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寫盡縣城女人的愛與欲

過了40歲，

姚鄂梅才成為全職作家。

4年前《家庭生活》賣到斷貨，

很多讀者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

以為是哪個橫空出世的天才作家。

那時她53歲，

已經在書桌前寫了30年。

這些年她拿了不少文學獎，

她獲過人民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

當代文學年度長篇小說等文學重磅獎項，

但她說自己口拙，不善交際，不怎么用社交平臺，

主要是不覺得社交是一個必要的姿態。

姚鄂梅在宜都

姚鄂梅是湖北宜都人，

她在這座江邊的小城寫作，

即使現在定居上海，

她依然在寫鄉土和城市之間的故鄉。

90年代，女性寫作更多聚焦在城市先鋒女性的視角，

姚鄂梅少見地總是寫縣城里的普通女人，

機關單位的中年女人，

紡織廠的女工，

縣醫院的護工，

南方打工回來的大齡女青年。

她喜歡從家庭內部寫起，

揭開平靜的生活下涌動的暗流：

情人躲在房間，妻子被犧牲，

陷入婚戀困境的男人，

一個入贅進小超市，

一個找有精神疾病的女人。

《北京文學》主編師力斌說她

“順著人性這根藤蔓，將悲慘命運一捋到底，

將現實的嚴酷呈現到不盡人情的地步。”

宜都老城緊鄰清江

姚鄂梅小說的故事發生地幾乎都在宜都

父母相繼去世，

老家房子賣掉以后，

姚鄂梅很少回宜都，

回去也是住酒店。

在宜都，我們重走小說中的地點，

看到作家身上也攜帶著一個縣城女性

人生的蛛絲馬跡。

不知不覺地離開家，

再用半生回望。

“終生都在逃離，

又讓我們歸心似箭”。

自述：姚鄂梅

撰文：洪冰蟾

如果沒有寫作的話，我肯定就在縣城一輩子。宜都是我生活了十幾年的地方，十幾年后我慢慢地離開了這個地方。這不是一次計劃當中的遷移，是不知不覺跟這塊地方走散了。走散之后，對宜都的回望幾乎是我這半生最主要的工作。

宜都是湖北宜昌的地級市。以前縣城真的非常破，90年代初外面招商引資來很多工廠，織布廠、紡織廠、服裝廠都有，輕工業比較發達，我印象里就是整天在修路。到了90年代末，工廠紛紛出現經營上的問題，破產兼并或者國企改制。工人們下崗后，有的徹底轉行，有的南下，去南方的制衣紡織廠。

90年代的老廠多數消失，高層樓盤拔地而起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子，上面還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我高考的時候不幸膽囊炎急性發作，劇烈的胃疼，吐得很厲害，沒考上大學，好歹考上一個省中專。中專兩年，我一直在那種沮喪的氛圍當中，這也導致我發瘋一樣，把圖書館里面能找到的文學作品都讀完了。

人一旦走上了一種旅程，好像就不太容易停下來。我學的是財務，畢業后第一年分到縣里的一個機關，又在一個工廠幾年，然后調到銀行。

在銀行工作的時候，我開始認真寫小說，二十八九歲。我有幾個死黨朋友，他們后來都結婚了，我一直單身，就到他們家蹭飯，到現在聯系依然很緊密。我經常想，如果像他們那樣很早就開始家庭生活，很早就承擔重大的責任，很早失去大片的多余的時間，我可能不會開始文學創作。

姚鄂梅寫宜都的風：再沒有比峽口更飽經風吹的城市了，祖祖輩輩的峽口人，額頂都長著反旋，那是被風吹的，峽口人眼睛都小，那是因為行走在風中必須瞇著眼睛，峽口人多瘦削，風一刻不停地吹，刮走了他們身上的水分，風干了他們的體脂。

宜都雖然很小，離大城市的主流生活挺遠的，但我們當時生活得很沸騰，我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看家庭生活是什么樣的，漸漸發現熟悉的地方有很多可挖掘的東西，可以說是從縣城的生活當中誕生的文學啟蒙。雖然小說里的地名都是虛構的，我生怕周圍的人發現我在寫我們。

我不可能寫一個身在省會或者大城市的人，當時沒有那種經歷。雖然現在住在上海，但還是沒寫上海，我沒法正面直視它。我不了解上海土著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樣的，總覺得他們的人生規劃和我們不一樣。小城人有小城人的生存法則，上海人有上海人的生存法則，他們都運行得很平穩。

我也不能把它設置在鄉村，我依稀還有一些在鄉下的童年記憶，但記憶中集體生活的鄉村與現實的鄉村已截然不同。所以我的回憶只能是從縣城開始。

姚鄂梅小說里，老城的無名弄堂藏著隱秘情事：馮醫生每周一到周四之間在這里消磨一兩個晚上，但從不在這里過夜，走之前，趁她不注意，他會往她寫字臺的抽屜里放一小沓錢……尤其是結婚以后，他不想因為任何原因而離婚，因為他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很失望地告訴過他，不管跟誰結婚，到頭來都是一樣的。

比如我有一個中篇《背風處》，講的一個在小城里算上層的家庭，女主人因為生病切除了子宮，出于某種擔憂，她就暗地里給她老公找個情人，給他們制造邂逅，但又不能讓老公和情人發現是她在掌控這一切。

你知道宜都的八卦遍及全城。前兩天發生了什么事情，一條街走下來就可以聽完了。在大城市上班，大家可能避免談到生活，縣城不一樣，人們一旦有空就說幾句話，在工作中不自覺地把生活的痕跡帶進來，婚戀故事那是最感興趣的一種。今天聽到某件情事還只有隱隱約約的線索，沒隔幾天就看到街上有人因為婚外情打架，一個女人扯下另一個女人的頭發。很狗血，又很真實。在上海我比較少聽到，大家也不談這個問題，會理智優雅地解決，在小城就會更直白一些。

長江和清江交匯口

宜都是江邊的城市，有兩條江環繞，一條是長江，另外一條就是長江的支流清江。兩條江交匯的地方有一座清江橋，我在小說里常常寫這個地方，以前我每周都會去那里。

江邊的風很大，橋頭有一片蘆葦地，我認為是宜都風景最美的地方，可是太多不幸的故事發生在這里。這個橋幾乎每年都有人跳下來，那片蘆葦地里有人割腕，多半是年輕人，總是發生在夏天。

曾經我的朋友，他們剛結婚不久，女孩的丈夫當著她面從橋上跳下來。我后來想，是不是夏天水位漲得比較高，江面擴大，波光粼粼，有非同尋常的邪惡的吸引力。一個人要是一聲不吭在橋上站很久的話，真的可能會產生一種沖動。

太多熟悉的人死在水邊，我解不開這個謎，我找不到里面是什么原因。

我寫的人物大多是小人物，他們從家里出去，工作，學習，玩耍，天黑之前，必定會回到家里來，就算他們中的有些人是懷著掙脫的心跑出去的，到了外面，還是會放不下那個家。

世上發生的任何事，歸根結底，都是某個家里的孩子做出來的。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算是家庭生活。

姚鄂梅常寫普通家庭的動蕩：在我們的傳統里，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努力，似乎都是為了把本來已經根基深厚的生活打造得更加枝繁葉茂，堅不可摧，而不是把本來還算過得去的生活，親手掀個底朝天……人真的是需要有家有室的動物，沒有這些，太容易枯萎。

我常覺得有些家庭氛圍，輕而易舉地傷害了某個成員，但沒人意識到。以母親為例，她很能承擔一些事情，但我們在掠奪她萬能的本領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其實她需要呵護。一個母親在壯年的時候，被拿來割肉，拿來犧牲，等她去世了再來贊美她，這是一種很大的傷害。

最新的長篇小說《海燕》寫的是一個木訥的小鎮女孩，她想考北大可是落榜，在中專過著郁郁不得志的生活，懷孕的時候還拿自己的工資供養去北大讀研的丈夫，她在銀行工作，但不擅長社交生活，在人際關系里輕微地被排斥。

她總是抓不住機會，并不是不努力。她的哥哥太優秀了，他是全家矚目的對象，所有的資源都偏向他，導致海燕有點被忽視，個性各方面受到壓抑。

左起：姚鄂梅二哥、大哥、大嫂

我這個年代的家庭，我們的父輩通常不止一個孩子，多個孩子的生長，有點像叢林法則，之間有無聲的較量。父母說起來是一碗水端平，實際上不可能的，總有一些人得到過多的關注，一些人犧牲得心甘情愿。

在我父親統治這個家庭的時候，他的規劃里沒有為女孩子安排什么，對哥哥的要求會不一樣，他有時候會下達一個指令，你們要做到什么樣才可以。至于我，他會覺得終歸是別人家的人，做到什么程度無所謂。

大哥在77年第一屆恢復高考就考上大學，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帶來了轟動效應。我也很想上大學，本來可以去復讀的，父母覺得算了，他們沒有絲毫不滿足，不管考的是大學還是中專，還是有沒有自己的想法，他們不管。

姚鄂梅寫江邊發生的死亡：第一次看到那個把女朋友抱起來扔到江里去的新聞時，我們全都很淡定，這么荒唐的事絕對不是我們家子辰干得出來的，據說現在叫子辰的人全國有三千多個。我和姐姐還專門在電話中感嘆過，別說是兩個戀愛中的人，就算是自己家的布偶女孩，也不能夠啊。

曾經有人跟我說，你都寫一些無用的男人，受傷的女性。我承認寫了一些女性，未婚的已婚的，年輕的年老的，或多或少受了來歷不明的傷。

10多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媽媽讓我去喊爸爸回來吃飯，我只要站在門口叫一聲，就可以把他叫答應了，可我突然喊不出來爸爸這兩個字。

我當時非常恐懼，怎么會這樣？最后我只能走到他身邊，跟他說吃飯了。至今也難以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幾年，我不能叫他爸爸，也不能跟他靠得太近。

也許我至今都沒有跨越此種障礙，導致寫作時會不自覺地回避男性。這可能是我個人的缺陷。

當我母親還在生病的時候，我爸就會跟孩子們說，如果她去世了，我肯定要再婚的。當時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我曾經以為父母都去世以后，我會不停地懷念我媽。但實際上相反，我的父親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很多都是負面影響，但我對他想的最多。

廢棄的國營光學儀器廠238廠，三線廠成為縣城的歷史痕跡

剛剛開始寫作，曾經有半熟不熟的人非常友好地形容我，她就是個瘋子。很早我就被歸為跟他們不一樣的人。

有一陣子我跑步，當時只有體育老師或資深的體育愛好者才在縣城里跑步。我當時感到很困惑，為什么男人們可以走上街頭去跑步，女人就特別少，而且還會遇到騷擾。

我當時是資深大齡未婚青年，這點很受關注。在這么小的地方，其實沒有人可以吸引你，可以讓你覺得應該在感情上正視他接納他，我找不到這樣的人。

其實是文學給我底氣，他們這樣看我的時候，我越發覺得應該堅持下去，以這種堅持作為回擊。

另一方面也是二十八九歲那年，我母親去世，家里再沒有人催婚。我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用于寫作，不去關心其他，慢慢嘗到甜頭，編輯覺得我寫的還可以，我越寫越帶勁。

這真是非常耗時間的工作，那時我通常在晚上寫作，十個夜晚有九個夜晚平平無奇，偶有突破，又轉瞬即逝。

后來我在南京生活過幾年，因為婚姻的關系。后來參加了上海作協和上海社科院舉辦的當代文學研究生班，然后到上海的雜志社做編輯。

40歲出頭，我女兒上小學的時候，我成為職業作家，文學漸漸在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我不想再用別的事情來浪費時間了。之前總是有點拉鋸，主業是照顧家庭，副業是寫作。

我現在是一個人的狀態，女兒今年讀大一，住在學校里。我比較認可的狀態是有過婚姻，有過孩子，我很享受這種生活，我把該做的項目都做完了。

我全部的生活只圍繞寫作，沒有明顯的時間界限，做別的事情的時候，腦子里想的還是這個。用一句俗話說，現在大白天也可以做業余的時間才能做的事情了。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宜都下面的村子，14歲我父親賣掉祖宅，一家人離開那個地方，就再也沒回去住過。

我們常說的故鄉，在我看來僅僅是童年的記憶。往外望去兩邊是連綿的群山，中間是很長一溜的稻田，有人在里面勞動，真是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

和二哥回到出生的村子，遠處是賣掉的祖宅。姚家四兄妹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村里的人大多不認識他們

后來不知道是我在外面見的多了，還是農村的確發生很多變化。我長大一點再回去，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特別安靜，動物的聲音和孩子的聲音都很少，一切都瘦了，山也瘦，水也瘦，路也瘦。

像我們的出身，我們的父母，他們站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這種位置幾乎決定了我們以后的想法，導致我們那批人幾乎換了一個家園。

我的朋友都是像我這樣的經歷，大家出身相同，走的人生路徑差不多。讀完書，在縣城工作，有的到現在也還在這里。那些出生在縣城的人，他們現在在哪里？他們慢慢走向更遠的地方。我們挪到縣城的時候，他們挪到了省城和北上廣深，好像是一個有規律的挪移。

我基本上三年回來宜都一次，前幾年隔的時間更長。回來也是住賓館，我沒有家了。什么叫家？有父母在。父母都不在，我可以去哥哥家，但是跟有父母在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雖然我和哥哥們的感情非常深，他們很寵我，但我仍然覺得這種感情深并不是生活上的，不是你到我家里來睡我的床，吃我的飯。我喜歡稍微有一點距離的親密相處。

對于上海的文學圈，我是一個外來者，這我能感覺到。我也沒想刻意去跟什么地方什么人融合。融合是一個沒必要的姿態，融合不能帶來文學上的什么突破。

身邊像我這個年齡的人有在思考在哪里怎么養老。我想起小時候有一些老人，身邊沒有子女整天無微不至的照顧他們，當他覺得很衰弱的時候，就躺在家里，某一天家人撩開蚊帳發現已經走了，我覺得這種狀態就很好。一個人安靜地死去，這沒什么不好，我覺得這叫善終。

有人說你老了會不會回到故鄉來？曾經這個想法誘惑過我，但是我覺得不現實。即使有非常親密的同學和家人，經過了這么多年，你會發現一些深層的關系，可能需要重建，路就是這樣的，走出去了基本上就不會再回頭，回頭就不是原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