內容上支持了國民政府對東北封郵后所采取的各項舉措。

然而，從實際操作的層面上看，東北封郵后所規劃的變更路線與原有路線相比，傳遞路程明顯變長，傳遞時間和郵資也隨之增加。關內外郵路保持著各種非正常、非公開的聯絡渠道，國際郵路也以一種暗度陳倉的方式維持著“通郵”。此外，咨詢委員會作為一個咨詢機構，其所提建議不具有強制性。因此，各國雖對國聯發布的通函給予反饋，但未承諾遵守其中所載的建議。例如，英國就曾表示“從未遵守這一要求”，其他如法國、希臘等國聯成員國也同樣未將偽滿的郵票視為無效。由此可見，對偽滿實施國際禁郵仍存在很大困難。

日本因不滿國聯大會通過的有關中日爭端的決議，于1933年3月27日正式申請退出國聯。此舉導致中日爭端在國聯直接解決的希望破滅。為避免在調解中日爭端中進一步損害自身權威，國聯不愿過度介入中日雙方的關系。在此背景下，咨詢委員會發布的關于不承認偽滿的具體措施仍較為模糊，這為國聯繼續處理過境偽滿的國際郵件轉遞事務埋下了伏筆。

作為國際社會處理過境偽滿轉遞國際郵件的指導性文件，《關于不承認偽滿辦法的通告》并未能解決東北封郵造成的矛盾情況。一方面，僅過境偽滿而不經過山海關的國際郵件仍因脫離國民政府管控而難以禁絕；另一方面，原本途經山海關的國際郵件，現在則因需要繞道避開偽滿，導致運輸時間增加、成本增高。后者引起了在華英商團體的不滿，他們向英國政府提出，“是否可以向日本政府交涉”，以期利用日本對偽滿的影響來減少這種不便。英國政府認為，與日本或偽滿交涉并無意義，要解決此問題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是期待“中國郵政機關改變態度”；第二種是由英國駐華公使蘭普森（Miles Wedderburn Lampson）向中國提出交涉，但這種交涉即便是非正式的，也易被中國解讀為偏袒日本；第三種是“作為中日和解政策的一部分”，由日本“說服”中國放棄東北封郵。通過分析可知，寄望于中國主動改變態度的可能性不大，而由英國政府出面交涉更是一種不明智的行動。所以，第三種方案，即通過中日直接交涉以解除國民政府此前頒布的封郵令，成為解決國際郵件繞過偽滿所產生問題的最可行途徑。然而，這一方案的推進并不順利。

郵政封鎖是日本侵略東北后，國民政府被迫采取的一項應對措施，中國自身亦需為此付出高昂代價。此舉不僅未能實現維護國家主權的預期目標，反而對國民經濟發展造成損失。在此背景下，東北地區的通郵問題亟須解決。而日本方面則希望通過通郵談判迫使國民政府承認偽滿，甚至提出將中國履行對偽滿實行通車通郵作為日軍交還榆關及長城邊隘各口的條件。所以，中日雙方都希望能通過協商得到一個有利于己方的結果。然而，針對兩國可能進行的通郵談判，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和駐法公使顧維鈞向國民政府提醒，咨詢委員會已發布《關于不承認偽滿辦法的通告》，其中列有拒絕與偽滿開展郵政、交通合作等條款，并將偽滿置于國際團體之外。因此，他們建議中國不應與日本開展通郵談判，以免有損對九一八事變在“法律上、國際上所占優勝地位”，而為此后解決中日爭端增添諸多窒礙。此后，顧維鈞補充道，“地方當局與日方達成的任何協議仍構成我們的國際義務”。因此，除中央政府外，地方當局也不應與日本展開談判。

此外，國民政府國防委員會認為，郵政問題“尤為各國所注視，稍一不慎，即蹈承認偽國之嫌”，日本更將以此為借口，應對來自國聯和美國的指責，反而使中國陷入外交上的孤立，因而建議郵政問題“以不談為宜”，待無可推宕之時再行商議。立法院也提出，東北通郵問題不可交涉，最多只可仿照一戰“比利時大部國土為德國軍事占領后，郵政改用德國郵票，仍照常通行，如關外貼用日本郵票，亦可許其通郵”。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以下簡稱“中政會”）部分委員強調，若不能一并取消“九一八以前之大連日郵、南滿沿線日郵”，則“寧可再使華北淪陷”，也不能開始通郵談判。最終，中政會決議“華北當局與日本關東軍代表關于塘沽協定未了事件之談判”，不得談及軍事以外之通郵、通車問題。

關于東北通郵問題，國民政府面對的現實情況是“在任何基礎上開啟的任何談判，都可能被解釋為中國對偽滿的承認”，因此大多數人反對談判。但關于華北地方當局已與日本展開談判的謠言卻不斷傳出，對此，國民政府只得指示報界加以辟正。此外，外交部次長唐有壬也向美國駐華公使館參贊裴克（Willys R.Peck）申明，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可能會與日方達成某項協議，以恢復北平至偽滿的鐵路交通，但此項協商不會涉及郵政問題。國內的政治環境和輿論氛圍增加了通郵談判的阻力，回避和拖延成為國民政府應對日方催促的重要策略。

1933年9月16日，偽滿向英國郵政機關提出，要求按照《萬國郵政公約》的規定，清算郵件轉遞過程中所產生的過境費用。為此，倫敦郵政總局向英國外交部詢問應對之策。英國政府經過研究后得出，英國郵政機關無論是通過中介與偽滿建立郵政聯系，還是直接與偽滿郵政機關進行溝通，都意味著對偽滿的隱性承認，故一致認為，咨詢委員會關于郵政問題的建議“非常含糊且不夠充分”，問題的解決仍需回到國聯。

在確定大致的行動方向后，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奧德（C. W. Orde）又向英國駐法大使泰瑞爾（William George Tyrrell）發出指示，要求了解法國對此事的看法。隨后，法國外交部作出回應，贊同將該問題提交國聯尋求解決方案。實際上，英法此舉旨在通過國聯，轉嫁因與偽滿郵局進行業務往來而可能引發的對偽滿予以承認的潛在責任。1934年1月8日，奧德正式照會國聯，請求咨詢委員會在郵政過境費清算問題上為國聯成員國提供明確的指導意見。在此背景下，國聯不得不承擔起解決該問題的責任。

國聯圍繞東北郵政問題的再討論

國聯秘書處在收到英國請求后，隨即開展審議工作。雖然偽滿向英國提出的要求中援引了《萬國郵政公約》的相關規定，但該公約的適用前提是雙方均為萬國郵聯成員。由于偽滿不是該組織成員，其要求也就缺乏合法性基礎。1934年1月19日，國聯過境科科長和咨詢委員會秘書長哈斯（Robert Haas）指出，雖然《萬國郵政公約》不適用于偽滿與其他國家的郵政往來，但該公約規定了郵政過境費的支付方式，偽滿可以類推認為，處理國際郵件的轉遞而不收取報酬是不公平的。為此，哈斯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第一，國聯成員國繼續“堅持不與偽滿往來”，但這種禁止可能會導致郵件無法從偽滿過境；第二，允許國聯成員國與偽滿制定郵政運輸所需的各種實際安排，但這些安排只應被視為“類似于鐵路管理局之間的溝通”，且這種行動不得被解釋為《萬國郵政公約》的條款在國聯成員國與偽滿之間生效。哈斯雖未明確提出應采用哪種方案，但他認識到，鑒于過境偽滿的郵件難以完全禁止，在不承認偽滿的基礎上，可以允許各國與偽滿的郵政機關進行直接的業務往來。

在這一階段，國聯秘書處除討論各國是否應與偽滿清算國際郵件過境偽滿所產生的資費問題外，還面臨一個困擾，即該問題應提交咨詢委員會，還是其下設的研究不承認偽滿問題的小組委員會。按照英國提議，該問題應提交小組委員會。然而，國聯行政法庭登記員尼索特（J. H. M. G. Nisot）認為，該問題的本質在于，國聯需要對以咨詢委員會名義發布的《關于不承認偽滿辦法的通告》作出權威解釋。原件日期標注有誤，應為1934年。針對尼索特的說明，國聯秘書長愛文諾（Joseph Avenol）和哈斯均給予支持，決定召集咨詢委員會以解決該問題。

2月1日，國聯秘書處授權政治科成員亞伯拉罕（G. H. F. Abraham）致函奧德，指出國聯秘書處有意召集咨詢委員會，就與偽滿清算郵件過境費問題進行解釋。若英國表示同意，國聯將正式復照。2月10日，奧德回信表示并無異議。為確保咨詢委員會各成員國代表與其政府充分商議，并便于集中出席，國聯秘書處決定在國聯第79屆理事會會議期間召開咨詢委員會會議。2月14日，國聯秘書處通知咨詢委員會，會議將于5月14日舉行，內容是審議英國政府照會中提出的問題，即在不涉及承認偽滿政權的情況下，各國郵政機關與偽滿郵政機關之間可以建立怎樣的關系。此時，討論的焦點已從如何與偽滿進行過境費的清算，轉變為在不承認偽滿的前提下，如何與偽滿郵政機關建立事實上的聯系。

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中，各國為維護其在東北的利益，逐漸與偽滿建立起政治與經濟關系。國聯不承認偽滿的決議在事實上面臨著被瓦解的危險。據此，國聯承受著根據當時形勢重新解釋“不承認主義”的強大壓力。皮洛蒂向愛文諾提議，針對英國提出的問題，國聯“不應進行原則的辯論，而應尋求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為更好地解決該問題，愛文諾提出，還需進一步研究《萬國郵政公約》的適用情況，特別是要判斷萬國郵聯成員與偽滿之間是否構成了公約中的“例外關系”。

對此，尼索特強調，國聯在解決有關偽滿郵政問題時，不應主動咨詢萬國郵聯，因為此舉可能會導致咨詢委員會直接陷入具體方針的討論，進而面臨偽滿能否通過萬國郵聯獲得國際變相承認這一政治難題。咨詢委員會應避免“從法律層面預設解決方案”。哈斯也認為，不宜正式或非正式地與萬國郵聯協商。問題的核心不在于《萬國郵政公約》是否允許其成員與非萬國郵聯成員保持郵政關系，而在于國聯大會有關不承認偽滿的決議是否允許雙方建立“正式的郵政關系”，進而促使雙方郵政機關之間開展合作并進行涉及貨幣交易的活動。站在國聯的立場上，如果國聯秘書處在咨詢委員會會議之前就與萬國郵聯進行了任何形式的協商，可能會被視為對該問題解決方案的預先判斷。

皮洛蒂建議，國聯秘書處雖不應為了確定咨詢委員會的工作方向而與萬國郵聯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磋商，但在涉及與偽滿郵政關系的一般問題上，“秘書處成員可與萬國郵聯局長進行一次私人的談話”，以獲取有用的信息。4月20日，哈斯拜訪了萬國郵聯局長。此次訪問證實了國聯已有的判斷，即在實際操作中，可以在不討論偽滿加入萬國郵聯的前提下，解決過境偽滿的郵費清算問題。此外，《萬國郵政公約》并未規定過境費清算必須通過萬國郵聯作為中介，即便在萬國郵聯成員之間，直接清算的做法也日益普遍?；谝酝乃杏懻?，哈斯起草了一份提交給咨詢委員會審議的“純粹涉及技術問題”的草案。至此，國聯秘書處有關該問題的研究大致完成。

5月14日，咨詢委員會召開會議。英國代表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指出，鑒于過境偽滿通郵在經濟和商業方面的重要性，英國政府認為“不應關閉這條郵政路線”，并請求商議郵件過境費的清算方式。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代表也紛紛強調，這是一個純粹的“技術性”問題，并且“有必要直接對偽滿提供的服務進行補償”。最終，咨詢委員會決定，授權主席莫雷斯科（E. Moresco）與相關代表及其法律顧問接洽，并提交一份報告以便下次會議討論。

5月16日，咨詢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會議伊始，莫雷斯科逐段宣讀了相關草案。除美國代表威爾遜（Huge Wilson）為強化草案的指示性而提出一項修正案外，其他代表對草案內容均無異議。至此，咨詢委員會通過并發布了關于過境偽滿運輸國際郵件問題的三項原則。具體內容為：1.偽滿并非萬國郵聯成員，不得援引《萬國郵政公約》；2.1933年國聯大會不承認偽滿的決議以及咨詢委員會的通告，不應解釋為阻止國聯成員國的郵政機關采取任何臨時措施；3.國聯成員國郵政機關與偽滿郵政機關之間所建立的關系，只能視為機構間的關系，其唯一目的在于確保技術性解決方式的實施，不能視為國家間或政府間的關系。根據這三項原則，咨詢委員會認為，國聯成員國可以在不涉及或締結國際公約，也不通過國際公約設立的機構的情況下，與偽滿以技術性的解決方式，處理往返或過境偽滿的國際郵政運輸問題。此外，咨詢委員會還補充，為了避免這些技術關系可能引起的誤解，國聯成員國的郵政機關在向偽滿郵政機關首次通信時，可以明確聲明此類信件僅被視為機構間的通信往來，其唯一目的是確保技術服務的正常進行，并不意味著《萬國郵政公約》的適用。

隨后，咨詢委員會認為，各國與偽滿的通郵“向未間斷”，所以對于過境費的清算不必規定具體辦法，可由各國政府自由商定。上述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從宏觀角度對國聯成員國在何種條件下可與偽滿進行郵政往來作出了總體決議。首先，會議并未強化“不承認主義”；其次，上述三原則明確指出，在不承認偽滿的前提下，國聯成員國為便利郵政通信所采取的實際行動，不應視為與國聯大會有關中日爭端的決議相抵觸，并提出了規避此類風險的詳盡方案；最后，面對各國與偽滿通郵的強烈需求，國聯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上述三原則內容中所隱含的將偽滿視為類似于主權機構的意義。不過，國聯秘書處未曾收到任何政府就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提出異議的報告。該文件的內容獲得了相關國聯成員國及非成員國的普遍支持。至此，國聯關于東北國際郵件轉遞問題的處理正式結束。

從會議結果來看，國聯滿足了以英法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要求。英國作為向國聯提出問題的國家，早就存在與偽滿保持通郵但不承擔破壞國聯不承認偽滿原則的責任的想法。所以，在偽滿要求清算過境費之時，英國借機要求國聯解決這一問題。1934年7月10日，英國向偽滿發出只為確保郵政技術服務正常進行的交往信函，與偽滿實現通郵。此后，面對中英之間通郵存在的不便，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干（Alexander Cadogan）更向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建議，可參照國聯頒布的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甚盼能早日解決”。英國的訴求在國聯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美國作為最先提出“不承認主義”的國家，不愿看到該原則在實踐中逐步模糊。副國務卿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在咨詢委員會會議召開前向威爾遜指示，尋找一個合適的機會，以“非領導姿態”聲明，希望國聯成員國和其他國家能遵守國聯大會于1933年2月24日通過的決議，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讀為承認偽滿的交易行為。美國認為，相較于各郵政機關之間直接建立的郵政關系，通過中介部門與偽滿建立郵政聯系是一種更為可取的選擇。

之后，威爾遜向國聯非正式地提出了美國的意見。然而，哈斯卻指出，依據《萬國郵政公約》內容，中介部門與偽滿郵政機關建立聯系更易于被視為承認偽滿政權。威爾遜意識到，已有的草案不會遭到咨詢委員會的反對。若他堅持菲利普斯的指示，可能會成為該草案反對意見的領導者，從而產生一定的政治風險。1934年5月14日咨詢委員會會議結束后，威爾遜向美國國內通報了會議情況，并建議美國最好與咨詢委員會保持一致立場。對此，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指示，在沒有其他反對意見的情況下，不要發表任何評論。美國雖不滿意國聯的處理方案，但為了避免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選擇了沉默。

此前，美國政府認為其國際郵件未過境偽滿轉運，因此“不存在向偽滿郵政機關支付過境費的情況”，也未對國聯發布的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作出答復。然而，1934年7月11日，美國郵政部代理部長艾倫伯格（C. B. Eilenberger）指出，根據1933年10月至11月國際郵件過境統計的補充報告，過境費問題仍可能出現，但這并非由偽滿郵政機關向美方提供服務所致，而是源于美方向偽滿提供了此類郵件轉運服務。由此，艾倫伯格認為，美國郵政機關存在與偽滿郵政機關建立關系的可能性，并建議美國依照咨詢委員會的通告采取行動?；谠撘庖?，美國于1934年7月19日復函國聯，表示若有維持與偽滿適當通郵的需要，將遵循咨詢委員會報告中的建議。此舉表明，美國根據自身通郵的實際需要，在行動上支持了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的方針。

作為偽滿實際控制者的日本，認識到此次咨詢委員會會議將“僅限于討論郵政問題”，并據此判斷該會議“不具有政治重要性”。此外，在咨詢委員會審議東北國際通郵問題之際，日本不僅需要向英美等國澄清因發表將中國視為日本獨占勢力范圍的“天羽聲明”而引發的“誤解”，還需要持續向國聯施壓，防止中國“利用”國聯的技術援助與其他國家開展政治合作。因此，日本對國聯審議東北國際通郵問題的反應較為平淡，未予以過多直接干預。

中國政府對國聯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的應對

1934年2月15日，中國駐國聯全權辦事處處長胡世澤向國內匯報，國聯計劃召集咨詢委員會研究國際郵件過境偽滿的轉遞問題。2月17日，顧維鈞向外交部詢問應如何應對。2月19日，外交部指示顧維鈞，“國際郵件通過東北問題，我方態度仍為1932年通告國際郵政公會之辦法，即偽組織一日存在，我方一日不能經由東北收發歐洲郵件”。然而，外交部亦認識到，鑒于當時海路郵遞的遲滯，各國“難保不欲設法令我變通”，因而仍請顧維鈞斟酌國際情勢，擬具辦法報告政府核奪。關于英國提及的郵件過境費清算問題，中國所能采取最大之讓步即為“英國可與日本清算”。同時，外交部次長徐謨提醒顧維鈞，“此事務請審慎應付”，不必過于宣傳。在外交部看來，他國與日本清算過境費，僅承認日本為占領者，而與偽滿之地位無關。

2月21日，顧維鈞回電表示，“郵件事非為宣傳”，獲悉“政府方針俾籌應付”，是為防止咨詢委員會作出不利于中國的決議，并請政府繼續指示。然而，外交部僅表示政府方針已詳盡列于19日電報中，且目前政府對于日方屢次要求商議關內外通郵問題均未同意。在顧維鈞看來，外交部的對策不夠完善，屆時中國將無法有效應對咨詢委員會會議可能引發的各種情況。

此后，顧維鈞在多方咨詢專家意見后提出，“英國提案似含政治意味，或欲借此啟與偽國事實上往來之漸”，中國須有切實的應對方法。顧維鈞建議，由于需要清算的過境費總數額較小，“第一步可據不承認原則主張不理。第二步仿瑞士在此次公會提案，由商辦金融機關居間清算抵付”。此外，為從根本上解決歐亞大陸郵運的實際困難，他還提議政府開辟新的郵遞路線。然而，開辟新郵路的目標無法在短期內實現，因此，咨詢委員會的裁決仍是當時中國關注的重點。

中國并非咨詢委員會成員，無法參與具體討論，所有活動只能在會外進行。郭泰祺和顧維鈞根據會前形勢分析，國聯將在不承認偽滿的原則下，遷就英方意愿，以使提案獲得一個各方均可接受的結果。在此情形下，國民政府決定，若咨詢委員會提議由日本開設的大連郵局轉遞過境偽滿的郵件，中國“可以酌量贊成”。與此同時，外交部部長汪精衛還提出，是否可以借助此次會議將通車問題一并解決。

對此提議，顧維鈞和郭泰祺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將該問題提交給國聯，一旦獲得不利結果，中國將無力挽回。雖然咨詢委員會內的小國多重視不承認偽滿的原則，但大國卻對此項束縛深感不便，只不過“既經同意于前，信義攸關，無法解脫”。中國若有放松之表示與行為，不僅令小國感到背叛，還會給予大國借口，在外交上被日本操縱，使中國“喪失國際同情及向來立場與將來出路”。此外，他們還認為通車、通郵問題于“我國出路至深且鉅，似宜通盤策劃”?；陬櫨S鈞和郭泰祺的建議，政府決定不向咨詢委員會提出通車問題。

出于對咨詢委員會會議結果的期待，汪精衛仍認為，通車問題如能延長至該會有所決議后，再“著手進行較為有利”。黃郛則考慮到，咨詢委員會“所議為郵務問題，萬一國聯與偽國之郵政關系得一相當解決”，到時再進行通車談判，則“彼方或乘機要求通郵問題同時解決，反于我不利”。因此，黃郛建議汪精衛命令北寧路局局長殷同在咨詢委員會開會前，與日方“交換通車辦法之大體意見”，以免與通郵問題混為一談。國民政府在咨詢委員會開會前，針對可能產生的會議結果制定了不同的預案。

5月13日，顧維鈞和胡世澤會見哈斯，探詢國聯的處理方案。隨后，哈斯出示了擬定的草案。顧維鈞指出，草案中關于“國際運輸措詞含混，范圍甚廣，包括海陸空聯運，且因此借款投資，似亦無不可”。雖然國聯在此前就曾致函顧維鈞，表示過境偽滿的國際通郵在事實上只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但令人無法判斷的是，“通郵是否會導致政治上的連鎖反應”。顧維鈞不希望國聯草案在討論郵政問題的基礎上再擴大范圍。

對此，顧維鈞詢問哈斯，國聯擬定的草案為何擅自擴大涵蓋的內容。哈斯指出，與偽滿的各項接洽在所難免，與其分期提出，陸續讓步，有損國聯體面，“莫若乘機一次規定原則”。哈斯還認為，該草案更便于中國“對付”日本。在他看來，日本政府一直迫使中國在東北通車和通郵問題上達成協議，而國民政府則擔心輿論反對，始終猶豫不決。若草案能提供一個總的解釋，“將保護國民政府不受輿論的批評，從而緩和對抗日本的形勢”。

顧維鈞反駁哈斯稱，中國對國聯處置九一八事變的結果均感失望，“所可告慰者僅此不承認原則，現若并此而自毀之”，則國聯“威信掃地”。況且“日本正以華北三種問題逼我解決，而我政府以重視不承認原則，迄未允之。即將來不得已而與之議，亦非甘心，而仍必堅持不承認原則”。顧維鈞認為，國聯草案似有體現國聯在事實上自先破壞不承認偽滿的原則，必使日本于通車、通郵外再提其他要求，加劇中國的艱難處境。經過與顧維鈞的反復辯論，哈斯同意刪改草案而專謀便利國際郵政運輸。在咨詢委員會正式開會之前，顧維鈞成功地將會議的討論范圍限定在郵政運輸方面。

至于過境費清算問題，顧維鈞明確表示，各國決不可與偽滿直接辦理。他指出，萬國郵聯部分成員已有10—15年未清算郵件過境費，但郵件轉遞仍照常進行，所以“應推遲討論英國的照會”。哈斯則主張，一旦解決了過境偽滿的郵件轉遞問題，支付問題便不可避免。為此，他提出三種選擇：第一，“在無損于不承認原則下，發表一個經‘滿洲’的運輸安排的聲明”；第二，發表一個只限于通郵和各種郵政事務的聲明；第三，把聲明限定于轉運郵件。顧維鈞表示，前兩種方案或擴大適用范圍，或背離不承認偽滿的原則，因而只能選擇第三種方案。據此，哈斯又重新擬定草案。

在兩次咨詢委員會會議期間，莫雷斯科還提議，應在國聯草案內添加“倘有關系郵局認為合宜時，得參酌郵政公約施行規則，藉以解決專門問題”等語。顧維鈞認為這些措詞無異于適用《萬國郵政公約》，于是電請中國駐荷蘭公使金問泗和胡世澤分別會晤莫雷斯科與哈斯，提議改用“此項機關間通常慣例所用之專門辦法”，不再提及《萬國郵政公約》。此外，顧維鈞還對草案全文進行了其他文字上的修訂。顧維鈞等外交官員充分利用會外交涉的機會，對咨詢委員會將要討論的草案范圍和內容加以限定，盡最大努力保持不承認偽滿原則的內涵，從而實現維護中國主權的目的。

隨后，顧維鈞將上述談話要點電告國民政府，并請急速指示對策。5月14日，外交部回復稱，“我國對此提案固不能遽為贊成，但亦不必猛烈反對”，認為此舉旨在遵守不承認偽滿決議的同時，“避免對日沖突”。15日，交通部部長朱家驊來電指示，“通郵問題殊為復雜”，各國政府“無迫我承認之理”，“故萬不廢原來主張與之力爭”。至萬不得已時，中國“只可專視東省被日人兵力強占，勉力與日本算賬作為最大之讓步”。同時，他還提出，以目前國際形勢而論，東北問題非短期內所能解決，各國為自身利益考慮，“長此以往，必以此事相迫”。日本也一直以關內外通郵問題威脅平津地區，企圖強迫中國在短期內實現通郵。如果“我國立場恐因此不能維持，將來日本借此宣傳，于我國面子更十分難堪，反增加偽組織之地位”。朱家驊希望國際郵運和關內外通郵兩個問題能夠“在不承認主義之下，一并由國聯決議辦法”。

同日，汪精衛來電強調，朱家驊的復電是政府再三研究之結果，國聯代表團應朝此方向努力。這些通信表明，國民政府對咨詢委員會處理東北郵政問題寄予厚望，并期望國聯能夠同步解決關內外通郵問題，因為這樣可以使國民政府“免背向來方針及影響將來立場”，從而保全聲望。

令人遺憾的是，咨詢委員會早已確定其審議議程僅限于國際郵運。盡管國聯的決議未能滿足中國的期望，但也未使偽滿借此機會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正因為國聯專注于國際郵件轉遞的技術性處理，才沒有引發中國和日本強烈的反對意見。此后，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應用，各國過境偽滿轉運國際郵件的行動，也不再被國民政府指責為侵犯中國主權。中國若繼續保持關內外封郵，則面臨“獨于立異，亦失其法律上之意義”的問題。因此，國民政府必須通過與日本直接交涉的方式，來解決因封郵所造成的困境。

1934年5月27日，蔣介石致電中政會表示，東北通郵問題一再拖延，原屬觀望國際形勢，“深恐自蹈事實上承認偽組織之嫌，致失法律地位”；如今，國聯明確“會員國之郵政機關與偽滿之郵政機關發生關系，而釋為與承認偽國無關”；中國與日本商議關內外通郵問題已屬無可避免之事。5月30日，中政會結合蔣介石的意見，一致決議，根據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的方針，先解決關內外通車問題，在此基礎上，亦以同樣準備解決關內外通郵問題。

1934年7月，關內外恢復通車。同年9月28日，日方派遣首席委員藤原保明在北平與中國代表就關內外通郵談判進行會晤。雙方一致同意，此次談判僅涉及通郵的技術問題。盡管雙方有著共同的談判基礎，但蔣介石仍感嘆“通郵問題較之通車尤為復雜”。汪精衛也指出，“通郵案最大癥結在于既不能局部解決，又不能秘密解決”，此事一經解決，“勢須將所商結果報告國聯，以銷當初我國請求封鎖東省郵政之原案”，“又須將所定辦法通令全國郵局遵照辦理，非若通車案限于一隅，可以避人耳目，故有時不得不爭其所不能爭”。12月14日，中日雙方終于以不換文不簽字的形式確定了中日《通郵大綱》和《通郵辦法之諒解事項》的協議文本。12月29日，國民政府宣布關內外通郵問題已獲解決，并定于1935年1月10日起恢復東北通郵。至此，有關東北郵政問題的談判正式宣告結束。

結語

東北通郵問題作為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應對日本侵略的重要議題之一，其本質在于主權之爭。國聯提出的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旨在避免各國私自與偽滿建立郵政聯系，進而防止可能涉及承認偽滿并危害中國主權利益的先例形成，“巧妙地調和了不承認偽滿的理論與便利遠東郵件過境偽滿的實際問題”。該文件的出臺粉碎了日本試圖借此機會使偽滿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陰謀。此后，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核心人物以東北國際通郵三原則為依據，壓制政府內部反對與日本開展關內外通郵談判的意見，加速了對日交涉的進程。這一行動反映出國際形勢的變化對國民政府內部政策調整所產生的直接影響。

國聯對東北國際郵政運輸問題的處理，折射出這一議題背后的中日政治角力與國際關系博弈。國聯及英法美等國不愿過度介入中日糾紛，直到過境偽滿的國際郵運涉及自身利益時，才愿意稍作表態。因此，咨詢委員會出臺的文件僅針對過境偽滿的國際郵件運輸問題，并未能達成國民黨中央希望借機促使國聯一并解決關內外通郵問題，并減輕日本逼迫中國接受其方案的壓力的設想。

由此可見，無論是國聯大會對不承認偽滿的道義支持，還是咨詢委員會提出的技術性建議，都表明國民政府無法完全依靠外交來阻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該事件也暴露出國民政府在對日總方針上的委曲求全，其在談判中的軟弱與妥協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氣焰。不久后，日本越過長城線，策動華北事變，進一步逼迫國民政府作出更大的利益退讓。

（本文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5年第3期，作者陳玲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歷史研究院侯中軍工作室研究人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陳玲燕（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歷史研究院侯中軍工作室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