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破7.0，但不是免死金牌，A股的邏輯徹底變了

“7”這個數字關口，在無數中國投資者心中，是一面二十多年來的心理城墻。

而就在昨天，離岸人民幣匯率一舉升破這道城墻，市場瞬間沸騰。

同時，A股大盤那抹矜持的“七連陽”，似乎也為這場破“7”之戰獻上了同步的喝彩。一時間，一個直白而誘人的邏輯在市場上蔓延開來，人民幣升值了，錢要涌進來了，牛市要來了——“升值”，仿佛成了股市的“免死金牌”。

但是，各位，請先按住那顆因數字跳動而躁動的心。

2015年“8·11”匯改后，人民幣不也曾氣勢如虹地升值嗎？可它并未能擋住隨后那場驚心動魄的股市巨震。

再看2018年，人民幣匯率一路承壓，貶值之聲不絕于耳，可為何以白酒、醫藥為代表的“核心資產”卻悄然開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獨立牛市？

歷史已經反復告誡我們，將匯率與股市劃上一個簡單的等號，無異于刻舟求劍。

1.傳統認知的“濾鏡”

在經典的經濟學理論上，一國貨幣升值對本國資本市場的影響主要通過三個渠道傳導。

第一是資金流動渠道，本幣升值往往伴隨著國際資本為追求匯兌收益和資產溢價而流入，直接增加股市的增量資金。

第二是資產重估渠道，以本幣計價的各類資產（包括股權）對外資而言變得“更便宜”，從而提升了其吸引力，推動價值重估。

第三是成本與債務渠道，對于依賴進口原材料、能源或擁有大量外幣債務的企業和部門，本幣升值能直接降低其成本與負債壓力，改善盈利預期。

這套理論框架構成了市場樂觀情緒的“經典濾鏡”。

如果將這副濾鏡置于當前環境，我們確實能看到一些支撐性的現實因素，它們共同構成了短期市場情緒的“正能量”。

美元指數因美國經濟數據與貨幣政策預期變化而自高位回落，這是人民幣被動走強的重要外部推手。時值年末，出口企業為滿足財務需求而產生的季節性結匯行為，在市場中形成了實實在在的買盤。中國央行穩健的匯率管理政策，旨在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基本穩定，有序引導了市場預期。疊加A股市場自身在前期低估值基礎上的技術性反彈，情緒面的回暖與匯率走強相互強化。

這一切，使得“升值即利好”的邏輯在短期內顯得順理成章。

然而，一副濾鏡能凸顯某些色彩，也必然會掩蓋或扭曲另一些細節。

其中有幾個要點，很多人或許會忽略掉，但也正是這幾個要點，才決定了人民幣升值效應不是普惠性與單向性的。

要點一，在于資本流動的復雜性與選擇性。外資不是單純追逐匯差收益的“熱錢”，特別是決定市場長期定價權的配置型資本（如主權基金、養老金、長線共同基金），其核心考量是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質量、產業結構轉型的確定性與效率、以及制度性開放所帶來的穩定紅利。

如果人民幣升值缺乏堅實且可持續的經濟基本面和生產率提升作為內核，那么由此吸引來的資金更可能是敏感且易變的交易型資本。

一旦增長數據或企業盈利出現階段性波動，或海外出現更具吸引力的替代市場，這部分資金完全可能迅速逆轉流向，甚至放大市場的波動。

換言之，匯率升值創造的“匯兌收益”是脆弱的表層誘惑，而經濟與產業的“成長性收益”才是留住長期資本的真正磁石。

要點二，中國經濟的現實結構——出口的壓力。我們都知道，中國仍有龐大且重要的產業群落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中游，其核心競爭力仍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系統的成本控制與規模優勢，例如部分低附加值的消費電子組裝、紡織服裝、通用機械設備制造等。

對于這些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其以本幣計價的出口收入直接縮水，而國內的用工、土地等成本具有剛性，匯率變動將毫無緩沖地侵蝕其本已微薄的利潤空間。

這部分企業構成的產業鏈條長、就業吸納廣，它們的集體性利潤承壓，不僅會拖累相關上市公司的股價，更會通過影響投資預期、員工收入等渠道，向整體宏觀經濟傳導負面脈沖，最終反噬股市所依賴的盈利基本盤。

升值帶來的“整體利好”幻覺，無法掩蓋這部分經濟細胞正在經歷的“失血”現實。

要點三，在宏觀經濟的內部循環之中，即內需的“傳導梗阻”。理論上，本幣升值降低進口商品價格，能夠提升國內消費者購買力并降低企業進口原材料、設備的成本，從而刺激消費與投資。但在實踐中，這一傳導鏈能否順暢運行，取決于兩個關鍵的中介變量：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預期與企業的長期投資信心。

如果居民因就業市場、收入增長前景不明朗而傾向于增加儲蓄、削減非必要開支，那么進口汽車、消費品哪怕降價，也難以有效撬動消費大盤。同理，如果企業家對國內市場需求前景、行業政策連續性、投資回報率心存疑慮，那么進口零部件或機器變得更便宜，也未必能立即轉化為大規模的資本開支擴張。

當前，國內經濟正處于結構轉型與動能轉換的關鍵期，這種“傳導梗阻”效應尤其需要警惕。進口成本下降的紅利，很可能沉淀在流通環節或僅轉化為少數企業的短期利潤改善，而未能有效激發經濟內生動能的廣泛復蘇。

人民幣升值的傳統股市利好敘事，在通過“經典濾鏡”觀察時似乎自洽，但其根基上已布滿了源自經濟深層結構的裂痕。

它無法解釋資金為何可能“聰明地流入又聰明地流出”，無法化解出口密集型產業的切身之痛，也無法保證降成本的紅利能順暢轉化為增長的動能。

也只有認識到這些裂痕要點，才能讓我們真正認識到接下來的結構性機會與風險。

2.應如何剖析A股？

很多朋友都很關心，人民幣升值究竟會如何具體地、差異化地影響A股上市公司的內在價值？首先，肯定不是雨露均沾的普漲，我認為更多還是會基于企業資產結構和產業地位上去做評估，這是未來行情分化的關鍵。

一個明確且最直接的受益方向，是資產負債表修復和成本紅利。

這主要涉及兩類企業。

第一類是“高負債進口型”企業，典型代表包括航空、造紙以及部分進口液化天然氣（LNG）的能源企業。它們的商業模式存在一個共同特征——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如購買飛機的融資負債），或主要原材料嚴重依賴美元計價進口（航空燃油、木漿、天然氣）。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對這些企業而言是雙重福音。

一方面，其美元債務折算成人民幣后，本金和利息的償還壓力瞬間減輕，直接改善資產負債表的健康度。

另一方面，進口原材料的人民幣成本同步下降，直接增厚生產環節的毛利率。近期造紙板塊的強勢，正是這一邏輯的鮮活演繹：國際木漿價格企穩，而人民幣升值進一步壓低了國內紙企的采購成本，這為企業提價提供了利潤空間和底氣，形成了“成本降、售價升”的利潤擴張邏輯閉環。這種因匯率變動帶來的利潤彈性往往非常顯著，在財報上會體現為業績的快速改善。

第二類受益者，是已完成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品牌”或“中國技術”跨越的出海企業，我們可以稱其為“溢價型出口商”。

它們集中在新能源車、光伏、部分高端工程機械和消費電子龍頭領域。這些企業的共同點是，其海外銷售收入并非依靠低價競爭，而是依托技術領先性、品牌認知度或完整的生態解決方案來獲取市場溢價。

人民幣升值，當然會使其海外營收兌換成人民幣時數值上有所減少，但這種影響被其較高的毛利率和定價權所緩沖。更重要的是，升值顯著增強了這些企業的全球資源整合能力。它們可以用更少的人民幣兌換更多的美元，用于在海外進行戰略并購、設立研發中心、擴建銷售渠道或招募高端人才。

這種全球競爭力的強化，長期價值遠大于短期的匯兌賬面影響。對于它們，匯率波動是經營中的變量，而非決定生死的命門。

第三類，是戰略意義的受益群體，那些正處于攻堅階段的“硬科技進口替代者”，主要分布在半導體設備與材料、高端數控機床、精密科學儀器等領域。

這類企業正處于“研發突破-工藝驗證-市場導入”的關鍵期，往往仍需從海外進口部分核心部件、高端材料或技術授權。

人民幣升值，相當于為國家亟需突破的產業鏈關鍵環節，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成本緩沖期”和“資源窗口期”。企業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引進國外先進的樣機、實驗材料或技術服務，從而加速自身的研發迭代和工藝成熟過程。

這不僅降低了國產化替代過程中的試錯成本，也讓最終產品在成本上更具市場競爭力。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幣升值為國家戰略層面的產業升級，提供了一股順勢的“東風”。

但是，市場的另一面，是承受切實壓力的“受困者陣營”。

這主要是價格競爭力極端敏感的傳統出口行業。例如許多紡織服裝、玩具、低附加值標準件制造企業，其利潤微薄，嚴重依賴于絕對的成本優勢。人民幣匯率的每一個百分點升值，都可能直接抹去其全部的凈利潤。

由于身處全球化產業鏈的底端，它們對上下游均缺乏議價能力，無法將成本轉移給海外買家或國內供應商，匯兌損失只能自行消化。

此外，一些為全球產業鏈提供中間品和零部件的企業也面臨類似困境，它們被夾在強勢的品牌方和上游原材料商之間，利潤空間受到雙向擠壓，匯率沖擊同樣難以轉嫁。這些企業的經營困境，是升值敘事下不容忽視的“暗面”。

這里面，有兩個復雜且充滿博弈的“顛覆性變量”，即金融與所謂“核心資產”。

金融板塊，尤其是銀行，其受到的影響是復雜且分化的。

一是銀行體系持有相當規模的外幣資產，人民幣升值會帶來賬面價值的提升。二是影響更為深遠。如果升值若持續，可能吸引更多資金流入，并推高國內優質資產價格，反而可能加劇銀行業面臨的“資產荒”——即難以找到足夠多收益率可觀且安全的信貸投放項目。

然后，如前所述，升值對部分出口制造業造成壓力，而這部分企業正是銀行對公貸款的重要客戶群體。其經營惡化將直接轉化為銀行潛在的資產質量壓力，即不良貸款風險上升。

所以，銀行股的表現，將是匯率利好、資產荒、信用風險上升等多重因素角力的結果，不能一概而論。

對于外資歷來偏好的“核心資產”，如部分消費、醫藥龍頭，其邏輯也需要辯證看待。這類資產擁有穩定的國內現金流和較強的商業模式護城河，人民幣升值確實能提升其對外資的計價吸引力。

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經過多年的結構性行情，其中很多公司的估值已經不再便宜，甚至處于歷史較高分位。此時，升值帶來的潛在增量外資，其角色是微妙的：是繼續推動估值泡沫的“空中加油”，還是為現有持股者提供流動性的“高位接盤”？

答案不取決于匯率本身，而最終取決于這些公司能否在未來數年內，以持續的、超預期的業績成長，來消化和支撐當前的估值水平。

如果盈利增長停滯，匯率帶來的資金流入效應將是脆弱且短暫的。

從這幾方面的情況來看，人民幣升值，更多是讓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A股的脈絡，能夠依據企業不同的資產結構、產業鏈地位和全球化階段，進行一場清晰的價值評斷。

它獎勵那些負債結構健康、具備成本轉化能力或技術品牌溢價的強者，同時暴露那些依賴低成本競爭、身處產業鏈薄弱環節的企業的脆弱性。而對于金融和核心資產這類權重板塊，它引入的是更復雜的博弈變量而非單一利好，市場的分化，已然注定。

3. 2026，分化與融合的十字路口

基于前述的分析，我們大致上可以對2026年人民幣匯率及其對A股市場的潛在影響，進行更具象的推演。

關于人民幣匯率本身的走勢，綜合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條件與政策導向，一個合理的基準情景應該是，2026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望在波動中保持溫和升值的總體態勢，向例如6.8這樣的下一個關鍵心理關口試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這一判斷基于幾個關鍵支撐：

l 美國經濟增長放緩與貨幣政策轉向寬松周期，可能繼續壓制美元指數；

l 中國在經濟穩步修復與結構轉型過程中，若能保持相對穩健的增長差與通脹差，將為匯率提供基本面支撐；

l 同時，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與人民幣資產吸引力的逐步提升，也會帶來持續的資金流入需求。

不過，這個過程肯定不是單邊直線上升的。

全球經濟與政治局勢的高度不確定性、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的分化與反復、以及中國自身經濟數據可能出現的月度波動，都注定會讓升值之路充滿反復與震蕩。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始終是核心政策目標，這意味著當局既有意愿也有工具在匯率出現過度單邊波動時進行逆周期調節，以維護內外經濟平衡。

那么，投資者應對“雙向波動”就要有充分的心理與策略準備。

在這一匯率前景假設下，其對A股市場的整體性影響可能會呈現以下幾個核心特征。

第一，市場的流動性效應將是結構性的“精準滴灌”，而非全局性的“大水漫灌”。指望人民幣升值直接引爆一輪全面的、所有板塊普漲的牛市，是不切實際的。更可能發生的情景是，升值為市場提供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宏觀金融環境，但增量資金（無論是外資還是基于升值預期活躍的內資）的流向將表現出極強的選擇性。

資金會依據我們前面詳細剖析的邏輯，更敏銳地涌入那些能從升值中切實改善基本面、提升競爭力的“受益者陣營”。具體而言，與“國產替代”加速（受益于進口技術成本下降）、“技術出海”深化（受益于全球資源購買力增強）、“成本改善”顯著（受益于原材料進口成本降低）密切相關的產業賽道，將獲得比市場平均水平更持續的關注和配置。

這將繼續強化并可能加劇A股自2019年以來就已顯現的結構性行情特征，不同板塊之間的表現差異可能會非常顯著。

第二，升值將從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產業升級的催化劑，“反內卷”有望從口號變為更多行業的切實行動。

近期造紙行業的案例提供了一個典型范本：在原材料（木漿）進口成本因匯率下降、自身產品提價得以實現的背景下，龍頭企業開始主動協調“停機保價”，從惡性價格競爭中抽身，轉向追求更健康的利潤水平和行業秩序。

人民幣趨勢性升值，實質上抬升了中國制造業整體面臨的“匯率成本門檻”，這將對那些長期依賴低成本、低價格競爭的行業形成持續的倒逼壓力。這種壓力會迫使企業要么通過技術創新、品牌建設、效率提升來跨越門檻，獲取溢價能力；要么就可能面臨市場份額和利潤空間被持續擠壓的困境。

所以，在機械、基礎化工、通用設備等諸多領域，我們可能會看到龍頭公司憑借規模、技術和資金優勢，進一步拉開與中小企業的差距，行業集中度提升和盈利模式優化的“反內卷”邏輯可能會在更多板塊得到驗證。這不僅是投資主題，更是實體經濟轉型的內在要求。

第三，對于任何市場熱捧的主題投資，都必須增加一個關鍵的分析維度——“匯率暴露分析”。以當前活躍的人形機器人、商業航天、人工智能等前沿主題為例，投資者在關注其技術突破、市場空間和政策紅利的同時，必須冷靜審視產業鏈上具體公司的匯率風險敞口。

例如，一家機器人公司，其核心伺服電機、精密減速器或高端傳感器是否依賴進口？其研發設計軟件是否需支付美元訂閱費？若產品未來面向全球銷售，其定價能否覆蓋匯率波動？如果一家公司在產業鏈關鍵環節存在巨大的凈外匯支付需求（即“負暴露”），那么人民幣升值將在其實現盈利前，持續加重其研發和制造成本。

反之，若一家公司已能實現核心部件自研或國內供應鏈替代，并計劃將產品出口，則可能構成“正暴露”或風險中性。

這張“匯率濾鏡”能幫助投資者分辨，哪些公司享受的是純粹的主題泡沫，而哪些公司能在產業趨勢中疊加匯率紅利，從而具備更扎實的業績彈性和成長確定性。

在2026年可能持續的匯率環境下，這一維度的重要性將顯著提升。

4.說在最后

我認為，人民幣匯率并不會直接決定市場的整體牛熊，但會深刻地影響資金的方向和產業的演進路徑。

投資的重心，必須從對匯率本身漲跌的猜測，徹底轉移到對產業價值鏈位置和企業核心競爭力是否與匯率環境變化相契合的甄別上來。

分化，將是未來一年最核心的關鍵詞，而能夠識別并順應這種由匯率引致的深層分化的投資者，才能更大概率穿越波動，捕捉到結構性的阿爾法收益。

無論是投資者尋找超額收益，還是企業守護經營成果并謀求發展，都需要一套全新的、更精細的應對框架。

對投資者而言，首要任務是放棄尋找那種由匯率單一變量驅動的“牛市幻想”。歷史已經證明，這種行情既不穩定，也缺乏持久的產業基礎。

未來的超額收益，必然源于對“產業牛”的深刻理解與提前布局。

這意味著，研究的重心必須從對K線圖與匯率曲線的簡單關聯中掙脫出來，下沉到企業的基本面細節，譬如它的技術護城河是否足夠寬闊且可持續？它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角色是主導者還是被動接受者？它的成本結構是怎樣的，原材料與市場兩端對匯率的暴露究竟有多大？回答這些問題，遠比預測明天人民幣是漲是跌更有價值。

在具體的標的篩選上，一個高勝率的策略是尋找“雙重受益”的黃金交集，指的是那些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的公司——第一，其所在的產業賽道處于明確的長期上升周期，受到技術革新、政策支持或全球需求擴張的驅動，例如人工智能、機器人、新能源、生物科技等。第二，其自身的商業模式和財務結構，能夠從人民幣趨勢性升值的環境中獲得切實的好處。

例如，一家研發高端制造設備的公司，正處于進口替代的關鍵期，需要大量采購海外精密零部件和軟件服務，升值直接降低了其研發與制造成本。或者，一家消費品牌公司，其海外銷售已建立起品牌溢價，升值雖略微影響收入折算，但極大增強了其海外市場拓展和并購的資本實力。

找到同時具備“產業趨勢向上”和“匯率結構有利”這兩種特征的公司，就等于為投資組合加上了雙重的安全墊與加速器。

與此同時，必須對市場的另一面保持高度警惕，即那些估值高昂但核心競爭力脆弱的“偽成長”公司。

這類公司往往描繪了宏大的產業藍圖，但其盈利模式本質上仍然依賴于低成本制造和出口價格優勢。在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中，其脆弱的利潤空間將被迅速侵蝕，高昂的估值失去了基本面的支撐，可能面臨劇烈的“戴維斯雙殺”（即盈利下滑與估值倍數下降同時發生）。我們要仔細甄別，哪些公司是在“講故事”，哪些公司是在“創造真實價值”。

至于企業，特別是處于全球化競爭中的科技與制造業企業，應對策略則應聚焦于風險管控與戰略主動。

最根本的原則是“專注主業，管理風險”。

企業管理層必須摒棄對匯率進行單邊投機的想法，正如眾多金融專家所警示的，外匯市場的波動“測不準”。

企業應該將匯率視為一項必須管理的成本或風險因素，而非盈利工具。

通過使用遠期結售匯、外匯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對未來預期的外匯收支進行套期保值，將匯率波動鎖定在可接受的范圍內，從而穩定經營利潤，讓管理層能更專注于產品、技術與市場。

另外，還應主動利用人民幣購買力階段性增強形成的“戰略窗口期”。這個時期，是強化企業內核的寶貴機會。

可以更有力地引進海外尖端技術、專利授權，招募國際一流研發人才，或者以更合理的成本并購海外優質資產與供應鏈資源。這將為企業長期的技術升級和全球競爭力提升打下堅實基礎。

過于依賴單一市場（如歐美）和單一結算貨幣（如美元），會持續暴露在匯率風險之下。

積極開拓“一帶一路”沿線等新興市場，推動出口貿易采用人民幣計價結算，是應對匯率波動的治本之策之一。這不僅能直接從源頭上降低匯兌損失風險，也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獲得商業伙伴支持的具體實踐。

在人民幣匯率進入新階段的環境下，無論是投資還是經營，“精細化”都是唯一的關鍵詞。對投資者，精細化意味著穿透宏觀敘事，深耕產業與公司的細節；對企業，精細化意味著從被動承受匯率波動，轉向主動管理風險并利用其創造戰略優勢。

唯有如此，才能將匯率變化帶來的挑戰，轉化為提升長期競爭力的契機。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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