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情誼不分國界,有些人的堅守,能跨過大洋和戰火。史沫特萊和中國的緣分,不是嘴上說說,是真真切切刻在那些兵荒馬亂的日子里,直到臨死前,還惦記著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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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她以記者身份來中國,本來是來記錄革命的,沒成想自己也卷了進來。經路易·艾黎和宋慶齡介紹,她聽了不少蘇區的事兒,也聽說了朱德的傳奇,打那兒起就一心想去延安。1937年,她總算踏上了這片紅色土地,之前總聽說紅軍總司令“脾氣暴躁”,見面才知道,原來是個穿著粗布衣裳、看著像農民老大爺似的人,待人特別親切。他倆就約好,朱德每周抽兩三個晚上,跟她講講自己的經歷,她負責記下來,想讓全世界都聽聽中國農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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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一爆發,她跟著八路軍往華北前線跑,和戰士們一起吃淡飯、挨凍,壓根沒把自己當外國人。炮火跟前,她拿著筆寫報道,一邊揭露日軍的暴行,一邊讓國際社會知道八路軍是真的在拼命抵抗。她瞧見根據地缺醫少藥,就四處奔走聯系,把白求恩、柯棣華這些國際醫生請到中國來,還爭取到了紅十字會的藥品支持。后來前線越來越危險,朱德一遍遍勸她回后方,她哭著不肯走,說“跟八路軍在一塊兒,我才找到真正的精神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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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她病得越來越重,確診了胃癌晚期,手術前用顫抖的手寫下遺囑。她沒把財產留給美國的親人,反而把所有著作版權和財產都留給了朱德,讓他用來建設中國,還特意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國,說“只有在中國,我的靈魂才能安寧”。她的遺產不是什么金銀珠寶,是實打實的巨款——光德國底茲出版社就存有60多萬馬克,往后每年還有十幾萬馬克的版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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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她拿著筆,憑著良心站在中國這邊,被自己的國家迫害也沒動搖過。擱現在看,這份不是一家人卻勝似一家人的情分,照樣讓人心里發顫。現在好多事兒都講利益算計,可史沫特萊這份純粹的堅守,咱們不該記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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