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南昌,有人遞上來一封電報,當場就給整個規劃會判了死刑。
電報是中南局發來的加急件,白紙黑字,話說的很重,就一件事:你們南昌那個城市規劃,特別是那條要修81米寬的大馬路,純屬胡來,瞎花錢,趕緊給我改掉。
這消息一出來,會議室里死一樣的安靜。
大伙兒剛提起來的一股子建設勁頭,像是大冬天被人從頭頂澆了一盆冰水,涼透了。
那時候的南昌才多少人?
三十來萬。
城里頭到處是戰爭炸出來的破房子,老百姓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你現在要弄一條寬到能讓八架飛機并排往前沖的大道,這不是開玩笑嘛。
底下的人開始竊竊私語,小聲嘀咕。
多數人的意思很明確:聽上頭的,別犟。
把路縮到四十米,既省錢又穩當,誰也挑不出錯。
可坐在主位上的那個人,沒吱聲。
他就是江西省第一任省長,邵式平。
他就那么坐著,聽著大家的議論,一根手指頭在桌子上有一搭沒一搭地敲著。
這位從弋陽走出來的漢子,打仗是把好手,搞建設還是頭一回。
毛澤東當年就評價他“脾氣倔”,現在,這股“倔勁”正面臨著真刀真槍的考驗。
突然,他停下了敲擊的手指,拿起桌上的鋼筆,在一張紙上“唰唰唰”寫了幾個字,那力道,好像要把紙戳穿。
他把紙條遞給旁邊的秘書,說:“照這個干,出了問題,責任我一個人擔。
向上頭打報告,別提任何技術人員的名字,就寫我邵式平。”
那張紙上,就六個大字——“繼續干,我頂著。”
這六個字扔出去,砸在桌上,比那封加急電報的聲音還響。
這已經不是修一條路的事了,這是拿自己的烏紗帽,在給一座城的未來下注。
想搞明白邵式平為什么非要這么干,得把時間往前倒兩年,回到1949年的那個夏天。
那時候的南昌,剛從國民黨手里拿回來,破敗得不像個省會。
全城不到九平方公里的地方,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不是泥坑就是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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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要么是快塌的棚戶,要么是戰爭留下的殘垣斷壁。
中央派來的南下工作團轉了一圈,回去報告里就六個字:“城小、人窮、事多”,說得一點沒錯。
邵式平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派到江西當家。
他到南昌的頭天晚上,沒去安排好的招待所,而是叫上幾個懂工程的技術員,一人一個手電筒,踩著深一腳淺一腳的碎磚爛瓦,爬上了那圈老城墻。
那晚上的月亮不怎么亮,照得這座打響第一槍的英雄城,輪廓又小又可憐。
邵式平領著人,順著城墻走了一整圈,花不了多少工夫。
他站在城頭,看著城里零零星星那幾點昏黃的燈火,半天沒說話,最后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身邊人說:“我們不能讓一個打響了八一起義的地方,總是一副窮酸相。”
這話,就成了后來南昌城建的魂。
可怎么建?
馬上就吵起來了。
一派人說,別折騰,就在老城的基礎上縫縫補補得了,省錢。
另一派說,干脆推平了,到旁邊找塊空地重新蓋個新的。
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朝鮮戰爭的風聲也越來越緊,南昌這種沿江城市,隨時可能要防備敵人的飛機。
城里那些彎彎繞繞的小巷子,真要出事,人往哪跑?
連疏散都找不到路。
就在這種爭論里,邵式平拍了板。
他說:“老城是根,不能動。
但新城要有新城的樣,要往外長。
路,必須修得又寬又直!
往小了說,這是交通要道;往大了說,萬一打起仗來,這就是我們臨時的飛機跑道!”
這個想法在當時,簡直是石破天驚。
于是,那條81米寬,以“八一”命名的主干道,第一次出現在了圖紙上。
邵式平的這個決定,讓他結結實實地打了兩場硬仗。
第一場,就是對付上頭那封批評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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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搞什么變通,也沒寫檢查,就是那句“我頂著”。
他讓人把寫著這六個字的紙條,直接貼在了工地的指揮部墻上。
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們,原來心里也犯嘀咕,看到省長把話說到這份上,心里那塊石頭落了地。
干勁兒一下子上來了,私底下都喊他“老邵”,說這人,硬氣。
第二場硬仗,比對付文件難多了,那就是拆遷。
要修路,就得動老百姓的房子。
南昌城里那些老屋,都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一磚一瓦都連著人心。
邵式平沒讓手下人拿著紅頭文件去硬來。
他自己換了身普通衣服,背個帆布包,里面裝著圖紙和皮尺,一家一家地上門去聊。
他不跟你講什么城市發展的大道理,就蹲在人家門口的石階上,用那口改不掉的弋陽土話拉家常:“老表,你看,現在這路窄得跟羊腸子一樣,下雨天一腳泥。
以后修寬了,鋪上柏油,你家孫子長大了娶媳婦,那轎車一排排開過來,多風光!”
或者跟人家算賬:“你這老房子是木頭的,怕火又怕潮,換成新磚房,住著也安心不是?”
人心都是肉長的,你把心掏給人家,人家也不會拿石頭對你。
一場本來可能鬧得雞飛狗跳的拆遷,就在這一句句的家常話里,慢慢地、平穩地搞定了。
到1953年底,八一大道的路基基本成型了。
第一臺壓路機開上去的時候,“轟隆隆”的聲音傳出老遠。
有個干活的工人看著那寬得沒邊的路基,開了句玩笑,后來還被人刻在了第一塊奠基石的背面:“這路寬得,牛車走在上面都能打把傘了。”
一句土話,把當時所有人看到這條路時的那種震驚,全說出來了。
路是修起來了,可閑話還沒完。
1954年春天,朱德元帥和陳毅元帥來江西視察。
車隊從老城那些顛得人七葷八素的小巷子里出來,一拐上平坦寬闊的八一大道,那感覺,天上地下。
陳毅元帥是個爽快人,他搖下車窗,半開玩笑地沖著陪同的邵式平說:“老邵啊,你這路修得是氣派,可南昌城現在哪有那么多車跑?
別到時候路上空蕩蕩的,跟個操場一樣,那不是浪費嗎?”
車里一下就安靜了,所有人的耳朵都豎了起來,想聽聽這個“倔”省長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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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式平沒急著辯解,他只是看著窗外那條一眼望不到頭的路,很平靜地回了一句:“陳老總,現在看是寬了點,可城市是要往前走的。
我們不能只看眼前這幾年。
再過幾十年,家家戶戶都有小汽車了怎么辦?
我們今天摳摳搜搜省下的這點地,將來就是留給子孫后代的麻煩。
現在一次性弄到位,后人就不用再把我們修的路扒掉重來,費那個二遍事。”
這番話說完,車里好一陣沒人開口。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當著邵式式的面,提“浪費”那兩個字了。
邵式平的眼光,也不只在這一條路上。
他頂著壓力,把原來分散在城里各處的政府機關,集中到一起,蓋了省政府大院,省去了到處跑的麻煩。
后來周恩來總理來看了,都點頭說“有氣魄”。
他還盯著城市的綠化,親自看八一公園、青山湖的規劃圖,反復強調“南昌是火爐,水和樹就是給城市降溫的寶貝,不能光修路不種樹。”
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因病去世。
他沒開追悼會,也沒搞什么告別儀式。
他的棺木,被一輛卡車悄悄地運回了弋陽老家,土葬了事。
這個為南昌城傾注了十五年心血的漢子,走的時候,和他來的時候一樣,安安靜靜。
后來,秘書在整理他遺物的時候,從一個舊抽屜的角落里,翻出了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是他自己寫的幾句話,像是給自己定的規矩:
“路修寬一尺,百姓出門快一步;
樹種多一排,城里頭少一分熱;
工錢給得足,干活的人自然來;
主意拿得正,后面的人不用愁。”
半個多世紀過去,如今的八一大道,每天跑的車超過九萬輛,上下班高峰期堵得一塌糊涂。
后來的人們不止一次地慶幸,要是當年真把路修成四十米,今天的南昌,恐怕還在為拓寬道路的拆遷扯皮,那代價,可就不是當年那點“浪費”能比的了。
歷史沒給邵式平開追悼會,卻用一條日夜不息的車流,為他立了一座誰也推不倒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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