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以色列軍事問題研究的十個原則

近年來，巴以沖突的再度升級，引發學界對以色列軍事問題的研究熱度上升。作為一個戰爭常態化且軍地深度融合的國家，以色列的軍事體系呈現出高度政治化、社會化以及實戰驅動的復合特征。對以色列的軍事研究應超越武器裝備或戰法戰術等微觀層面，將其與國家制度、社會結構、戰略文化聯系起來。本文提出十項原則作為深入理解以色列軍事問題的分析路徑，覆蓋組織制度、戰略邏輯、文化結構等多個方面，意在為后續研究提供可參考的基礎框架和研究方向。

從軍地融合結構出發理解

“人民軍隊”的社會嵌入性

以色列在建國初期確立了以全民義務兵役制為基礎的“人民軍隊”理念，以充分發揮國防軍的“熔爐”作用。以色列《兵役法》規定，年滿18歲的公民都需服兵役，退役后自動編入預備役部隊。時至今日，盡管國防軍職業化趨勢不斷增強，以色列社會內部分化持續加劇，但義務兵役與預備役制度仍然維系著軍隊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系，塑造著具有“軍隊社會化”和“社會軍隊化”特點的軍地融合結構。

以色列軍隊在約旦河西案大搞破壞

這一結構不僅體現為兵源的廣泛性，更凸顯出軍隊在社會中的深度嵌入：大量退役軍人流入政界與高科技產業，形成精英社會網絡；服役經歷成為以色列人社會身份與人脈資源的重要基礎；國防工業的技術創新與軍地融合模式，也依賴于這種軍地貫通的制度。科研一線的軍工企業工程師多有服役經歷，深諳國防軍真實需求。當然，“人民軍隊”理念也使許多以色列社會問題轉變為國防軍的問題，對軍隊的專業性造成沖擊：由于以色列軍人同時包括宗教和世俗人士，軍隊準則有時難以落地；左右翼之爭造成的社會撕裂，使軍隊的內部團結受到影響；預備役部隊內部關系松散，紀律不嚴明。此外，隨著以色列社會宗教化趨勢的增強，宗教復國主義者在國防軍的比例不斷上升，許多來自非法猶太定居點的基層官兵在加沙地帶作戰中出現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以色列國防軍軍徽

2023年10月，以色列國防軍的情報機構出現重大情報失誤，軍隊未能完成守衛邊界、保衛民眾的責任，最初的反擊作戰組織得比較混亂，缺少加沙地面行動作戰預案，造成民眾對軍隊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后來發動“鐵劍”行動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重建以色列國防軍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一些美國軍事專家基于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戰經驗，為國防軍作戰提出諸多建議。但由于“人民軍隊”的理念，大多數建議對國防軍并不適用。把握以軍的社會嵌入性，是理解其軍事體系運作邏輯的基本前提。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加沙地帶的

武裝組織發起“鐵劍“”行動

把握軍政互動中的制度結構與權力格局

以色列安全體系的運行體現為文官主導、軍隊深度參與的軍政互動模式。在這一框架下，軍隊及情報機構對國家安全議題的政策制定與執行有較大影響。以色列軍事問題必須置于國家政治結構與權力分布的整體脈絡中加以審視。

一方面，軍政之間存在密切互動與人員流動。以色列民眾對軍隊長期高度信任，大量退役將官順利進入政壇，成為安全內閣、議會或政黨中的重要力量。總理、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多擁有軍隊背景。另一方面，現役軍方高層與情報首腦雖無決策權，但來自軍方的情報評估與軍事建議，在實際決策中具有重要影響力。這可能成為內塔尼亞胡利用哈馬斯回避“兩國方案”的政策依據。總之，軍隊對政治的影響力客觀存在，軍隊和情報機構的退役高官也構成一個非正式的政策影響團體。

從國家安全戰略出發理解

軍事戰略的生成邏輯

在以色列政治中，安全問題始終處于最高優先等級，軍事手段則是安全戰略的支柱。盡管以色列缺少正式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但長期以來，其安全戰略實際圍繞威懾、預警和決定性勝利展開。進入21世紀，隨著周邊非國家行為體火箭彈、導彈和無人機能力的提升，2006年梅里多爾委員會增列 “國土安全”為第四大戰略支柱。

在具體操作層面：一是維持小規模常備軍以應對日常安全挑戰，維持對敵威懾，力求預防或延緩戰爭爆發；二是構建高效的情報體系，確保威懾失效時能提前預警，為召回預備役人員爭取時間；三是常備軍與預備役部隊共同實施境外作戰，通過決定性勝利恢復并提升對敵威懾。由此可見，三大支柱構成動態閉環，每一支柱都發揮著特定的功能，共同服務于整體軍事戰略。其中，威懾在該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預警發揮戰略環節轉換的橋梁作用，決定性勝利則是重建和強化威懾的主要手段。“國土防御”是以色列軍事戰略的根本目的，體現著國防軍的底線思維。

在上述戰略支柱的基礎上，以色列形成了先發制人、境外作戰等軍事戰略原則，其目標、手段與資源分配高度依賴國家安全環境的評估邏輯。因此，對以色列軍事戰略的研究，需置于國家安全思維結構與政策決策機制的整體語境中加以分析。

系統分析以色列對美軍體系的

依賴與互動路徑

以色列與美軍的長期深度合作不僅體現在武器采購與軍事援助的制度安排上，還體現在組織結構、作戰理念、技術研發、情報協同等多維互動機制中。具體而言：一是武器平臺和指揮體系的互操作性；二是常態化的聯演聯訓機制，特別是在被納入美軍中央司令部體系后，以色列成為美軍在中東地區作戰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是武器研發領域的高度合作，“箭”式、“大衛投石器”等系統均為雙方聯合研發的產物；四是軍官人才的雙向流動，一些國防軍軍官具有美軍研修經歷（如指揮參謀學院和國防大學培訓），推動了美軍理念與制度的內化。當然，美軍也有學習以軍的傳統，其在費盧杰的作戰就很大程度上吸收了2002年以軍在約旦河西岸的作戰經驗。

美以兩軍交流充分，以色列是全球為數不多對美軍理解透徹的國家之一。從這個意義上看，以軍是研究美軍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美軍研究也可指導對國防軍的研究。但另一方面，美以兩軍在組織邏輯、戰略文化與作戰體系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美軍更強調利用科技和體系優勢完成徹底摧毀，而以軍更強調利用欺騙和先發制人手段實施系統性破壞。且兩軍之間并非“親密無間”。美國為以提供的“對外軍事融資”大多只能采購美制裝備，部分先進系統如B-2、巨型鉆地導彈等戰略性武器被排除在軍售清單之外。

追溯英軍和俄羅斯軍事傳統

對以軍的創始性塑造

根據“創始者原則”（Founder Principle），一個組織在成立初期所吸收的制度與文化輸入，往往在結構固化后長期保留并持續發揮影響。國防軍在建軍之初受到英軍與俄軍傳統的雙重塑造。

英軍的影響多體現在制度建設層面。1948年，許多在二戰中服役于英軍特別是“猶太旅”的猶太軍官，成為國防軍建軍的中堅力量。早期軍隊建設幾乎照搬英軍模式，軍銜制度、參謀體系、軍種分工也大量借鑒英軍，軍事術語、文書格式甚至軍隊食譜等細節都照抄英軍。1930年代，英國軍官奧德·查爾斯·溫蓋特領導猶太民兵組建“特別夜間中隊”，推行主動防御、夜間突襲、小股滲透等戰法，也深刻影響了哈加納和后來以色列國防軍的作戰風格。

常為人們忽視的是，俄羅斯游擊隊軍事傳統也深刻影響了以軍的軍事文化、作戰風格與內部組織關系。其主要傳入渠道為一戰后帕爾馬赫與哈加納中的東歐移民軍官群體，代表人物為帕爾馬赫創始人伊茨哈克·薩代。曾服役于俄軍與紅軍的薩代，對群眾動員、游擊戰術、政治教育機制及“平等式領導”理念高度認同，并在巴勒斯坦地下武裝建設中積極實踐，使帕爾馬赫中形成了強調戰斗精神、官兵平等、去等級化與集體主義的部隊風格，得到以色列國防軍的繼承。

從戰略文化視角深化以色列軍事研究

以色列戰略文化是歷史經驗、宗教傳統、社會結構與地緣環境交織融合的產物。其核心特征包括：高度不安全感驅動下的持續備戰狀態、對先發制人打擊的依賴、對情報主導與高科技體系的高度倚重、戰略問題戰術化處理的傾向以及根植于國家意識形態的例外主義思維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以色列在安全認知與軍事行為上的文化框架。

在軍隊組織內部，以色列的戰略文化體現為一種強調平等與去等級化的指揮互動模式。軍官與士兵之間并非傳統軍隊中的上下服從關系，而是建立在高度信任與直接溝通基礎上的協作機制。這種氛圍深受猶太教思想影響，特別是塔木德傳統中“觀點共存、辯論為核”的知識生成方式。在戰場上，這一文化常表現為軍官靠前指揮的傳統。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據報道軍官陣亡比例高達27%，上校級軍官犧牲達6人。若缺乏對這一文化背景的理解，易將這些數據誤讀為部隊戰力崩潰或指揮體系失效。

戰略文化在不同軍種中進一步分化，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軍種文化譜系：情報系統崇尚快速判斷、認知主導與心理戰，強調決策與信息處理的時效性；空軍強調精準打擊與壓制優勢，技術文化濃厚，具備強烈的獨立作戰傳統與優越感；地面部隊作為保衛國土的主力軍種，形成了勇于犧牲、注重動員的組織文化；特種部隊則體現任務導向、深度滲透與高風險偏好，善于在信息有限的情況下隨機應變，靈活決策。

總之，以色列軍事文化不是孤立的行為風格，而是在宗教傳統、社會結構與戰略環境中孕育出的復雜產物，應從國家戰略文化演化路徑中予以整體把握。

以具體戰例為切口研究以軍

動態演進機制

以色列軍隊在持續性沖突與高度緊張的安全環境中邊作戰邊塑形。歷次戰爭與軍事行動對其組織結構、指揮機制、戰術演進乃至武器采購路徑均產生塑造影響。由于戰爭頻發，戰略縱深小，以色列形成了高度強調“快速適應戰場需求”的建軍理念，在戰爭實踐中不斷試錯與優化。

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以色列在地下攻防、軍事人工智能應用、系統性火力打擊等方面展現出許多新特征。研究這些變化，必須深入到具體戰役戰術層面中加以把握。從這個意義上看，戰例研究的細化至關重要。如果脫離實戰背景，僅從制度結構、政策文件或理論建構角度觀察以色列軍事體系，則難以捕捉其關鍵特質。

警惕技術神話對以色列

軍事研究的遮蔽效應

以色列在軍事方面有諸多可借鑒之處，尤其在軍事科技、戰法戰術等方面。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需避免習慣性“仰視”姿態。若將國防軍簡單等同于“高科技武裝力量”，不僅有失偏頗，更容易遮蔽其戰略思維、組織制度與作戰經驗的復雜性。實際上，以色列并非一個盲目崇拜科技的國家，其軍事決策核心長期以務實主義為導向，強調戰場適應性與作戰效果，而非形式上的科技性。很多所謂的“先進技術”，其部署和使用往往源于實戰需求，而非對前沿科技的探索。對以色列軍隊科技的“神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色列宣傳工作（Hasbara）的推動，服務于三重目的：一是強化民族敘事，即通過構建“科技奇跡”形象，塑造以色列作為戰后猶太民族復興范式的國家形象；二是塑造威懾力量，即通過強調“技術壓倒性優勢”，旨在對阿拉伯鄰國及非國家行為體（如哈馬斯、真主黨等）構成心理威懾；三是服務軍火出口，以色列國防工業體系內需有限，難以維持持續創新與低成本生產，通過突出產品的先進性能與實戰驗證優勢，以色列軍工企業可開拓國際市場，支撐國內軍工產業。

通過關鍵人物畫像揭示

非制度化的安全決策邏輯

以色列的軍事和安全決策機制具有“高度集中—有限協商—快速執行”的特征，其運作倚重少數安全精英的判斷與互動。研究關鍵人物的認知結構、行動偏好與相互機制至關重要。

以下五類核心人物的畫像需重點刻畫：一是總理。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決策者，其安全觀、戰略紅線與風險偏好深刻影響作戰節奏與目標設定。1995年以來，內塔尼亞胡長期執政，他的軍隊管理思想、軍事斗爭理念以及政治謀劃，對國防軍產生了深遠影響。二是國防部長。作為軍政關系樞紐，其軍事背景、對軍方的信任程度以及與總理的互動模式，決定了政策落地的順暢度。三是安全內閣其他成員以及國家安全顧問，這些人員具有較大流動性，通過政治協商形成戰略共識。四是總參謀長。作為軍隊最高指揮官，其職責為評估作戰準備狀況與戰略風險，并向政治領導人提出軍事建議，在關鍵節點上其判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五是情報機構負責人（摩薩德、阿曼、辛貝特）。情報系統作為國家安全體系的神經中樞，主要職責是情報收集、分析與威脅評估，可通過情報產品影響政治領導人決策。

經過6個多小時的審議，以色列安全內閣

全體會議批準了以色列與哈馬斯

在加沙地帶的停火及人質協議

高度集中且依賴個人判斷的決策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以色列在高壓環境下的反應速度與戰略靈活性，但也增加了決策的路徑依賴與認知偏差。因此，研究以色列軍事決策應深入這些關鍵人物內心深處，從而把握以色列戰略走向的主觀邏輯。

跟蹤以色列與歐美相關研究成果

以強化基礎研究

以色列軍事體系高度敏感，軍事相關信息受到嚴格的保密審查，研究者在材料獲取上受到限制。在全球范圍內，高價值材料主要有兩類來源。第一類是歐美研究。由于美英與以色列在軍事、安全與情報等領域存在深度合作關系，許多學術機構與智庫高度關注以色列軍事經驗并開展系統性研究。英國皇家聯合軍種國防研究所、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華盛頓研究所、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蘭德公司等機構的出版物，聚焦以色列國防戰略、武器系統、作戰轉型等議題。

以色列與美國軍隊的長期深度合作

第二類是以色列本國的研究與輿論。以色列安全研究所、貝京-薩達特戰略研究中心、梅厄·阿米特情報與恐怖主義信息中心、國家安全研究中心等機構，定期產出希伯來語和英語研究報告。以色列國防軍內部權威期刊《Ma’arachot》和作戰部下屬的達多跨學科軍事研究中心發布的期刊《Ben Haketavim》，作者多為以軍現役軍官，但一般僅提供希伯來語版本。此外，《耶路撒冷郵報》《國土報》《最新消息報》等媒體的軍事專欄，也是獲取以色列軍事信息的重要渠道。

熟練掌握希伯來語和英語，持續跟蹤以色列及英美研究成果，在長期積累零散信息的基礎上構建對以色列國防軍的系統認知，是深入研究以色列軍事問題不可或缺的前提。

結　語

研究以色列軍事問題有多重意義：一是在以色列戰略能動性上升背景下加強我國對以色列的制度邏輯與戰略行為的理解和預判；二是增強我國對中東地區局勢的系統認知與戰略判斷，三是在復雜安全挑戰背景下探尋如何通過科技創新與實戰積累，實現威懾構建與安全塑造的范式路徑。本文提出的十項研究原則，是理解以色列軍事體系的基本框架，也為分析其軍隊運行機制與戰略行為提供了方法論。綜合來看，以色列軍事問題研究應建立在對以色列國防軍的微觀認知和對以色列乃至猶太民族的宏觀認知之上。猶太民族的歷史決定了以色列對危機高度敏感，但以色列政黨政治又決定其對危機高度依賴。當以色列不再面臨生存性威脅，其軍事戰略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會將哪些新的對象或議題進行“安全化”處理？這些問題值得持續關注。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軍事文摘，原作者王戎。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眾號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軍事文摘

作者丨王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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