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隨人走”，民生保障“不脫節” | 新京報社論

推動公共服務隨人走，本質上是要重塑“錢、事、人”的關系，讓財政資源更加真實、精準地反映人口流動的現實。

▲財政部明年將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分配機制，推動公共服務隨人走、可攜帶。 圖/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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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在12月27日至28日舉行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表示，明年將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分配機制，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可攜帶，重點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子女教育、社會保險等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人口流動的速度遠快于公共服務配置方式的調整，這導致一系列新的問題出現。比如部分農民工群體已在城市長期工作、定居，但由于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保障仍在很大程度上與戶籍綁定，使他們無法享有市民待遇，繼而難以融入城市中來。

此次藍佛安的表態，正是要以財政轉移支付分配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推動化解這一城鎮化和公共治理中的深層矛盾。

“公共服務隨人走”的價值核心，本質上是公共服務均等化，關系民生福祉。2015年國務院就提出“推動實現相關教育經費可攜帶”，即“錢隨人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又指出，要“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促進城鄉、區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動”。

十年以來，義務教育和社保領域的相關改革成果斐然。截至2024年末，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超過1.3億人，在國家基本公共服務現行標準規定的81項服務項目中，目前已經有62項實現了常住地提供。“十五五”規劃提出，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就需要進行力度更大的制度變革來補足短板。

如果說之前的“錢隨人走”主要是教育、社保部門各自推進，那么此次由財政部牽頭的財政轉移支付分配機制變革，則意味著公共服務隨人走正在從單項突破，走向系統重構。要真正做到公共服務隨人走，財政分配邏輯的調整是必經之路。

過去，雖然某些領域“錢隨人走”，但整體財政轉移支付仍以戶籍、歷史基數為主，結果就是地方政府在意愿上接人熱情不足。而在技術上，也難以做到可攜帶，因為“隨人走”是一次性配置，但“可攜帶”卻涉及跨行政區域、跨時間、跨信息系統，有大量的統籌工作要做。

推動公共服務隨人走，本質上是要重塑“錢、事、人”的關系，讓財政資源更加真實、精準地反映人口流動的現實。否則，接納更多人口，更可能會被地方視為一種負擔。

新的政策信號已經很清晰，人口不再只是地方財政的成本項，而是國家整體發展中的核心資源。通過完善轉移支付分配機制，把人口凈流入情況、實際服務人口規模納入財政考量，中央財政將為地方政府“接人、留人、服務人”提供更穩定的制度支持。這有助于扭轉部分城市對人口增長的猶豫態度，推動以都市圈、城市群為載體的集約化城鎮化進程。

從宏觀經濟發展角度講也是如此，比如，農業轉移人口是最具潛力的消費群體之一，但消費意愿長期受到教育、養老、醫療等不確定性的制約，通過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有效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釋放長期、穩定的消費需求。這種通過制度建設激活內需的方式，比短期刺激更具可持續性。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改革并非易事，因為公共服務隨人走意味著資金、資源在不同城市的重新匹配，涉及中央、地方財權與支出責任的再平衡，一些城市會因之受益，一些地方的財政舒適區則會被打破。

但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蔡昉所說，隨著經濟的增長，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內涵和外延趨于擴大，中央政府必然要承擔更大的財政支出責任，其在國家財政收支中的比重應該適度提高。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其本質在于增進民生福祉。但其引發的制度變革，很有可能成為穩增長、擴內需所需的制度級工具，也有可能成為撬動今后財稅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現實意義不容低估。

編輯 / 徐秋穎

校對 /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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