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白嘉嘉
編者按:
全國509所中小學AI教育基地中,只有1所特教學校。
南京市聾人學校成為這個“唯一”,到底意味著什么?
這是技術普惠的開始,還是個體幸運的孤例?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走進南聾,看看這所學校到底做對了什么。
在南京市聾人學校(后稱南聾)的每一天,聾生王漢翔都會在早上六點被震動床準時叫醒。
那是一種近似手機來電話時發出的高頻震動,從床板、床架四面八方襲來,枕頭和被子都無法阻擋。
但10月4號這天——舉國歡度國慶假期的時候,在上海的一家賓館里,沒有震動床的提醒,王漢翔和他的幾位同學,還是在副校長花鈺鋒的帶領下早早起了床,開始了ICode國際青少年編程比賽前的熱身準備。
今天是他們和全球的青少年一較高下的重要日子,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為全球頂尖編程少年打造高規格的競技舞臺上,他們將實現自己的編程夢想。
此刻,他們還不知道南聾將會在一個月之后,入選教育部“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單,并成為全部509所入選學校中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學校。這份榮耀暫時還激勵不到他們。
他們沉浸在編程里,老師在賽場外為他們加油,父母通過云直播關注著自己。
在比賽結果揭曉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南聾的日常。
南聾因為積極擁抱科技、基礎設施完善,在特殊教育圈子里名聲遠揚。最近,這所學校又因為AI融合教學的諸多嘗試受到關注。
12月9號這天下午,花鈺鋒結束在杭州的培訓,剛回到辦公室,采訪邀約又找上了門。
他們來到南聾,是為了尋找答案:AI能為特殊人群做些什么?將如何影響他們的學習、就業和生活?
1、小校園,大世界
如果你在冬至前一天(12月20日,周六)的下午一點半,來到南京御道街和瑞金路的十字路口附近,可能會遇見一隊穿著紅藍校服的學生。他們顯得有些興奮,稚氣尚未徹底褪去的眼里透著好奇,一雙腳接著一雙腳走出校門。
王漢翔猜測,這些應該是南聾美術班的學生,正在外出寫生,“一學期一次。”
南聾的管理是嚴格而有秩序的。
除了每兩周末一次的外出采購時間,南聾會安排豐富的校外活動,比如外出寫生、參觀博物館或社會實踐、春秋游等。
對于家遠的孩子而言,雖然只能等到寒、暑假或是五一、十一、元旦這樣的長假才能回家,但豐富的日常活動也能一解思鄉之苦。
剛來到南聾時,王漢翔對學校的“小”感到不適,他不光覺得學校的面積小——占地面積只比標準足球場大一點——就連操場、洗手間、教室也比其他學校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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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現在他已經理解了小的原因。
南聾高中部每個年級有5到6個班,每個班只有十幾個人,初、小學各一個班。人數少是特殊教育學校的特色,學校小更利于分層教學和個別化管理。
更何況,學校正在努力為學生“打開”世界。
周一到周五,南聾的同學們和所有高中生一樣忙于學習。周六開始,他們會進入另一個更豐富的活動場域。
每周六的上午,學校會安排校本活動課程,多年來已經開設了20多個門類,包括排舞、羽毛球、籃球等體藝類項目,也有難得一見的“烙畫”、“南京雕漆技藝”等非遺,由非遺傳承人王高飛、何桂容親自授課。
南聾“小藝術家”們的作品已經快把樓道和走廊掛滿了,學校到處都是他們的“畫廊”。其中一幅名為“南京特教全家福”的學生“雕漆畫”作品,如今被放在南聾的隨班就讀資源中心,作為南京特教一家親的精神象征。(注:南京市隨班就讀資源中心是統籌全市隨班就讀工作的專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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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多年來本科率超過95%,南聾無需太過擔心學生的就業問題,這些活動課的展開,是為了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
近期,為了拓寬學生的就業道路,南聾額外為學生開展了一次咖啡體驗活動。
“一是現代人愛喝咖啡;二咖啡師這個職業比較時髦;三授課老師是南聾的畢業生,拿過全國金獎,很受歡迎。”花鈺鋒介紹了這次活動背后學校的考量。
活動課結束,吃過午飯,時間來到中午十二點。這是一周里同學們最期待的時刻之一。宿管阿姨會把手機還給他們,通過屏幕,他們得以了解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我們會玩游戲和看新聞。”王漢翔一邊展示同學們的游戲段位,一邊倒豆子般談論起各國的時事,“(同學們)都很好奇外界發生了什么,我們會討論類似巴以沖突這樣的話題。”
但僅僅“打開”還不夠。副校長花鈺鋒正在“主動”為學生爭取更多機會。
花鈺鋒舉例,南聾有很多共建單位,包括博物館、戲劇學校、美術館等。但在人們的傳統觀念里,很多人認為自己不會手語,就無法與學生溝通交流。
外界對南聾了解得太少,不知道這些擔憂是沒必要的。
AI軟件已經為課堂“效勞”多年,每一節課,它都會自動將老師的話轉譯成字幕顯示在屏幕最上方。
這兩年,南聾還引進了手語數字人。在任意數字終端(比如手機、iPad、電腦屏幕)打開界面,它便會忠實地將老師講述的信息翻譯成手語、漢字、英語中的任意一門或幾門語言。
外界也不知道南聾里還有“口語班”,王漢翔就是其中的一員。
和他交流時,你可以像平常一樣說話,不用放慢語速。他的口音略帶含糊,但并不影響理解。如果你有機會和他深度交流一會兒,或許還會驚訝于他的謙遜和思維縝密。
南聾的大門是打開的,只不過鮮有人知。花鈺鋒于是抓住每一個機會向同行“安利”自己的“寶藏男孩、女孩”。
11月23日,她和同為教育部“雙名計劃(名師名校長)”成員的另外兩位老師在南聾上了一堂科學教育公開課。同學們積極的反饋給兩位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花鈺鋒也與有榮焉。
“來這兒上課的老師都很開心。”花鈺鋒有些得意,“南聾的孩子聽課不會‘洋乎洋乎(南京話,懶洋洋)’,都很投入,舉手問問題非常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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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花鈺鋒身上,你能看到南聾老師們的共性。他們幾乎是下意識地表達贊美,慷慨地給予情緒價值。一位老師向花鈺鋒報告某工作走完了流程,她想也沒想就回復對方:“你看,還得是你呀,太厲害了。”對方笑得眼睛瞇成了一條縫。
王漢翔來到南聾一個學期之后,才漸漸打開內心。
和很多在普通學校就讀的特殊人群一樣,他也有過成績倒數,被同學冷漠對待,自我邊緣化的經歷。有時老師會因為成績不好責罰他,他理解這位老師的嚴苛,但確實學得很吃力。
最初,他擔心南聾的老師也會如此,可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擔憂已經消失了,就像沒人知道冬天的浮冰什么時候開始融化,無數細節組成了一個印象:
“生活中有困難的話老師會盡力幫我,學習不會的話,她也會反復教。一遍、兩遍、三遍,都沒關系。”
走進南聾校園,沿著綠蔭小道走到底右轉,面前走廊的右手邊,設置著一些名師的介紹。第一位就是花鈺鋒。
就在12月,她的工作室成為了南京首批“AI+名師工作室”。從2022年末AI熱興起開始,她就一直在嘗試將AI融入教學。
有段時間,英語老師生病請假,花鈺鋒主動代課。她把教學設計、視頻動畫、練習題都交給AI智能體處理,也受到了學生的歡迎。
如果你擔心AI生成的課件不夠專業,那大可不必——花鈺鋒保持著教師的嚴謹。她會把教學環節拍給生病的老師,向對方求證內容是否可靠。請假的老師也樂得如此,因為從中也能獲得用AI輔助工作的經驗。
影響力一點點蔓延。先是愿意擁抱新技術的老師組成了“數智先鋒團隊”,在內部開展培訓,然后擴大到全校。
一些資深的老師也加入進來了。
他們發現借助AI,制作拼圖游戲、連詞游戲這些調節課堂氣氛的小程序變得輕而易舉。課堂也變得有趣。語文、英語課本里干巴巴的故事,可以通過AI變成生動的動畫。數學課本也可以。物理課本也可以。
“不能說每節課都會用,但至少保證每位老師都接觸和了解到了。”花鈺鋒表示,南聾不會勉強老師使用AI,但基礎的AI使用技巧已經被列入了學校的通識性培訓。除此之外,學校還重點組織了一批老師,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個別化教育”領域的應用。
所謂個別化教育,就是為每位學生量身定制學習計劃。即便每個班級只有十余位學生,但學習層級仍有較大的區別。
2024年和2025年,南聾的所有應屆生都考上了本科——這已經是超越大多數普通學校的成績,但很顯然,南聾并不打算止步于此。
背后的原因或許在于,一定程度上,南聾學生的升學和就業,代表的是聾人群體進入社會所能達到的群體性上限。
作為全國最頂尖的聾人高中之一,南聾的學生都是優中選優。
每一年,來自全國各地的70多名聾生通過入學測試進入學校。他們能在AI的輔助下取得怎樣的進展,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現階段AI技術改善聾人處境的極限。
花鈺鋒對AI予以厚望。“AI時代,自學顯得特別重要。自學能力強的孩子,AI賦能的力度就會很大。”她鼓勵學生多接觸AI,“你們現在學會用AI,就能接觸到更多知識。”AI會拉大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但也是追趕的契機。
她拿學生陳宏元舉例。
來到南聾之前,陳宏元在內蒙古的一所特殊教育初中就讀,當地沒有開設英語課。高考之前,陳宏元滿打滿算只學了4年英語。即便如此,他還是考上了號稱“特殊教育界小清華”的天津理工大學。
“雖然他的高考成績達不到清華北大的錄取分數線,但他的計算機專業水平已經夠高了。”花鈺鋒說,“許多聾生學習能力很強,只是因為客觀原因沒法去考。隨著AI技術進一步發展,這層桎梏可能會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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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里有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為什么是花鈺鋒?
花鈺鋒的主動和魄力,在全國特教校長中是常態還是例外?如果沒有這樣的學校領導,南聾還能成為“唯一”嗎?
這個“唯一”的分量,或許比我們想象的更重。
截至2023年,全國共有特殊教育學校2345所,其中聾人學校389所、盲人學校26所、培智學校568所。在校生91.2萬人,專任教師7.28萬人,師生比約為1:12.5。
但在教育部公布的509所AI教育基地中,特教學校只有南京聾校這1所。換句話說,2345所特教學校中,只有0.04%獲得了國家級AI教育基地的認證。
這不僅僅是南聾的榮耀,更是2344所學校的缺失。
一項針對美國特教系統的調查顯示,80%以上的特教老師缺乏AI設備或技術支持人員,96%的老師缺乏相關培訓。中國的情況或許更不樂觀。
大多數特教學校面臨的困境是:設備采購價格昂貴、運行成本高、師資數字化能力不足、缺乏專業技術支持。
更重要的是,缺乏像花鈺鋒這樣主動爭取、系統推進的領導力。
南聾的成功,建立在學校管理層的主動、南京市教育局的支持、科技公司的善意這三個條件的疊加之上。但這三個條件,對全國大多數特教學校來說,都不具備。
2、但這還不夠
如果你向南聾校書記陳源清詢問手語數字人,他會向你演示這套系統。這套系統由果不其然無障礙科技(蘇州)有限公司研發,法定代表人楊陽本人就是聾人,擔任“譯語”AI手語項目研發負責人。
這套系統可以將老師講述的信息翻譯成手語、漢字、英語中的任意一門或幾門語言,在任意數字終端(手機、iPad、電腦屏幕)打開界面就能使用。被視為“天花板級”AI應用。
但演示完,陳源清會迅速關掉軟件。
每小時成本約200元。南聾表示“價格太高,負擔不起”,很難引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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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即便是南聾,也受到資源不足困擾。花鈺鋒表示,目前學校里用到的AI工具基本都是免費的,只有智慧體育除外,因為包含硬件設施和數據平臺,必須花錢。
這意味著,南聾的AI教學,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免費工具和科技公司的善意。一旦這些支持消失,南聾的AI優勢也會隨之消失。
連南聾這樣的頂尖特教學校都“負擔不起”的技術成本,對全國其他特教學校意味著什么?
將視野看向校外,資源不足或許還體現在科技公司對手語數字人的研發投入不足、深度不夠。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國家手語與盲文研究中心成員鄭璇在文章《手語數字人研發現狀與思考》中列出手語數字人遭受“質疑、反感和抗阻”的4條原因,其中兩條是:“研發人員對手語的獨特語言特性缺乏認知”,“現有技術水平無法匹配聾人用戶需求,生成的手語可懂度低,且表情與口型難以做到仿真”。
手語遠比許多人想象的要難,這是事實。
中國手語中的手勢能與漢語詞語一一對應的僅占50%。除了雙手動作之外,手語還會使用表情、體態來進行表達,如果缺少了配合,就無法傳遞出完整的意思。
但值得追問的是,當越來越多宛若真人的數字人主播,開始在直播間里聲情并茂地帶貨,手語真的是一道難以跨越的技術門檻嗎?
這是技術的門檻。
更現實的問題是就業。
根據中國殘聯的數據,截至2023年末,全國持證殘疾人8591.4萬,持證殘疾人就業人數906.1萬,剛過十分之一。即使是有工作的殘疾人,很多也只能在福利崗位上拿著每月2000多元的工資。
花鈺鋒顯得憂喜參半,語氣從輕快變得抑揚頓挫,仿佛吐出壓在心里的石頭:“學生不愿意去企業福利崗位。他們有思想,希望能在社會里承擔一些責任,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AI讓聾生有能力達到更高的學術水平,但就業市場會因此改變對殘疾人的偏見嗎?技術突破與社會接納之間,還有多遠的距離需要跨越?
這是社會的門檻。
書記陳源清猜測,特殊教育學校的身份可能為南聾入選AI基地提供了一定的助力。南聾是南京市教育局直屬學校,能享受更大力度的資金、政策支持。
但在這些關注背后,是更多沉默的特教學校。
12月,來自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特殊教育學校的三位年輕女老師來南聾調研學習。涪城區特教學校是當地唯一一所特教學校,已在教學中初步應用AI技術——用AI結合知識庫做教學設計,生成視頻“活化課本”,有組織地開展網課。
但她們的資源,遠不如南聾。
科技不能只在賺錢時進步,需要承擔社會責任時畏縮不前。
這句話的分量,或許需要一些數據來支撐。
2024年,騰訊的研發投入超過700億元,阿里接近600億元,科大訊飛的研發費用也達到38.92億元。這些投入,主要集中在商業化場景——廣告、電商、自動駕駛、芯片。
但在特殊教育領域,這些科技公司的專項投入數據,幾乎都是“未公開”。
騰訊的99公益日,2023年單日募資超過38億元,但用于特殊教育的比例,同樣是“未公開”。
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投向這里。
南聾的成功,某種程度上是“主動爭取”的結果。花鈺鋒主動聯系科技公司和高等院校,主動接觸并推動AI教學。但這種模式能復制嗎?
在科技公司的商業版圖里,特殊教育從來不是優先級。這是現實。但這個現實,應該被改變嗎?
南聾的AI經驗具有普適性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決定了南聾的經驗,是會成為全國特教學校的樣板,還是會成為一個孤立的“幸運樣本”。
3、他們仍在努力
科技的“跬步”正在一點點跨越聽力障礙,但身處其中的南聾同學們并不僅僅是單純的受惠者。他們也是探索者。
很多人的探索,是從一臺駕駛飛船的機器人開始的。
這是一款名叫“ICode”的編程學習軟件,你需要控制機器人翻越各種障礙收集能量,但和其他游戲不同的是,你沒有上下左右按鈕,每一步都需要編寫代碼。
為了過關,你需要學會帶參數函數、多次遞歸、多重遞歸……如果足夠有毅力和天賦,一路過關斬將的終點,將會是ICode比賽的領獎臺。
谷景奇已經拿過三次國際金獎了。這個一米七九的男孩高高瘦瘦,頂著頗有極客氣質的發型,說話彬彬有禮,手指纖長有力。
現在是他在南聾的最后一個學年,還有幾個月就將邁入高考考場。為了考上“小清華”,谷景奇連吃飯都帶著英語書,但今年10月,他還是抽空準備并參加了ICode比賽——盡管金牌不能帶來任何高考加分。
ICode比賽全稱ICode國際青少年編程競賽,包括預選賽、中國區決賽、全球賽三個賽段,參賽選手是來自世界各地6到18歲的青少年。
對南聾的學生來說,這是他們與全球青少年公平競爭的機會,某種程度上,這個機會是他們和副校長花鈺鋒一起爭取來的。
通往領獎臺的第一級臺階出現在2022年。
經南京市教學研究室推薦,花鈺鋒發現ICode很適配特殊教育的需求——難度恰好介于純代碼編程和模塊化編程之間,關卡式設計又能及時提供正反饋。于是她添加了ICode工作人員的微信,詢問注冊方式。沒曾想,對方開門第一句就回復她:“你們是特殊教育學校,可以免費使用。”
免費的消息讓花鈺鋒喜出望外。她原本只打算給4到5個同學開通賬號(畢竟每年1000元的費用并不便宜),現在則可以讓更多學生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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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任何人編程都不容易,對聾生來說,難度會更大一些。
英語是第一道坎。來到南聾之前,一些特殊教育學校不開設英語課程。因此,要理解以英語為基礎的編程語言,他們首先就得下一番苦功夫。其次,教授純代碼編程涉及許多抽象表達,手語教學難免存在局限性,學生理解起來相對困難。
有了合適的工具,同學們的專注天賦被最大程度地激發了。短短十幾天,花鈺鋒的得意門生、谷景奇的“師父”陳宏元就沖到了全球排行榜第84名。
花鈺鋒向ICode工作人員展示了這一成績,對方順勢邀請他們參加比賽。于是,同學們獲得了與其他青少年同臺競技的機會。從市級到省級、國家級再到國際級,每一年他們都能捧回數塊獎牌。
2025年,學校獲得ICode中國區組委會“優秀組織金獎”。
這些獎牌和獎杯如今陳列在學校四樓的Steam課程基地——這里配置了蘋果電腦、3D打印機、激光雕刻機、機器人以及各種電子元件,并且對學生保持開放。這意味著,只要他們愿意,隨時都能接觸到前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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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谷景奇來說,這間教室更像是“傳道授業解惑”的“道場”。就像從前陳宏元帶著谷景奇學編程,如今谷景奇也成了學弟學妹們的“師父”。
這種“傳幫帶”已經在南聾成為一種傳統,一屆學生的理想激勵著下一屆。
谷景奇想考去天津理工大學找陳宏元,高二的學弟陳君豪、王漢翔,高一的學弟費鴻煊,想去天津理工大學找谷景奇。
他們希望畢業后能從事科技行業:費鴻煊想去大廠設計軟件——他對搖一搖廣告尤其不滿;陳君豪希望自己能一路讀到博士,去設計國產芯片;谷景奇和王漢翔都想成為研發機器人的工程師,“做醫療機器人去幫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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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根紐帶的起點,花鈺鋒也期待著在大學里進修計算機專業的陳宏元,能為學弟學妹們做出榜樣。
大一期間,陳宏元以“優秀”的成績考取了Office、Python、C語言三張計算機等級考試二級證書,今年9月又考取了網絡技術三級證書。
花鈺鋒評價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他有天賦,即便放在所有同齡人中,成績也值得驕傲。他將來朝軟件方向就業一定沒問題。”
上一學年,陳宏元專業學習全年第一名,領跑同級同學,獲得了人民獎學金一等獎和勵志獎學金資格。
但陳宏元專業第一,他畢業后能獲得和健全人一樣的機會嗎?
董媛是南聾信息中心副主任,她親眼見證聽力障礙帶來的阻礙被科技的力量一點點打破。
最初,每天早上,老師拿著木棍走進一間間宿舍,通過敲擊床架叫醒每一位學生。后來有了震動床,早上六點準時叫醒。有人按門鈴,床震動;老師通知,床震動;火災警鈴響起,床也震動。
2018年前后,震動床系統、硬件進行升級換代,添加了視覺信息層:宿舍增加屏幕,床會震、燈會閃爍,顯示屏上也會顯示相應的文字,多維度傳遞信息。老師可以遠程文字輸入,精確到某間宿舍。師生交互“變得比普通中學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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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媛溫柔地看著面前的四個孩子——谷景奇、陳君豪、王漢翔、費鴻煊。
陳君豪說,自己的芯片博士夢想好像“不太可能”實現。
董媛當時下意識就反問了一句:“為什么不可能?”
她雙手握拳交叉在胸口輕敲——這是手語里懶惰的意思,對陳君豪說:“你很聰明,只要去掉身上的惰性,就一定能做到。”
陳君豪對AI的理解,不只停留在工具層面。他掰著手指討論AI時代生產要素的變化:“生產者、生產資料和生產對象是生產的三要素,以前它們都是圍著人轉的,未來機器人變得更全能,就都圍著它轉了。”
董媛說:“所以我們正處在歷史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上。”
2023年到2024年,殘疾博士研究生數量從連續多年的169人大幅提升至239人。“道路正在變寬。”
4、拿到自己的位置
10月4日下午,比賽結果揭曉。
銀牌。又是一塊銀牌。
這是王漢翔的第二塊銀牌,第一塊被“興奮得情難自抑”的父母,妥善地保管在家里。下午四點多領獎時,他既沒有松口氣的感覺,也沒有遺憾。
他設想過拿金獎:“那表示很厲害。”但對銀牌,他原本沒有特別想法,直到獲獎后才沉淀出理解。
“我不要求拿到第一,只要拿到自己的位置就行。”王漢翔說。
這是花鈺鋒經常說的話:拿到自己的位置。
“我們不是要培養第一名,而是要讓每個孩子找到自己的位置。”花鈺鋒說,“有的人適合編程,有的人適合設計,有的人適合做老師。重要的是,他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
王漢翔現在知道了。他想成為工程師,和爸爸一樣。
“我想做那種研究機器人的工程師。”他說,“研究醫療機器人去幫助其他人。”
王漢翔還記得,他第一次參加ICode競賽時心里的忐忑。
“我覺得自己是聾人,不應該和健全人比。”他說。
而現在,這個想法或許尚未完全消失。但至少,他們正在生出直面它的勇氣。
在那個四位學生對談的下午,編程比賽的獎牌掛滿了他們身后的半面墻,他們提起曾經因聽力障礙受孤立的回憶,場面一度陷入沉默,每個人都低著頭。
“那些都是我的來時路。”谷景奇打破沉默,昂著頭,眼里透著倔強。緊接著,王漢翔、陳君豪、費鴻煊也抬起了頭。
從“我不配”,到“為什么不可能”,再到“拿到自己的位置”。
這個變化,比任何技術都更有意義。
每一天晚上,王漢翔回到宿舍,躺在那張會震動的床上。
早晨,南京市聾人學校的學生們,依然在震動中醒來。震動床已經從人工敲擊床架,進化到了自動化,再進化到了可視化。
這是技術進步的縮影。
但王漢翔能“拿到自己的位置”,是因為他足夠努力,還是因為他足夠幸運?他遇到了南京市聾人學校,遇到了AI技術,遇到了花鈺鋒這樣的校長,遇到了谷景奇這樣的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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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有2000多所特教學校,但AI教育基地里,只有南聾這一所。
南聾成為“唯一”,是技術普惠的開始,還是個體幸運的孤例?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南聾,也不在任何一所學校。它在每一個科技公司的決策會議上,在每一筆教育經費的分配方案里,在每一個普通人對“公平”的理解中。
509所AI教育基地,應該有更多的特教學校。
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選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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