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千金、真院長與消失的國寶：起底南博制造“名門之后”的真相

穿著素雅旗袍的徐鶯站在南京博物院展廳中央，面對媒體講述“家族收藏往事”，而真正的龐家后人坐在臺下，心中充滿疑問和不安。

2014年，南京博物院舉辦“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一位名叫徐鶯的年輕女性以“龐萊臣堂弟龐贊臣曾外孫女”的身份高調亮相，與真正的龐家后人龐叔令同臺合影。

她的亮相獲得了南博前院長徐湖平的親自站臺和策展人龐鷗的大力推介，連《三聯生活周刊》都信以為真并刊發了專訪。

然而，這個看似完美的“名門之后”故事背后，卻隱藏著一個令人震驚的身份造假鏈條。

從生物碩士到美院博士、名門之后

在2014年之前，徐鶯的學術背景與書畫藝術毫無交集。她的本科和碩士均就讀于生物專業，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建蘭花葉病毒和齒蘭環斑病毒的細胞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研究》。

一個研究植物病毒的理科生，卻在2014年突然以“龐家后人”和書畫專家的身份亮相于文博界最頂級的展覽之一。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她的專業背景與藝術領域相去甚遠，南京博物院仍然在2014年12月的“藏天下”展覽中，將她作為“龐家后人”隆重推出。

精心編織的家族故事

徐鶯在2014年展覽中精心編織了一系列謊言來支撐自己的“后人”身份。

她聲稱龐贊臣是龐萊臣“堂弟兼遺囑執行人”，但根據歷史資料，龐萊臣早在去世前就已親自將財產分割給三位子孫。

她還向媒體描述了自己“在奶奶家看到賀明彤名字的冊子”的童年記憶。然而，這一細節很快被真正的龐家后人龐叔令識破——在解放前，賀明彤按照習俗應被稱為“龐賀氏”，而非直接使用本名。

面對龐叔令要求出示親屬關系證明的正當請求，徐鶯不僅拒絕提供，反而要求對方“自證是龐家后人”。

歷史常識暴露偽造痕跡

真正的龐家后人龐叔令在與徐鶯接觸后，很快發現了諸多疑點。她回憶稱，徐鶯聊起家族往事時“話術老成得不像30歲，細節卻處處穿幫”。

最明顯的漏洞是徐鶯提到的“賀明彤”名字問題。在舊社會，已婚婦女通常不會直接使用本名，而是隨夫姓。徐鶯對這一常識性細節的忽視，暴露了她對龐家真實情況的陌生。

面對質疑，徐鶯始終無法提供任何能夠證明她與龐家存在血緣關系的有效證據。而龐家一方則向法庭提供了完整的戶籍檔案，形成了鮮明對比。

網友疑此微博博主即徐鶯本人

法院判決確認身份造假

2015年，無法通過對話解決爭議的龐叔令選擇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澄清事實真相。

法院經過審理查實，徐鶯無法提供任何血緣證據來支持自己“龐家后人”的身份主張。而龐家一方則提供了完整的戶籍檔案，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

2016年，法院作出明確判決：徐鶯身份造假，南博策展人龐鷗在展覽畫冊中專論捏造事實，侵害了龐增和的名譽權。

這一判決從法律層面正式揭穿了徐鶯的虛假身份。

學歷與職稱的快速晉升之路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身份造假被法院確認，徐鶯的職業發展似乎未受影響。

借助南博展覽積累的“學術資本”，她順利進入杭州師范大學工作，并以“委培生”身份進入中國美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論文研究方向恰好是“虛齋收藏”。

2016年9月，徐鶯成為中國美院的委培生，研究課題鎖定“20世紀書畫收藏——以龐萊臣為例”。僅三個月后的2016年12月，她就被正式包裝為“龐家后人”在展覽畫冊中亮相。

完成學業后，徐鶯直接成為杭州師范大學人文社科副教授，主講思想史與書畫研究。

隱藏在背后的體制內關系網

徐鶯的身份造假并非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涉及多方利益的精心策劃。法院判決認定，南博策展人龐鷗在展覽畫冊中捏造事實，構成了名譽侵權。

南博前院長徐湖平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不僅親自為徐鶯站臺，還與后續的文物處置爭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舉報材料顯示，徐湖平被指控在任期間指使專家將真跡標為“贗品”，以“調劑處理”名義低價撥給他兼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商店。

更值得關注的是，徐湖平的兒子徐湘江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藝術品拍賣公司，形成了“父親在體制內負責鑒定，兒子在市場上負責變現”的疑似利益鏈條。

從庫房調劑到天價拍賣的名畫流轉

與徐鶯身份造假緊密相關的是龐家捐贈文物的異常流轉情況。1959年，龐家將包括137件（套）書畫在內的“虛齋舊藏”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

然而，這批捐贈文物中至少有5件下落不明，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圖卷。

1997年，南博以“不夠館藏標準”為由，將包括《江南春》在內的5幅畫作“調劑”給江蘇省文物總店，而該店的法人正是時任南博院長的徐湖平。

同一幅《江南春》在2025年現身拍賣行時，估價高達8800萬元，與1997年“調劑”時的價格形成驚人對比。

文博圈子內的閉環交易規則

文博圈內的人際網絡為這種異常流轉提供了便利。江蘇省收藏家協會的第一任會長正是徐湖平，而購買《江南春》的陸挺是該協會的活躍成員。

更耐人尋味的是，陸挺的妹妹陸昂是北京嘉德拍賣公司的總裁，而《江南春》正是在嘉德2025年春拍上現身的。

這種“親屬網絡”讓畫作的流轉始終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進行：從南博庫房到文物總店，再到私人美術館，最后到拍賣行，每一步都看似“合規”，卻又充滿了“巧合”。

龐叔令在法庭上要求南博說明五幅畫去向時，當退休員工手持工號牌實名舉報時，他們捍衛的不是幾件家傳字畫，而是這個國家對自己文明的最后一點誠信。

《江南春》從被捐贈時的國寶，到被鑒定為“偽作”，再到以6800元“調劑”給私人美術館，最終以8800萬估價現身拍賣行的過程，如同一面鏡子，折射出文博系統某些角落的復雜生態。

法院判決書已經確認徐鶯的身份造假，但更龐大的疑問仍懸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