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上班，我悄悄塞了一封情書給女同事，她紅臉：晚上來我家

1989年春天，北京的楊絮像漫天雪花飄得人睜不開眼。我叫劉仁杰，在紅星機械廠技術科已經干了兩年，每天對著冰冷的圖紙和轟鳴的機器，日子平靜得像一潭死水，直到李雯雯的出現。

那個周五下午，陽光透過辦公室的玻璃窗，灑在她烏黑的發梢上。“仁杰，三號車間的圖紙送來了嗎？”她站在我辦公桌前，輕聲笑著，嘴角漾起兩個淺淺的梨渦。我猛地從圖紙堆里抬頭，手忙腳亂地翻找：“馬、馬上，雯雯同志。”

看著她轉身離開的背影，我胸口像被什么攥緊了。工裝口袋里那封揣了三天的信，此刻燙得像要燒穿布料。這封信我熬了兩個通宵，用最老式的信紙，字跡工整得不像我平日的潦草，撕了又寫、寫了又撕，廢紙簍里堆滿了揉皺的紙團。“李雯雯同志，冒昧寫信給你……自去年秋天你調入技術科，我便……”想到這里，我手心已經全是汗。

下午四點，廠里的廣播準時響起《歌唱祖國》。我深吸一口氣，攥著信朝她的辦公桌走去。她正低頭核對數據，一縷碎發垂在白皙的脖頸旁。“雯雯同志，這個……給你。”我把信快速塞進她手里，轉身就跑，甚至不敢看她的表情，回到座位時，感覺全辦公室的目光都在盯著我——后來才知道，那不過是我的幻覺。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是我這輩子最漫長的時光。我假裝專注地修改圖紙，鉛筆卻在紙上畫著無意義的線條。余光里，我看見她打開了信，臉頰“唰”地紅透，飛快地把信收進了抽屜。完了，我心想，她肯定覺得我是個輕浮的人。

下班鈴響，我故意磨蹭著收拾東西，想等她先走，可她卻慢悠悠地整理著桌面。同事們陸續離開，辦公室里只剩我們兩人。終于，她站起身走到我桌旁，聲音輕得像羽毛：“劉仁杰同志，今晚七點，來我家一趟吧。”沒等我回應，她就轉身走了。

我愣在原地，心臟狂跳不止。是要當面拒絕我嗎？整個晚上，我在租住的小屋里坐立不安，換了三件襯衫，最后還是穿了最常穿的白襯衫和藍色工裝褲。六點五十分，我站在她家門前，手里拎著一網兜蘋果——那是我用半個月的肉票在副食店換來的。

開門的瞬間，我看呆了。她穿了件淡粉色連衣裙，頭發梳成整齊的馬尾，比平時溫婉了許多。“請進。”她側身讓我進屋，不大的屋子收拾得一塵不染，墻上掛著毛主席像和獎狀，書架上從《機械原理》到《紅樓夢》擺得整整齊齊。

“你的信，我看了。”沉默了幾秒，她先開了口，臉頰泛紅，“寫得很真誠。”我剛想解釋，就被她打斷：“叫我雯雯就好，廠里是廠里，家里是家里。”她告訴我，其實早就注意到我了——我總最后一個離開車間，周末還來研究老機器，幫王師傅修好過十年沒修好的銑床；上個月我把半個月的糧票給了食堂張大姐，她也都知道。

我驚訝地抬頭，她卻話鋒一轉，眼神變得認真：“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我父母都不在了，父親是知識分子，文革時被打成右派，雖然平反了，但檔案里還有記錄。你剛成為預備黨員，這可能影響你的發展。”“我不在乎。”我脫口而出，“我喜歡的是你，不是你的家庭背景。”她愣住了，眼眶瞬間紅了，低頭用手帕擦了擦眼角。

那天晚上我們聊到十點，從童年趣事聊到未來憧憬。臨走時，我鼓起勇氣問：“我們還能見面嗎？不只是工作中。”她紅著臉點頭：“下周日廠里放《廬山戀》，一起去吧？”

那之后，我們開始了“秘密約會”。其實廠里早就傳開了，那個年代的戀愛，大多始于同志情誼，發展于集體活動。我們一起參加技術革新小組，周末去圖書館查資料，在公園長椅上討論剛讀的書。六月的頤和園，我第一次牽起她的手，她的手很小很涼，在我掌心里微微顫抖。她靠在我肩上說，小時候父親常帶她來昆明湖，說山水能給人安慰。

七月的一個傍晚，暴雨突至，我們被困在廠里。她突然從抽屜里拿出一把黑傘，紅著臉說：“想和你多待一會兒。”雨傘下，我們靠得很近，能聞到彼此身上淡淡的肥皂香。走到她家樓下，兩人半邊身子都濕透了，她讓我上去擦擦，我在她書桌前看到了一張全家福，那是她父母和年幼的她。

就在那天，我告訴她廠里有去上海學習三個月的機會，可能還會留在那里。她眼睛亮了，催我一定要去：“這是難得的機會，對你發展很重要。”“可我走了，我們就分開了。”她卻堅定地說：“三個月很快，我們可以寫信。真要留在上海，我就申請調動。”我心頭一暖，脫口而出：“雯雯，等我回來，我們結婚吧。”她臉瞬間紅到耳根，輕聲說：“等你回來再商量。”

八月初，我踏上前往上海的火車。站臺上，她穿著第一次約會時的淡粉色連衣裙，把一個包裹塞給我。上車打開，里面是一條灰色圍巾——夏天還沒結束，她已經在為我準備冬衣。圍巾下的筆記本扉頁，是她娟秀的字跡：“仁杰：見字如面。愿你學成歸來，不負時光，不負自己。我等你。”

在上海的三個月，我白天拼命學習先進技術，晚上給她寫信。每周最期待的，就是收到她的回信，信里有廠里的變化，有昆明湖的荷花，還有一張她站在荷花池邊的黑白照片。可十月的一封加急信讓我慌了神：“廠里有變動，可能分流，學習結束后盡快回京。”

十一月底，學習結束，上海分廠給出優厚條件留我，我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回到北京，寒風中她裹著厚棉衣，圍著我送她的紅圍巾，在車站等我。她告訴我，廠里效益下滑，要裁員三分之一，科長說我帶回的新技術，可能能救廠子。

我向科長請戰，和雯雯一起用一個月時間完善新產品方案、做出樣品。十二月的北京天寒地凍，車間沒有暖氣，我們穿著厚棉衣，手凍僵了就往暖氣片上捂一會兒，常常工作到深夜。關鍵部件精度一直不達標，我們翻遍倉庫找廢舊零件，連夜做了個簡易夾具。當第一縷晨光照進車間，成品測量精度完全符合要求時，我激動地抱起她轉了個圈。

同事們被我們感染，紛紛來幫忙。新年前三天，改良版便攜式機床樣品完成，驗收會上，廠長激動地說：“有這新產品，咱們廠有救了！”

新年前夜的聯歡會上，我握住她的手：“之前說的結婚，還算數。”她從口袋里掏出我寫的那封信，信封已經磨損，卻保存完好：“這半年，我每次孤單就看它。你的答案是，我愿意。”新年鐘聲敲響時，全場歡呼，我們相視而笑，手握得更緊。

1990年春天，我們在廠會議室辦了簡單的婚禮。王師傅送了茶具，張大姐做了兩床棉被，科長當證婚人。新房是廠里分配的一間半宿舍，最珍貴的是她帶來的書架，上面擺滿了書，還有我們半年的通信，用紅繩捆得整整齊齊。

1992年春天，女兒出生，取名劉念雯。雯雯說，這名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女兒滿月那天，陽光灑進房間，她抱著孩子哼歌，我坐在旁邊看書。她突然問：“你還記得那封情書嗎？我收在盒子里了，等女兒長大給她看。”

我笑著搖頭，心里卻暖暖的。是啊，那封在楊絮里遞出的情書，是我們故事的開始。一封情書，一次勇敢，一個承諾，便是半生的相守。那個年代的愛情，沒有轟轟烈烈，卻像機床里的零件，穩穩當當，經得起歲月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