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間,山西地面出了樁奇案, 因為十五兩銀子的賭債,竟發現一個潛藏在軍中的反賊頭子,最后鬧得尚書戴枷、御史謫死,整個大明朝的司法系統都翻了個底朝天。這案子的根子,就出在一個叫李福達的奇人身上。
李福達是山西崞縣人,天生就是個不安分的主,專愛干些殺頭掉腦袋的營生造反。孝宗年間,他跟著一伙人造反,兵敗后本該充軍西域,他卻半道上就逃了,又化名李五跑到陜西,裝成游方郎中,靠著幾句鬼話忽悠人,竟拉起了一支彌勒教的隊伍,在大明正德七年又造了一次反。這回兵敗,同伙死的死、抓的抓,只有他發揮了傳統技能,又一次逃之夭夭。
兩次造反都能全身而退,李福達的本事可見一斑。這次他學乖了,改名叫張寅,干脆改了戶籍,混進五臺縣的張氏宗族,跑到太原府扎了根。他腦子活、手段狠,沒幾年就靠放貸、置地發了大財,房產田地遍布三州五府,甚至還捐了個太原左衛指揮使的官銜,雖說不是實職,可也是正三品的臉面,走到哪兒都有人捧著。可誰能想到,這風光無限的張老爺,竟是個兩度造反之罪的逃犯?
李福達本想就此洗白身份,安安穩穩當他的富家老爺,可偏偏栽在了一個無賴手里。
這無賴叫薛良,是徐溝縣的潑皮,吃喝嫖賭樣樣精通,早年還逼死過人妻,坐過牢。出獄后手頭緊,就舔著臉向李福達借了十五兩銀子。在薛良看來,借了就等于白拿,壓根沒想著還。可他哪里知道,李福達是何等人物?能在刀山火海里滾兩圈的人,收賬的手段可比官府還狠。
薛良賴賬不還,李福達也不跟他廢話,直接派了幾個壯漢上門。一頓拳打腳踢下來,薛良被打得哭爹喊娘,連滾帶爬地躲了起來。這梁子算結死了,薛良恨得牙癢癢,可正面硬剛又打不過,就動了歪心思:“這張寅既然敢放高利貸,身家肯定不干凈,我就不信抓不到他的把柄!”
薛良也是個能下死功夫的無賴,躲在暗處打聽了好幾個月,還真讓他揪出了驚天秘密,這張寅,竟然是當年兩次造反都沒抓住的逃犯李福達!薛良可樂壞了,覺得這下發財報仇的機會來了。他揣著打聽來的線索,直接告到了山西巡撫衙門,一口咬定張寅是漏網反賊。
巡撫一聽是涉及到潛逃多年的反賊李福達,這要是大案要案,趕緊安排衙門里的人去查。可查來查去,卻查出了一堆相反的證據:五臺縣的官府說,張寅確實是當地的軍匠戶,戶籍清白;陜西那邊也回話,當年造反的囚犯都死光了,沒人能指認;再一查,薛良跟張寅有賭債糾紛。巡撫一看,這不是明擺著薛良誣告報復嗎?當即判了薛良一個誣告罪,發配到長城以北喝西北風去了。
李福達松了口氣,以為這事就這么了了。可他萬萬沒想到,一個大人物的介入,讓這樁小案子徹底翻了天。
此人武定侯郭勛,明朝開國功臣的后代,更是嘉靖皇帝的寵臣。原來李福達長袖善舞,早就跟郭勛搭上了線,兩人交情不淺。郭勛在京城聽說李福達遭了難,雖說初審已經結案,還是寫了封信給剛上任的山西巡按御史馬錄,讓他多關照關照。
郭勛本是好意,沒想到卻幫了倒忙。這馬錄是個出了名的剛正官,最恨的就是官官相護。他看完郭勛的信,立馬起了疑心:“一個太原的富家翁,怎么能讓京城的侯爺親自寫信關照?這里面肯定有貓膩!”馬錄當即調閱了李福達案的卷宗,越看越覺得不對勁:五臺縣只說有張寅的戶籍,卻沒說他是哪年入的籍;陜西的囚犯死光了,就不能找當年的同鄉、鄰居指認嗎?
馬錄當即重新調查,這一查可了不得了!他找到了當年造反首領的侄子,這人一眼就認出張寅就是李福達;又從陜西找來了十五個見過“行醫李五”的百姓,把張寅混在十六個皂隸里,百姓們一眼就把他揪了出來:“就是他!這就是當年的李五!”證據確鑿,馬錄當即斷定張寅就是李福達,還上疏彈劾郭勛包庇反賊。
這時候,案子就不再是簡單的反賊案了。原來嘉靖皇帝是半路繼位的,當年有一群大臣逼著他改認先皇為親爹,不認自己的親生父親,這就是“大禮議”之爭。郭勛當年堅決站在皇帝這邊,幫皇帝保住了親爹,深得皇帝信任;而馬錄和那些彈劾郭勛的大臣,大多是當年逼皇帝改爹的文臣一派,早就想找機會扳倒郭勛報仇。
大臣們一看機會來了,紛紛上疏彈劾郭勛,把他的老底都翻了出來,說他侵吞民產、賣官鬻爵,甚至說他跟李福達勾結,想謀反篡位。郭勛也不示弱,向皇帝哭訴:“他們不是沖我來的,是因為當年大禮議的事報復我,想把支持皇上的人都趕盡殺絕,最后再逼著皇上不認親爹!”
嘉靖皇帝一聽,頓時慌了神。他最在意的就是“大禮議”那點事,生怕大臣們再翻舊賬。當即下令讓錦衣衛把李福達、薛良還有所有證人都抓到京城,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多個衙門聯合會審。這一審,就審了六次,歷時三年,把朝堂攪得雞犬不寧。
前兩次會審,主審官刑部尚書顏頤壽看著雙方各執一詞,不敢下結論,只把供詞遞了上去。嘉靖皇帝一看就火了,大罵他含糊其辭。顏頤壽沒辦法,第三次會審就站在了馬錄這邊,認定張寅就是李福達。可皇帝又挑出供詞里的漏洞,把他臭罵一頓。顏頤壽嚇得魂都沒了,第四次會審又想和稀泥,既說張寅是李福達,又說沒證據證明他謀反,改判斬監候。
這下皇帝更生氣了,說他欺君罔上,還暗示要按當初山西的初審結果來判。到了第五次會審,形勢徹底反轉:當年指認李福達的證人全都翻供,說自己是被馬錄逼的,認錯人了;馬錄也承認自己判斷失誤;顏頤壽更是全面推翻之前的結論,說張寅是無辜的,全是薛良誣告。
最后一次會審,審問的對象變成了馬錄、顏頤壽這些之前審案的官員。皇帝換了自己信任的大臣主持會審,最終定下了判決:薛良誣告反坐,秋后處決;馬錄等山西重審官員、顏頤壽等會審官員,還有那些彈劾郭勛的大臣,全都被判了重罪,要么發配邊疆充軍,要么罷官革職。最后算下來,這樁案子死了十二人,謫戍十二人,罷官革職三十多人。
而那個始作俑者李福達,不僅安然無恙,還恢復了張寅的身份,繼續當他的富家老爺。民間百姓聽說了這事,都覺得李福達神通廣大,不是凡人,把他傳成了能呼風喚雨、避禍消災的法師,編了一大堆傳說。有人說他會遁地術,當年造反兵敗是靠遁地逃的;有人說他會妖法,能讓證人認不出自己;還有人說他通著神仙,連皇帝都能護著他。
說到底,這樁由十五兩銀子引發的奇案,不過是皇權爭斗的犧牲品。薛良想報私仇,卻丟了性命;馬錄想剛正執法,卻落得發配邊疆的下場;而李福達,不過是借了“大禮議”的東風,成了皇帝平衡朝堂的棋子。直到后來,人們還常拿這案子警醒后人:“莫惹奸猾徒,莫摻朝堂爭,區區十五兩,能送萬人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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