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一個連司機都毫無生氣、像木頭一樣杵在那里的公司，能有什么未來？”
渡邊雄一的聲音在昂貴的日料包廂里回蕩，像一把鈍刀子，慢慢割著在場每個人的神經。
翻譯的臉白得像紙，老板趙立新桌下的拳頭捏得咯咯作響，空氣凝固成了冰塊。
所有人都知道，這一刀下去，幾千萬的訂單就見了血。
誰來收場？是那個即將暴怒的老板，還是那個被當眾羞辱的，門外木頭一樣的司機？
27歲那年，我的名字叫周然，職業是司機。
我開一輛黑得發亮的奔馳S350，車屁股在陽光下能映出人的影子。
這車不是我的，它屬于我老板，趙立新。
我的工作就是把這輛車當祖宗一樣伺候，然后再把趙立新當祖宗一樣伺候。
每天早上六點半，天還沒全亮，我就已經到了趙立新家樓下。
我會用一塊軟毛巾把車身最后過一遍，確保上面連一根鳥毛都找不到。
車里的煙灰缸永遠是空的，趙立新愛抽的那種細長煙嘴的“九五之尊”會擺在扶手箱最順手的位置，旁邊是一瓶擰松了蓋子的依云礦泉水，還有一個保溫杯。
里面的碧螺春，是我用六十度的水溫泡好的，他一上車就能喝，不燙嘴，也不涼。
趙立新四十多歲，腦袋大，脖子粗，是那種典型的靠膽子和關系從泥地里爬出來的老板。
他做精密零件出口，這兩年趕上風口，公司像吹氣球一樣鼓了起來，他的脾氣也跟著鼓了起來。公司里的人，從副總到保潔，沒有一個不怕他的。
我不用怕他。在他眼里，我大概和那個真皮方向盤沒什么區別。他對我的指令通常只有三個：“走”、“停車”、“在這等我”。
沒人知道，我這雙握著方向盤的手，曾經在模擬聯合國的會場上揮舞過。
我是名牌大學日語系的畢業生，拿過國家級的獎學金。但畢業那年，天塌了。我爸，一個老實巴交的小廠長，被人騙了，不僅廠子沒了，還欠了一屁股還不清的債。
一夜之間，我那些關于外務省、關于商社的夢想，都碎成了玻璃渣。我需要錢，立刻，馬上。需要一份能讓討債鬼別再上門砸我媽窗戶的錢。
趙立新的司機招聘啟事就這么跳進了我的眼睛。
工資高得離譜，比我那些去五百強外企當管培生的同學起薪還高一截。代價是我的專業，還有我的臉面。我沒得選。
于是，我成了周師傅，不再是周然。
我每天開著車，像一個幽靈，穿行在這個城市的血管里。
趙立新在后座打電話。有時候是跟客戶吹牛，說他的德國設備是世界頂尖；有時候是跟手下罵娘，唾沫星子都能噴到前排；有時候是跟某個女人調情，聲音膩得像化開的麥芽糖。
我像一個沒有感情的行車記錄儀，只負責記錄，從不發表意見。
下了班，我回到自己在城中村租的十平米小屋。
房間里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我會打開一個破舊的收音機，調到短波頻道，里面是斷斷續續的日語新聞。
女主播的聲音冷靜又克制，能把我從白天的油膩和喧囂里撈出來。我需要讓我的舌頭和耳朵保持鋒利，像一把藏在油布里的刀。
我總覺得，這把刀總有派上用場的一天。我只是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時候來，以什么方式來。
那天，我感覺刀鞘開始松了。
公司要接一個天大的單子，客戶是日本一家叫“坂田工業”的公司，來的人叫渡邊雄一，是他們亞太區的采購總監。
趙立新為了這個單子，已經忙活了小半年，請客吃飯送禮，花出去的錢都夠買我這輛奔馳了。
他說，這個單子要是成了，公司明年就能準備上市；要是黃了，光是前期投入的設備錢，就得讓他緩好幾年。
整個公司上下，都繃著一根弦，誰都不敢大聲喘氣。
我去機場接機那天，天氣很陰沉。趙立新和他的副總，一個姓馬的胖子，坐在后座。老馬的官方職務是常務副總，但公司里的人都叫他“馬屁精”。
老馬把一沓剛打印出來還熱乎的資料遞給趙立新，聲音壓得像做賊：“趙總，這個渡邊雄一，我托了好幾層關系打聽了，是個老鬼子，出了名的難纏。”
“怎么個難纏法？”趙立新一邊翻資料，一邊從煙盒里彈出一根煙點上。車里頓時彌漫開一股昂貴的煙草味。
“傲，打心眼兒里瞧不起咱們。而且有個毛病，喜歡在酒桌上搞事，雞蛋里挑骨頭，專挑你的毛病，看你出丑。去年東北有家挺大的軸承廠，就是被他在酒桌上幾句話給攪黃了的，說人家老板沒格局。”
趙立新沒說話，只是“哼”了一聲，把煙頭狠狠地按進煙灰缸里。我從后視鏡里看到他緊鎖的眉頭，像一個擰死的疙瘩。
我握著方向盤，目光平視前方，但耳朵把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收了進來。渡邊雄一，傲慢，喜歡在酒桌上找茬。我記下了。
國際到達口，人流像開了閘的洪水。我一眼就從人群里認出了渡邊。他五十多歲，個子不高，但背挺得筆直。
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用發蠟固定得像個頭盔。
深色西裝，領帶打得一絲不茍，臉上沒什么表情，但眼神里帶著一種審視的冷漠。他身后跟著兩個年輕人，一男一女，畢恭畢敬地推著行李。
老馬和我趕緊迎上去。趙立新沒下車，他說身份不對等，得在車里等著。
老馬的腰幾乎彎成了九十度，臉上堆滿了菊花一樣的笑容。
渡邊只是從喉嚨里發出一聲輕微的鼻音，算是回應。他的目光掃過老馬，然后落在我身上，停留了不到半秒，就像看路邊的一棵樹，然后就移開了。
他們上了車。渡邊和他的助手坐在后排，趙立新和老馬陪著。車門一關，他們就開始用日語飛快地交談起來。
“這車還不錯，奔馳S級，看來這家公司還挺有錢。”那個年輕的男助手說。
“表面功夫而已。”渡邊的聲音很沉，“你看看那個司機，像根木頭，一點精神頭都沒有。細節決定成敗。”
“還有那個副總，笑得太假了，一看就是個老油條。”女助手也插了一句。
他們的聲音不大，自以為后排的私密談話，卻不知道這輛車的隔音太好，而我的聽力又太好。
我聽得一清二楚，每個字都像小石子砸在心上。但我臉上什么表情都沒有，手穩穩地握著方向盤，車子平滑地駛出機場，匯入車流。
后座的趙立新和老馬，像兩個陪考的家長，一句話也聽不懂，只能一個勁兒地賠笑，指著窗外的建筑，用蹩腳的英語介紹著這個城市。
下午的工廠參觀和第一輪談判，簡直是一場災難。
趙立新特意請來的翻譯是個剛畢業的小姑娘，叫田甜，大家都叫她小田。
小姑娘長得挺水靈，但一看就是沒經過事兒的。一進會議室，看到渡邊那張冰塊臉，就先矮了半截。
談判一開始，渡邊就拋出了一大堆極其專業的術語，還帶著濃重的關西口音。小田的臉瞬間就白了，額頭上全是細密的汗，翻譯得磕磕巴巴，好幾個關鍵的零件名稱都說錯了。
渡邊很不耐煩，不停地用手指的關節敲桌子，發出“篤篤篤”的聲音，像死神的催命鼓。
趙立新的臉色越來越難看，但他又不好發作。老馬在旁邊急得滿頭大汗，不停地給小田遞紙巾，給渡邊添茶，像個救火隊員，但火越燒越旺。
中途，渡邊甚至自己從包里拿出一個便攜式的顯微鏡，對著我們的樣品看了半天，然后用白手套捏起一點金屬碎屑，冷冷地說了一句。
小田結結巴巴地翻譯：“渡邊先生說……說我們的車間清潔度……不符合他的標準。”
趙立新的臉都氣紫了，那個車間是他花大價錢請人做的無塵車間，每天打掃三遍。
下午五點，談判不歡而散。渡邊站起來，連手都懶得握，只是微微點了一下頭，說：“效率太低了，希望晚上的時間不要也這么浪費。”
趙立新氣得在他們走后，一腳踹翻了會議室的垃圾桶。
為了挽回局面，也為了在非正式場合找到突破口，趙立新把晚宴定在了城里最貴的一家日料店。
這家店的老板是個日本人，據說食材都是從長崎空運過來的，人均消費能頂我半個月工資。
去餐廳的路上，車里的氣氛壓抑得能擰出水來。
“媽的！”趙立新終于忍不住罵出聲，“這個小田，平時看著挺機靈的，今天怎么回事！幾千萬的單子，就讓她給攪合了！”
老馬趕緊在旁邊勸：“趙總，消消氣，小姑娘也是第一次見這種場面，嚇壞了。沒事的，日本人就認酒桌文化，晚上我豁出去了，就算喝死，也得把這個老鬼子陪高興了！”
趙立新沒理他，從后視鏡里看了我一眼，說：“周然，今晚你就把車停在門口，別走遠，有任何事我隨時叫你。機靈點，聽見沒有？”
“好的，趙總。”我簡短地回答。
日料店叫“菊下”，名字挺雅致。門口是枯山水，一進去就是一股淡淡的柏木香。
我把車穩穩地停在門口的貴賓車位，看著他們一群人走進去。趙立新和老馬一左一右地簇擁著渡邊，背影看上去，有點悲壯。
我搖下車窗，點了一根煙。不是趙立新的“九五之尊”，是我自己的，七塊錢一包的紅塔山。煙霧繚繞中，我看著那扇被服務員拉上的木門，心里很清楚，那不是包廂，那是一個斗獸場。
果然，沒過多久，麻煩就接二連三地來了。
先是酒。老馬為了表示誠意，點了店里最貴的清酒“十四代”。
穿著和服的服務員小心翼翼地給每個人倒上。渡邊端起那個精致的小酒杯，沒有喝，只是放在鼻子下面聞了聞，然后立刻皺起了眉頭。
他用日語對服務員說了一句。
小田臉色發白，小聲地翻譯給老馬聽：“渡邊先生說，這瓶酒的年份不對，香氣太浮躁了，不是頂級的龍泉。”
老馬的笑臉僵住了，趕緊把餐廳經理叫過來，點頭哈腰地解釋，最后又換了一瓶更貴的。
接著是菜。第一道菜是刺身拼盤，藍鰭金槍魚大腹、牡丹蝦、海膽，擺盤像一件藝術品。趙立新剛舉起筷子，想請渡邊先品嘗。
渡邊卻用筷子尖，輕輕地撥了一下那片粉紅色的金槍魚大腹，然后搖了搖頭。
“切得太厚了，”他用日語慢悠悠地說，“超過了三毫米。這么厚的切法，會破壞魚肉的纖維結構，影響口感。你們的廚師，對頂級的食材，缺乏最基本的敬畏之心。”
趙立新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然后強行擠出一個笑容，端起酒杯，對著渡邊說：“渡邊先生，我們是粗人，不懂這些精細的講究，讓您見笑了。來，我自罰一杯，給您賠罪！”
說完，仰頭就把一杯清酒干了。
渡邊連看都沒看他一眼，仿佛趙立新是空氣。他自顧自地用日語和他的助手聊起了他們在北海道吃過的一次頂級懷石料理，把趙立新晾在了那里，尷尬無比。
整個晚宴，就成了渡邊的個人挑刺大會。
一會兒說天婦羅的面衣掛得不均勻，炸油的溫度肯定有問題。
一會兒又說茶碗蒸的蛋液過濾得不干凈，里面有氣泡。
一會兒又批評芥末不是用鯊魚皮板現磨的，而是用的管狀成品。
每一句話，都像一根細長的針，不致命，但一下一下地扎在趙立新和老馬的神經上。
小田的翻譯越來越無力，她根本不敢把那些刻薄的原話翻出來，只能含糊其辭地概括為“渡邊先生對菜品提出了一些建議”。
但氣氛是騙不了人的。包廂里的空氣越來越稀薄，壓得人喘不過氣。
老馬的酒量是出了名的好，但今晚他喝得滿頭大汗，每敬一杯酒，都要說一長串奉承話，結果只換來渡邊更加輕蔑的眼神。
我坐在車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煙盒很快就空了。餐廳的服務員偶爾會跑到門口來透氣，他們的竊竊私語飄進我的耳朵。
“天吶，里面那個日本人，簡直是個變態，太能挑了。”
“可不是嘛，把我們日料長都給罵懵了。”
“陪著的那兩個老板也真能忍，笑得比哭還難看，換我早翻臉了。”
我把最后一個煙頭捻滅在路邊的花壇里，心里一片平靜，像暴風雨來臨前的大海。我知道，這些都只是前戲，是開胃菜。真正的主菜，那個渡邊精心準備的殺招，還沒上呢。
晚上九點半，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渡邊的臉喝得通紅，但眼神卻異常清亮，像淬了火的鋼。
他終于放下了手里的筷子，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把身體靠在椅背上，目光像探照燈一樣，直直地打在趙立新的臉上。
他開口了，用日語說了一長串話。這次的語速不快，但每個字都像一顆冰冷的石子，擲地有聲。
小田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如紙。她拿著翻譯筆的手在抖，嘴唇哆嗦著，好半天，才用蚊子一樣的聲音，斷斷續續地翻譯道：
“渡邊先生……他說……他看了我們公司的資料，承認我們的硬件設備和技術……還算可以……”
“但是，”小田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了，“他說，我們的管理理念和企業文化……似乎還停留在很初級的……作坊階段。一個公司的未來，不只看技術，更要看‘人’的素質。”
趙立新強忍著滔天的怒火，臉上那僵硬的笑容幾乎要碎裂。他剛想開口辯解幾句，說說自己公司的員工福利和團隊建設。
渡邊卻輕蔑地一擺手，打斷了他。
然后，他做了一個所有人都沒想到的動作。
他轉過頭，目光銳利地穿過那扇沒有完全關嚴的包廂門縫，像一把手術刀，精準地落在了站在門外走廊上候命的我身上。
按照趙總的吩咐，我不能離得太遠，以備不時之需。我像一根沉默的標桿，靜靜地站在那里，等待指令。
渡邊用下巴朝我的方向點了點，嘴角勾起一絲毫不掩飾的、殘忍的冷笑。
他看著席上的所有人，用一種公開行刑般的語氣，一字一句，清晰地用日語說道：
“就比如，一個連司機都毫無生氣、像木頭一樣杵在那里的公司，能有什么活力和未來可言？在我們日本，即便是最基層的服務人員，也必須展現出企業的精氣神。這才是靈魂。”
這句話，像一顆在密閉空間里引爆的震撼彈。
它不再是針對菜，也不是針對酒。它是赤裸裸地，把巴掌扇在了趙立新的臉上，把整個公司的尊嚴都狠狠地踩在了腳底下，還碾了碾。
小田徹底崩潰了。她聽懂了每一個字，但她的大腦已經死機，一個字也翻譯不出來。她只是低著頭，肩膀一聳一聳的，聲音里帶著哭腔：“渡邊先生……他……他在評論……我們的服務人員……”
老馬的反應最快，他那肥胖的身體“嚯”地一下從椅子上彈起來，臉上全是驚恐，準備沖出去把我趕走，讓我這個“恥辱的證據”趕緊消失。
趙立新的臉，已經從剛才的紫色，變成了死灰色。我能清晰地看見他桌下的那只手，拳頭捏得死死的，指節因為過度用力而根根發白。手背上暴起的青筋，像一條條盤踞的怒龍。
他像一座積蓄了太久能量的火山，所有的理智和屈辱都在他腦子里進行著天人交戰。爆發，訂單就徹底完了；不爆發，他今天就不是個男人。
渡邊非常享受這個效果。
他得意地靠在椅背上，像一個欣賞自己杰作的藝術家，饒有興致地看著眼前這幅滑稽又可悲的畫面：一個即將失控的老板，一個手足無措的副總，一個快要哭出來的翻譯。
整個世界都安靜了。只能聽到空調出風口微弱的“嗡嗡”聲，像是在為這場鬧劇做著無力的伴奏。
我沒有看我的老板，而是直視渡邊雄一的眼睛，微微鞠了一躬，然后用比他更標準、更流利的東京腔日語，清晰而沉穩地開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