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 鞠躬盡瘁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江隆基 作者提供

《江隆基教育論文選》 作者提供

江隆基譯《唯物辯證法者的理論斗爭》 作者提供

蘭州大學校園里的江隆基半身雕像。 作者提供

20世紀50年代，江隆基（左一）與北京大學時任校長馬寅初（右二）等在未名湖畔合影。 作者提供

【紅色教育家】

江隆基（1905—1966），字盤安，陜西西鄉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留學日本、德國。1936年回國后，歷任陜西省立西安第二初級中學校長，民族革命大學行政系負責人，陜北公學副教務長、教務長，華北聯合大學教務長，延安大學副校長，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副廳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后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蘭州大學黨委第一書記、校長。著有《江隆基教育論文選》等。

今年是江隆基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中國人民大學、延安大學、北京大學、蘭州大學等他曾工作過的高校，紛紛以多種形式緬懷這位杰出教育家。

振興教育 前驅先路

1905年12月24日，江隆基出生于陜西西鄉縣白楊溝村一個農民家庭。他青少年時代深受五四運動影響，在陜西省立第二中學求學時就積極投身愛國運動。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乙部后，在李大釗等引領下，認定“馬克思的學說真是拯救中國的導星”，開始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贊同共產主義”。

“教育是基礎事業”“國家的命脈”；“沒有教育就不會有國家的文明”；只有“振興教育”，才能“實業振興，科學發達”，才會使我們國家擺脫“痛苦日深”的境地。這是江隆基1926年在一篇文章中所寫的。振興教育，后來成為他一生的事業。

1927年6月，在白色恐怖下，江隆基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隨后，他赴日本、德國留學，邊求學邊堅持革命工作，還翻譯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唯物辯證法者的理論斗爭》等理論著作。

1936年10月，江隆基完成德國柏林大學經濟系的學業后取道蘇聯回國。次年1月，他出任西安二中校長，開始了教育生涯。他視“教育為神圣的事業”，主張“學校教育要為抗日救亡服務，要以民主精神辦學”。很快，西安二中成為全市抗日救亡活動最為活躍的中學，許多學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5月，江隆基來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擔任陜北公學副教務長、教務長，負責全校教務。校長成仿吾與江隆基早在德國留學時便相識，對他的革命經歷和斗爭精神早有所聞。他向大家介紹，“隆基同志是一條硬漢子”“在國外，他是反帝斗爭的硬漢子，回國后，他又是教育領域和抗日救國戰線上的硬漢子”。

針對陜北公學學制短的特點，江隆基提出教學計劃應堅持“穩定且靈活”“少一些、深一些”的原則，精選教材內容，并親自講授“世界革命運動史”和高級班“中國問題”部分講座。至1939年夏，陜北公學已形成相對完善的新教育體系和有效教學方法，培養出6000多名抗戰干部。

1939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北聯合大學，前往晉察冀根據地辦學，成仿吾任校長，江隆基任教務長兼社會科學部部長。他們帶領師生歷經三個多月千里跋涉，克服重重艱難險阻抵達敵后根據地，堅持在戰時險象環生的情況下辦學。后來，江隆基撰寫了《在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旗幟下前進》等8篇文章，總結華北聯大的辦學經驗。他說，我們的教育是新民主主義教育，是以“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為目標的新民主主義的抗戰教育”。

1945年10月，江隆基調任延安大學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在校長空缺的情況下實際主持全校工作，成為延安大學轉折時期承前啟后的重要奠基人。在他的領導下，延大率先開設“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兩門公共政治理論課，開創在高校設立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公共思政課的先河，他還親自主講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

1952年10月，江隆基回到母校北京大學，擔任副校長。在歡迎大會上，時任校長馬寅初稱贊他“是一位老黨員，是一位有豐富經驗的教育家”，“他來北大，北大很幸運，我們很幸運”。江隆基則深情回應：“北京大學是我的母校。我接受馬列主義是在北大，參加共產黨也是在北大。在離開25年之后，今天我是回娘家了。”

在北大期間，江隆基始終堅持加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到校不久，他便組織黨員骨干建立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積極發展黨員。1956年，他兼任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強調“加強團結是辦好北大的關鍵”，建立健全校務委員會制度。他促使各院系組建教研組和教學小組，將教師個人研究與集體研究有效結合，推動教學、科研水平整體提升。

江隆基一貫主張“教學第一”，認為學校核心任務是培養人，一切工作都應圍繞教學展開，維護正常教學秩序；強調教學必須堅持“科學與生產和社會生活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人才培養要對接國家建設需求，加強與產業部門和科研機構的聯系，實現產學研緊密聯動。

江隆基在北大工作的6年多里，學校規章制度逐步健全，辦學規模迅速擴大，教學、科研、管理成效顯著。時任教務長周培源教授認為，這期間“北京大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1959年，江隆基調任蘭州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他剛到校就深入開展調研，不久即以“全面整頓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為題作首次工作報告，有針對性地明確提出“學校教育必須以教學為中心”，提出加強黨對教學工作的全面領導、貫徹知識分子政策、關懷教師工作生活等三項重點任務。他通過不懈努力，收回了此前被分離出去的中文、歷史、經濟文科三系，恢復了蘭大綜合性大學文理兼備的學科架構。

在蘭大7年半，江隆基以教育家的眼光和膽識，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和“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的育人標準，認為“教學質量是衡量學校教育的基本標準”“以合格的教學質量培養合格的人才”，并將提高教學質量作為中心工作。他誠懇邀請老教授帶頭上基礎課，扶持骨干教師打造優質基礎課程，將化學系主講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課程的教師陳佩芳、鮑啟申、張光、張漢良樹立為教學的“四大臺柱”，顯著提升了全系的學生培養質量和學科影響力。他還組織全面優化基礎課比例，加強外語教學和學生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訓練。

他提出綜合性大學要多承擔科研任務，強調基礎科學與理論研究的重要性；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勵“學術冒尖”和“科研協作”，采取“保障重點、帶動全面、扶持學科帶頭人”的辦法，提高有限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率。1963年4月，他主持制定《蘭州大學十年自然科學研究事業發展綱要》和《蘭州大學十年自然科學研究事業發展規劃》，確立以基礎理論研究為重點的科研方向和辦學特點，為學校科研工作繪就切實可行的藍圖。

此外，江隆基還著力建設一支“又紅又專”高素質教師隊伍，推動校風、學風和干部作風建設。

在江隆基領導下，蘭大教學、科研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穩步提升，1960年10月被黨中央確定為全國重點大學，迎來學校發展的新局面，被師生們稱作校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

立足實踐 探索規律

江隆基通曉英語、日語、德語，長期深入鉆研馬列主義經典，具備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他在陜北公學、華北聯大主持教務時，與何干之、何思敬等學者時相過從，切磋理論；還指導胡華等青年教師研讀《資本論》，要求他們熟讀馬列經典著作，結合實際進行學術研究，精心為他們修改文章、講義，并鼓勵發表。他自己更是常常深夜還在油燈下讀書、備課、寫作。

在三十年的教育實踐中，他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黨對教育的領導，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知識分子政策，自覺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按客觀規律辦教育。這是他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辦教育，均能取得顯著成效的關鍵。

與他共事多年的辛安亭同志回憶說，“隆基同志最突出的品質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按教育規律辦教育”“無論順境逆境，他都能堅持這一點，十分難得”。而這“既要敢于實事求是，也要善于實事求是”，是他“馬列主義立場堅定、辯證唯物主義水平高的表現”。

1956年2月，江隆基率團訪問了蘇聯的好幾所大學，全面了解蘇聯高校的教育制度、課程設置、教學和科研、思想政治工作等，寫了上萬字的出訪筆記。回國后，他撰寫了《關于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幾個問題》等文章，認為學習蘇聯一定要結合我國的特點，注意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和教學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吸收其他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辦教育的有用經驗。

1959年到蘭大后，他全力恢復教學秩序，狠抓教學質量，使學校工作迅速面目一新。他還撰寫了《高等學校教學工作中的幾個原則問題》《關于提高教學質量的幾個問題》《試論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文章，結合北大、蘭大辦學實踐，總結經驗，探討辦好社會主義大學的規律。1962年5月，他精心撰寫了《試論高等學校工作的規律性》一文，系統總結出辦好社會主義大學的八條普遍規律和重要經驗：以政治為統帥，以教學為中心，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合理安排，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相結合，以課堂教學為主，輔之以各種必要的教學形式；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則以理論學習為主；科學知識與實際技能相結合，則以科學知識為主；根據既定的教學計劃，采用由淺入深、由基礎到專業，循序漸進，逐步提高的方法，首先學好基礎課，然后學好專業、專門化課程；學習必須依靠個人的努力……承認學生學習的差別性，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培養學生獨立鉆研的興趣，充分發揮個人才能；發揚學術民主，提倡自由探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斷調整教師與學生，老教師與青年教師、師生與職工之間以及黨與非黨、先進與后進之間的關系，正確處理他們之間的矛盾；動靜結合、勞逸結合、革命干勁與科學態度結合、大膽創造與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這是最能全面體現江隆基高校教育管理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這些真知灼見歷經實踐和時間的檢驗，至今仍熠熠生輝。

曾擔任西北大學黨委書記的郭琦同志這樣評價：江隆基辦教育，順境時，他的成就比我們更大；逆境時，他能減少損失、快速糾錯，犯錯更少，核心就在于他更具實事求是精神。

尊重人才 關愛教師

在辦學過程中，江隆基“始終以尊重人、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為基點開展工作”，做知識分子的知心人，將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思政工作落到實處。

1952年到北大后，江隆基“把大量時間和精力用于與教師廣交朋友，當時北大有1000多名教師，他差不多都認識、接觸過，深入了解他們，充分尊重并發揮其作用”。他高度尊重、經常走訪老教授，為馮友蘭等一批著名學者配備研究助手。春節時，他還和其他校領導挨家登門給教師們拜年。

1954年冬，著名哲學家湯用彤突然中風。江隆基聞訊后，立即多方奔走，爭取上級支持，組織及時搶救，并派人去醫院日夜幫助護理，終于使湯老轉危為安。著名化學家傅鷹教授性格耿直、直言不諱，有人對他頗有微詞。1955年，江隆基力排眾議，由學校推薦他參評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56年北大評定教師職稱級別時，江隆基堅持以真才實學為主要標準，得到大家的普遍認可。評選出28位一級教授，其中既有馮友蘭等老一輩著名學者，也有東語系主任季羨林等一些當時才40歲出頭的中年學者。

他到蘭大后，全力支持化學系主任劉有成教授的工作，并且創造條件，幫助擅長學術研究的黃文魁、陳耀祖等教師組建科研團隊，確定研究方向和重點。他還頂著壓力，為著名有機化學家朱子清教授增撥經費、配備助手，鼓勵他繼續從事天然有機物合成研究，并將該研究方向列入全校“五大科研重點”。在這些老師的帶領下，化學系形成了良好學風，培養出大批優秀學生，成就了后來“一門九院士”的美譽。

留美歸國的生物學家鄭國锠教授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撤銷系主任職務、停止科研工作。江隆基了解這一情況后痛心地說：“這樣的科學家，是我們教育事業中十分難得的寶貴財富，怎么能這樣對待？”他力主恢復了鄭國锠的研究工作，還主動請他繼續擔任系主任。鄭國锠不負厚望，在細胞生物學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核物理學家徐躬耦教授1955年調入蘭大，籌建核物理專業，但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難。江隆基得知后，專門找他深入了解情況，表示全力支持核物理專業的發展，親自出面協助解決了許多難題，調派了一批青年教師，在1961年成立了現代物理系，增設了放射化學等新專業，為國家“兩彈一星”工程培養、輸送了許多優秀人才。

為研制高壓倍加速器，現代物理系教職工常加夜班。江隆基批示要求學校奶牛場保證每天供給他們8瓶牛奶。當高壓倍加速器調試成功后，江隆基專門到現物系實驗室，爬上高凳去看靶室中的束流，向大家表示祝賀。徐躬耦深有感觸地說：“現代物理系正是在江隆基的關懷下才有了較快的發展，受到大家稱道。”

趙儷生教授是著名史學家，江隆基支持他專注開展教學和研究，使他能安心從事中國農民戰爭史與中國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并講授中國通史課。趙先生的中國通史課一口氣講了五個學期，江隆基經常搬個小板凳在教室后排聽課以示重視。趙儷生被史學界同行公認為20世紀后半期在高校講授中國通史效果最好的學者。

江隆基把理論物理學家段一士教授請到家中，和他交流對教學、科研想法，鼓勵他：“在困難面前不氣餒、不動搖，這是可貴的品質。目前的困難是暫時的。等困難時期過去了，再回顧我們的工作，就不會感到懊悔和內疚了。”看到段一士忽然打了一個寒戰，江隆基起身找出僅有的一小包紅糖，為他沖了一杯熱乎乎的糖水，段一士深受感動。此后，段一士潛心研究規范場理論，取得重要突破，引起國內外同行關注。1977年，楊振寧教授回國時專程造訪蘭大，對段一士的研究成果予以高度贊許。段一士在蘭大還培養出葛墨林院士等優秀學者。

江隆基尊重教師，主張讓教師“各得其所，各展所長”，推動學校工作重心向教師轉移，營造尊師重教的良好氛圍和寬松環境。他勉勵教師提升自身素質，提出六項要求：熱愛教育、奉獻教育；教好書；具備一定科研水平；既教育他人也塑造自己；愛護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有人評價，江隆基領導高校成效顯著，“與他深刻了解知識分子特點、善于團結并發揮其作用密不可分”。

嚴于律己 身正為范

作為一名20世紀20年代入黨的老黨員，江隆基始終嚴于律己、艱苦樸素、大公無私。

剛到北大時，學校分配給他一套寬敞住房，入住當天他便在日記中表達不安，告誡自己一定要杜絕特權和享受意識。得知馮友蘭教授住房擁擠、圖書無處安放，他主動提出調換住房，將寬敞居所讓給馮先生，把自己家搬到校內一套較小且沒有暖氣的住宅。

江隆基到蘭大的第一天，與其他校領導會面座談。校辦工作人員端出一盤水果糖招待大家。等會面結束時，他叫住工作人員，弄清了水果糖是用于招待蘇聯專家的，當即表示“大家的盛情，我非常感謝，但不能占專家的便宜”，主動補交了糖果錢。

在子女心目中，江隆基既是良師、嚴父，又似慈母。女兒江亦曼回憶說，1959年她隨父母來到蘭州，中學讀的是母親工作的蘭州女中，大學讀的是父親當校長的蘭州大學，但她和同學們一樣吃在食堂、住在集體宿舍，上學、放學騎自行車或擠公共汽車。她在食堂喝豆面、高粱面糊糊，經常吃不飽，還得利用課余時間摘榆錢兒、打槐花。有一次她得了胃病，想回家住，父親嚴肅地說：“現在大家都在勒緊褲帶，為國分憂，你的同學能堅持下去，你為什么不能呢？”

雖然對孩子們要求嚴格，但江隆基竭盡全力呵護子女健康成長。在江亦曼的記憶中，由于母親平時吃住在單位，父親實際上擔負起母親的角色。他經常為孩子們洗衣服、釘紐扣、下廚做飯，甚至還為妹妹梳頭扎小辮。有時，他把圍裙往膝頭一攤，拿起釘錘、剪刀，當起修鞋匠。周末和節假日，他也會騰出時間，帶孩子們到黃河邊散步、去影劇院看戲，和他們交流學習工作情況、國內外新聞。

“凡是和江隆基同志接觸過的人，對他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無不欽佩。他在教職工和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這不是靠他的職務、資歷，而是靠他的工作、品德和作風贏得的。”北大和蘭大的很多老教師都說，他們對黨的了解和信任，在許多方面是在同江隆基的接觸中得來的。

1966年6月，深受師生們愛戴的江隆基逝世，時年61歲。

斯人已去，風范永存。在蘭州大學城關校區，江隆基的銅像靜穆而立，見證著一代代師生的成長；在榆中校區，橫貫東西的“隆基大道”，承載著全體蘭大人永恒的敬意和追思。他的精神和教育思想，早已深深融入這片土地，化為“蘭大精神”濃郁的血脈基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江隆基的貢獻與風范歷久彌新。他未竟的事業，正由一代代后人接續奮斗；他堅守的理想，正在新時代綻放新的光華。

（作者：張克非、楊易賓，分別系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校史研究室主任，蘭州大學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