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27日晚,濟南趵突泉的燈火倒映在水面,波光搖晃。羅瑞卿剛給毛主席遞上一支香煙,主席卻把目光投向遠方的月色:“明天若有時間,咱們去曲阜看看吧。”一句輕描淡寫的話,為這趟夾著“公休”名義的考察之旅,加進了新的行程。
趕回招待所已近子夜,許世友仍在翻地圖,生怕路線有紕漏。三天前,中央批準毛主席“帶人休假”,眾人都明白,這份假條更多是為了讓他換個地方繼續思考國是。首站天津,隨后濟南,主席沿途察看河道、鐵路與農田,既休息也調研,節奏一點沒慢。
10月26日下午,列車剛進濟南站,喇叭里報出的車次還沒停,許世友就喊出了那句“主席!您來了”。寒暄過后,車隊立刻往濼口大壩駛去。路上,毛主席忽然舉煙一指車窗外:“世友,你曉得濟南為何叫濟南?”車里頓時安靜。沒人答得上來。片刻后主席笑道,古有濟水,自王屋山入海,此城在水之南,故名濟南。短短幾十個字,把一眾地方干部問得汗顏,也讓隨行警衛暗暗佩服。他不只關心工程數據,對地方掌故同樣了然于胸。
27日白天,濟南四里山、黃祖炎烈士墓、趵突泉,一個點也沒落下。回到駐地時太陽已沉,主席摘下呢帽抖了抖灰塵,坦言身子有些乏。許世友趁機提出:“既然到了山東,不看孔廟總覺缺點什么。”這句并不算奉承的話,讓主席頓了頓神,隨后示意楊尚昆安排列車。行程就這樣拍板。
對孔子,毛主席向來頗有研究。早在1920年,他自北京赴上海,中途繞道曲阜,專程拜謁。那次故地之行,他寫下“春風楊柳萬千條”之句,從孔子“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引申而來。32年過去,時代換了人間,這座古城也讓他心生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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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拂曉,列車離濟南向南,穿行泰山腳下。車過岱岳段,群峰如黛。羅瑞卿靠窗拍了拍玻璃:“主席,泰山已到。”主席順勢指向蒼茫山脊,說古帝封禪典故,又轉而提醒隨員,新中國靠人民做主,不搞帝王那一套。車廂里無人插話,只聽鐵軌節奏穩穩敲擊。
上午九點,兗州站臺傳來汽笛長鳴。汽車在月季花圍出的簡易停車坪里等候,塵土飛揚。一路西行,車隊不到一小時便停在孔府大門。孔府的牌坊仍是灰瓦朱楹,卻多了些新政時期的樸素。曲阜縣委書記孔子玉早已守候良久。下車的一刻,他雙手緊握主席手掌,仍壓不住聲音里的顫抖:“毛主席您好!”
寒暄幾句后開始參觀。走到前堂樓,主席忽然轉身出題:“諸位可知孔子姓什么?”隨行干部面面相覷,許世友小聲嘀咕“姓孔呀”。主席笑了,“殷商后裔本姓子,’孔’乃其氏。”一句話勾起眾人興趣,也讓解說員急忙翻資料補課。
移步孔廟大成殿,香柏森然。主席舉目望斗拱彩繪,又問孔子玉:“你也姓孔,莫非是孔夫子后代?”孔子玉答得爽快,“我是第七十二代孫。”主席點頭,又問族譜輩分如何相承。孔子玉背出乾隆所賜三十字中的二十字,卻坦言自己已將“憲”字改成“子玉”為避舊日地主嫌疑。主席放慢腳步,說道:“新中國里,過去的地主也好,農民也好,只要一道向前,就是同志。起名循不循舊譜,都不妨事。”語氣不重,卻給在場干部上了生動一課。
臨近十一點半,主席在孔林停留片刻,拜謁至圣林墓。車隊返程時,他特意回頭望了一眼古柏深處的石碑。那目光不帶留戀,只像在核對歷史與現實的接縫是否嚴絲合縫。
日后再提曲阜之行,多數回憶都定格在這處場景,然而故事并未到此為止。2016年4月,曲阜市委書記孔令玉趕赴天津,看望已九十八歲高齡的孔子玉。老人腿腳不便,卻堅持翻出一本厚厚的筆記本,其中那頁寫著“1952年10月28日,兩天準備,終于迎客”。紙已泛黃,字跡仍勁挺。
三代共產黨人之間的交集,就這么借老人的記憶被接續。歷史檔案里能找到那天的行程記錄,曲阜博物館也留存著接待函電。毛主席的泰山議論、關于殷商姓氏的糾正,以及對族譜沿襲的態度,都成了實打實的口述史料。沒有豪言壯語,卻讓后人明白,領導者對傳統的態度既非盲目摒棄,也非全盤復古,而是帶著批判的繼承與理性的尊重。
回看那趟“休假”列車的履痕,北京—天津—濟南—曲阜,四站之間不過千里,卻折射出新生共和國治理理念的輪廓:考察水利,關心交通,體察民情,也不忘在古圣先師的牌位前與地方干部閑談。短短幾日,毛主席以不動聲色的方式,把“歷史自覺”這個詞落進了具體人事。
至此,1952年秋天那場并不張揚的曲阜訪古落下帷幕。孔廟青瓦依舊,濼口大壩的堤身已換新裝,泰山依然巋然,歲月卻把一次偶遇鐫成史冊里的生動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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