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又一個大省被“占領”，37萬外國人賴著不走，還想要長久生活

凌晨四點的三元里，比酒吧街還熱鬧，巷口的非洲鼓點“咚咚”敲著，混著隔壁腸粉檔“靚仔，加蛋唔加”的粵語吆喝，空氣里飄著肯尼亞咖啡的焦香和廣式燒臘的甜膩這不是什么國際音樂節，是坦桑尼亞人阿卜杜拉新一天的開始。

他蹲在自家雜貨鋪門口，用抹布擦著“阿達姆商店”的招牌，旁邊兒子阿達姆正舉著個叉燒包，追著廣東本地小孩跑，嘴里喊著“等等我，一起返學！”

官方數字顯示，廣州常住的外國人超過三十七萬，來自兩百多個國家，非洲朋友差不多占了四成。

有人說這里快成“小非洲”，但住了十年的阿卜杜拉會擺擺手：“不是‘小非洲’，是‘大廣州’這里裝得下我的生意，也裝得下我兒子的書包。”今天就聊聊，這些外國朋友為啥賴在廣州不走，這座城市又憑啥讓他們把心留下。

要聊現在，得先翻老黃歷，廣州的“國際范兒”不是最近才有的，從唐宋起就沒斷過。

那會兒海上絲路熱鬧，阿拉伯商人坐著船來黃埔古港，朝廷專門劃了塊地叫“蕃坊”，讓他們住，還允許他們自己選“蕃長”管事兒。

出土的宋代瓷碗上，甚至能看到阿拉伯文字，可見當時就“你中有我”了。

明代葡萄牙人占了澳門，卻天天往廣州跑不為別的，廣州是“糧倉”。

那會兒廣州的外貿市場管得嚴，只許在指定地方交易，但本地人不管這些，該賣絲綢賣絲綢，該換香料換香料，連葡萄牙船長的日記里都寫“廣州商人比歐洲人還懂生意經”。

到了清代，十三行壟斷中西貿易，城西的“夷館”住滿了洋人。

雖然本地人嘴上喊“鬼佬”，轉頭就教他們用筷子夾魚蛋，過年還會送臘味。

有老照片存著，穿長袍的中國商人跟戴禮帽的英國人站一起，手里都端著蓋碗茶，看不出誰是“外人”，改革開放后，這股勁兒又續上了。

1984年第一批非洲留學生到中山大學，白天在課堂學“你好謝謝”，晚上揣著電子表跑到火車站練攤。

有個尼日利亞學生后來回憶：“本來想賺點零花錢，沒想到廣州人買東西不還價，三個月就攢夠了學費。”

2000年后，小北、下塘、三元里慢慢成了“巧克力城”。

天秀大廈的電梯里，斯瓦希里語、法語、粵語混著說；越洋商貿城的老板，計算器一按，“500”比手勢比說英語還管用。

外媒叫這“自發全球化”，廣州人聽了樂：“啥全球化啊，不就是大家一起賺錢嘛。”

非洲商人在廣州扎根

阿卜杜拉第一次來廣州是2014年，拖著兩個大行李箱，里面塞滿了坦桑尼亞的咖啡豆，想換點“中國制造”回去賣。

那會兒他住三元里的城中村，月租三百塊，房間小得只能放一張床。

白天扛著樣品跑批發市場，晚上蹲在路邊吃炒粉，聽隔壁攤的非洲老鄉說“廣州錢好賺，但要熬”。

2008年金融危機后，非洲商人往廣州跑的更多了，不是來旅游，是來進貨牛仔褲、山寨手機、太陽能燈，這些在非洲農村搶手得很。

廣州海關后來統計過，那幾年對非小額貿易漲得厲害，最多的時候，白云機場一天能落地三千個非洲客商。

阿卜杜拉就是那波里的一個，本來想做“倒爺”，后來發現“不如把店開在廣州，省得來回跑”。

租房是第一關，三元里的房東一開始也犯嘀咕：“黑皮膚的，會不會不靠譜？”后來發現，非洲商人租房有個特點：不還價，但要“拎包入住”。

阿卜杜拉2016年租二房東的房子，對方開價兩千五，他直接轉了三個月房租，還多給了五百塊“保潔費”。

房東阿姨后來跟鄰居說：“這些老外雖然話不通，但給錢爽快，比本地租客還省心。”現在“黑人不講價”成了三元里房東圈的共識，其實是“怕麻煩”語言不通，還價太費勁，不如一口價省事。

2014年廣州搞過“三非”整治，阿卜杜拉有個老鄉因為簽證過期被遣返了。

他自己當時拿著旅游簽，急得滿嘴燎泡，最后還是房東阿姨帶著他去派出所，用蹩腳的普通話解釋“他是開店的，不是打黑工”。

民警后來跟他說：“合法待著，沒人趕你走。”那會兒確實有人鉆空子，假章假證、假結婚的都有，但更多人是想好好做生意，就像阿卜杜拉說的：“誰愿意提心吊膽？安穩賺錢不好嗎？”

最難的還是孩子，阿卜杜拉的老婆，2018年在廣州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生阿達姆，產房里可熱鬧了中國婆婆端著姜醋蛋，非洲外婆拎著椰子油，護士站的姑娘們笑著說“這是我們接生的第五百多個‘中非寶寶’了”。

現在阿達姆六歲，到了上學的年紀，因為沒戶口，只能去城中村的私立幼兒園。

每天放學，他都會跟阿卜杜拉說：“爸爸，我想跟小明一樣，去有滑梯的學校。”阿卜杜拉摸著兒子的頭，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鼓點與龍舟

在廣州待久了，連口味都會“叛變”。

阿卜杜拉現在每周必去早茶樓，一壺普洱，一籠蝦餃，用筷子夾得比本地人還溜。

有次鄰桌的老廣問他：“非洲不是吃手抓飯嗎？”他咧嘴笑：“手抓飯香，但蝦餃更鮮入鄉隨俗嘛。”

2022年疫情，三元里封控了二十多天。

阿卜杜拉沒囤貨，正著急，隔壁的張阿姨敲門，塞給他一兜青菜和口罩：“別怕，有我們呢。”

后來他看社區志愿者忙不過來，也穿上紅馬甲幫忙送菜，用剛學會的粵語喊“李伯，您要的降壓藥到了”。

那天他累得腰酸背痛，卻覺得心里熱乎乎的以前總覺得自己是“外人”，那一刻突然覺得，“我也是三元里的一份子”。

去年廣州國際龍舟賽，阿卜杜拉和十幾個非洲老鄉組了支“非洲鼓龍舟隊”。

他們不會劃龍舟，就跟著教練練，鼓點打得震天響，別的隊比速度，他們比氣勢，最后沒拿名次，卻得了個“最佳氣氛獎”。

站在領獎臺上，阿卜杜拉舉著獎杯跟老鄉說：“你看，廣州連龍舟賽都能讓我們玩出自己的味兒。”

變化不止這些，2023年廣東出了個移民服務條例，說是全國第一個省級的。

政務大廳專門設了“非洲事務專窗”，工作人員會說斯瓦希里語和法語。

阿卜杜拉去辦五年期居留許可，本來以為要跑斷腿，結果半小時就搞定了。

出來的時候，他路過三元里的祠堂，進去給關公爺上了柱香他也不知道為啥，就是覺得該拜拜，“關公管生意，也管平安，拜了心里踏實”。

房東阿姨現在見了阿卜杜拉，會主動問“阿達姆上學的事有眉目沒”，甚至幫他打聽私立學校的名額，以前租房是“交易”，現在更像“親戚”。

阿卜杜拉準備把“阿達姆商店”的招牌換了，用粵語拼音“HINGDAI”在斯瓦希里語里是“朋友”，在粵語里也是“兄弟”，他覺得這個詞“兩邊都沾親”。

三十七萬外國人，就有三十七萬種活法，有的開餐館，有的做翻譯，有的在高校當老師。

他們膚色不同，語言不同，但來廣州的理由差不多：想找個能賺錢、能安穩生活的地方。

阿卜杜拉說：“廣州不把我們當‘客人’，允許我們在這里流汗，也允許我們把未來種在這里。”

有人說“這么多外國人，會不會把廣州‘占領’了？”其實想多了。

廣州從唐宋起就像個大熔爐，香料和絲綢混過，洋人和本地人聊過，現在不過是多了些非洲鼓點和咖啡香。

它還是那個務實、包容的廣州，只是多了點“國際味兒”，就像巷口的腸粉檔，每天升起的白汽里，總能混進點不一樣的味道那是生活的味道，也是希望的味道。

天快亮了，阿卜杜拉的雜貨鋪開門了。

阿達姆背著小書包跑過來，手里拿著張畫：“爸爸，你看，這是我畫的學校，有滑梯，還有黑皮膚的老師。”

巷口的非洲鼓又響起來，隔壁腸粉檔的老板笑著喊：“阿卜杜拉，今天加不加蛋？”陽光透過巷子照進來，把這一切都鍍上了層暖黃。

廣州的故事，每天都這么開始，也這么熱鬧地繼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