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新四軍第三師首任衛生部長張化一同志

新四軍第三師首任衛生部長張化一

憶第三師首任衛生部長張化一同志

陸 訓 陸 忠 沈友竹

張化一同志是河南偃城縣人，1911年出生，醫學專科學校畢業。他1931年12月參加紅軍，1933年6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時期，歷任紅軍第九軍團醫院二所所長、中央軍委先遣工作團科長、紅四方面軍第四后方醫院醫務科長、紅軍西路軍衛生部醫政科長，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央軍委直屬機關衛生所所長、延安邊區門診部主任；1938年10月隨朱德總司令奔赴前線，歷任第十八集團軍直屬衛生所所長、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衛生部醫務主任、八路軍第五縱隊衛生部部長、新四軍第三師衛生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西滿軍區衛生部政委、第四野戰軍第二縱隊衛生部政委。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歷任第十五兵團衛生部政委兼廣州軍區總醫院政委、華南軍區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軍體育學院副政委及黨委副書記。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和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1969年被強令離開工作崗位；直至1980年2月才得以平反，恢復名譽，按正軍級離休。

張化一同志2006年4月26日在廣州軍區總醫院去世。他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哀思和懷念，但讓我們永久記住的卻是他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奮斗一生的事跡。斯人已逝，無法言說，可我們這些曾經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過5年的部下，對與他相關的不少往事卻記憶猶新。

愛兵勝似親骨肉

我們（陸訓、陸忠兄弟和沈友竹三人）認識張化一并成為他的部下，是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39年至1943年。1940年五六月間，皖東北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們正與日本鬼子打游擊周旋。戰爭年代的情況復雜多變，時常得行軍、轉移。在一次轉移途中，幾個衛生兵遇到了張化一同志，其中有陸訓、陸忠兄弟。這幾個年輕人看見他身后還跟著一個挎盒子槍的警衛員，猜想他是一位領導。他經過衛生兵身邊，走著走著突然停下來，問年齡最小個頭最矮的陸忠（當年他才14歲）：“小鬼（當時部隊里對小同志的愛稱），多大了？識不識字？寫兩個字給我看看！”小哥倆就在土地上寫了幾個字給他看。當他得知這小哥倆念了不少書時，高興地又問：“小鬼，愿不愿跟我到前方主力部隊去？”兩人齊聲回答道：“愿意！”第二天張化一同志真的派人到皖東北八路軍辦事處，把這哥倆接到了前方部隊。這時陸訓、陸忠兄弟才知道，他們的新單位是黃克誠部隊的衛生部機關。當時機關加上他們兄弟倆一共才6個人，衛生部長就是張化一，包括王成旭、孟喜榮、王樹槐、陸訓和陸忠。后來在部隊向蘇北新四軍第三師行進途中，他們進一步知道他倆所在的部隊改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黃克誠是司令員兼政委，張化一同志仍舊是衛生部部長。1940年9月，部隊前進到鹽阜地區，劃歸陳毅同志領導，支援了黃橋戰役的戰斗。10月，他們打了個大勝仗。1941年2月，衛生部改編為新四軍第三師衛生部，隨三師司令部轉移到阜寧縣的板湖鎮。同年8月，沈友竹、程茜、孫文娟、張孟林、朱靜、蔡知廉、戴春生等6同志，從軍部二期醫訓班畢業后分配到三師衛生部。部長仍是張化一同志，醫務主任是王成旭同志。衛生部下設兩個醫務班，增加了湯澤民、荊喜順、豐吉人、管華等人，醫務班增加到17位醫務人員。1942年春天，家境貧困的沈浩來部隊探親時，要求參軍，經有關部門批準，成為新四軍小戰士。在張部長的親切關懷下，沈浩很快就到第三師司令部衛生所做衛生員。可是時隔不久，為反擊敵人的“掃蕩”，部隊要精簡整編。當時衛生部80多人，要求只留20人。張部長與有關方面聯系，將精簡下來的黃瑛、黃翼等女同志，安排到上海暫時找個工作，待形勢好轉再回部隊。衛生所編余的衛生員沈浩，則安排到民主政府辦的聯合中學讀書。不久敵人又向解放區發動進攻，沈浩沒有畢業就被疏散回家鄉。由于在部隊受到良好的教育，雖然當時的形勢更為緊張，但他毅然參加了正規戰斗部隊。他受組織的培養，幾十年后成長為空軍的一名師級干部。

健全組織 知人善任

張部長在人員任用上遵循“知人善任，人盡其才”的原則。

第一，抓機關建設，成立若干科室：保健科，科長為曹維禮；醫政科，科長為馬萬芬；藥材科，洪振聲、呂崇杰為正、副科長。

第二，建立戰時醫療保障系統，以旅為治療中心，團為戰地救護重點，營為轉運后送站，連為戰地包扎站。

這樣，戰時傷員得到了及時的包扎、固定和后送的處理，改變了過去層層運送、站站轉運的繁瑣做法，減少了傷員出血和感染的機會，減輕傷員的病痛。這種根據戰時實際情況建立起來的醫療保障系統，是張部長主持制定的。衛生機構健全后，大大加強了戰地救護，降低了傷員們的殘廢率和死亡率，增強了部隊的戰斗力。

第三，選派強有力、高技術水平的專家和老同志到各旅任職。他們是七旅衛生部長申涵（紅軍干部），八旅衛生部長劉勝望（紅軍干部），十旅衛生部長劉德懋，十旅醫院院長丁志輝，獨立旅衛生部長高良。第四，成立第三師后方醫院，主要領導成員為：院長王成旭，政委丁仲，副院長張克威，醫務主任朱士云。醫院下設3個醫務隊，一隊隊長宋文靜，二隊隊長楊易立，三隊隊長詹彪（紅軍干部）。

在動蕩的戰爭年代，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一個綜合型醫院是很不容易的，要有很大的決心和膽識。后方醫院的建立解決了傷病員的收治問題，發揮了專家們的技術專長，交流了技術，提高了醫務人員的實踐能力。國際醫療專家外籍醫生羅生特大夫和軍衛生部的外科醫生們，經常到醫院的手術室做疑難或重大手術。這樣，在技術上起到傳、幫、帶的作用。雖然時間不長（一年多），但醫院的技術水平因此上了一個臺階。后來，敵人對解放區進行“掃蕩”，形勢隨著發生變化，張部長就把醫院的技術力量分散到各旅，既提高了醫療質量，又對鼓舞士氣、增強部隊的戰斗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張部長工作十分繁忙，但他還親自給傷病員做手術。每到固定的宿營地就設立簡易病房和手術室。在他的領導下，救治了許多生命垂危的傷病員，深得指戰員和戰士們的敬佩和愛戴。當時的工作環境非常復雜、艱苦，日寇、偽軍、國民黨頑固派、土匪就在我們周圍，晝夜槍聲不斷，隨時都要準備戰斗和接收傷病員，醫療設備很差、缺醫少藥且缺乏醫療器材。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張部長帶領我們創造條件收治傷病員。

張部長對戰傷的治療很有經驗，他除了給傷病員作醫療處置外，還經常給我們醫務人員講課。講課時，他教導我們說：“在戰爭艱苦年代缺少醫療工具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外科醫生，不能只會醫療技術，還要學會做木工、鐵工、縫紉工，要學會自己動手修理醫療器械，只有這樣，才能勝任外科醫生的工作需要。”他還說：“醫療器械不都是外科醫生在醫療實踐中發明的嗎？”陸忠至今清楚記得：一次一位重傷員左大腿粉碎性骨折，送來時傷口已化膿生蛆，伴有氣性壞疽，傷情危篤。必須馬上截肢，不然生命就保不住。但當時沒有手術骨鋸。大家急得不得了，不住地搓手、轉圈。過了一會兒，張部長靈機一動，一拍大腿，讓陸忠去當地鐵匠鋪借了一把鋼鋸，回來磨洗、消毒后，代替手術骨鋸。結果在保證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了截肢手術，挽救了這個傷員的生命。這種急中生智、就地取材的戰時應變辦法，后來成為醫療傳奇，在人們中流傳。部隊及周圍百姓都知道有位會“鋸大腿”療傷的衛生部長。如果不是將傷員視為親骨肉，怎么能克服那么大的困難，及時解除重危傷病員的痛苦！敢于承擔風險，靈活運用醫療措施，這是白求恩精神的體現，是以實際行動學習白求恩精神的典型實例。

在衛生防病工作建設中，張部長以極大的努力，糾正衛生工作中不負責任、粗疏馬虎、敷衍推諉、不懂裝懂、輕視技術、不求進取的消極現象。在戰時救護工作方面，他反復強調：每次較大的戰斗要靠手術組的配合，做到第一線急救、第二線包扎、第三線擴創手術與破傷風注射，以減少傷員殘廢。為此，他要求：各團衛生隊能做一般手術，各縣休養所能獨立進行診斷、做一般手術和接產等治療工作。張部長是經過長征磨煉過的紅軍干部，又是學醫出身，所以他才能把求實開拓精神與科學態度結合在一起，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重視培養人才

張部長在人才培養方面，采取了幾項措施。

1.創辦衛生學校

1941年冬，抗日戰爭進入了最艱苦的時期。為改變第三師缺少醫務人員的現狀，在黃克誠師長的親切關懷和大力支持下，開辦了衛生學校，簡稱蘇北衛校，第一期100人，其中女生30人。張部長親自任校長。在開學典禮上，他提出：要平戰結合，學好救治傷病員的本領。戰時辦校，無校舍和課堂。院內的大樹下就是課堂，背包當板凳，雙膝是桌子；老百姓的門板當黑板用。大部分課程沒有教材，發的少量教材也是油印的。教員由衛生部干部和后方醫院醫生兼任。上解剖課時，到亂墳崗找來人體骨骼，消毒處理后使用。由于沒有油點燈，多數情況下都是摸黑討論。一年的學習期，學員先后學了十余門課程，基本掌握了如何對部隊常見病、多發病的防治，尤其是學會了戰場急救技術。學員畢業后分到部隊各衛生隊。對他們的到來，廣大指戰員表示歡迎。

2.培訓在職醫務干部

1942年，張部長根據工作需要和客觀條件允許，大膽地抽調一部分醫務工作同志到師部辦的醫干輪訓隊學習。在進行專業知識學習之后，又花時間進行整風學習，使這部分醫生既提高了專業技術水平，又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他們在師部學習回來后，大都成為醫療技術骨干，起了帶頭作用。

3.組織在職干部學文化

當時入伍的青年人，除極少數為大學生，大多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高小或初中生。1942年1月，為了提高大家的知識文化水平，以便更好地學習和掌握醫學知識，張部長從長計議，利用戰斗間隙的各種機會，組織大家學習文化。對一些具有初中文化的青年，按高中文化程度培養他們。他想方設法請部隊機關或駐地文化水平較高的人士，給我們講課。我們被分為初中、高中班，或進行個別輔導，或函授等方式學習。例如，請申杰講國文，周宣城講化學，周子明講數學，朱士云講英語。參加學習的學員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大家的積極性非常高，一年內學習成績普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基本達到初中、高中水平。沈友竹就是受益者之一，通過學習提高了文化程度，后來考上了大學。可以說，當時我們那批工農子弟文化程度都不高，都是在張部長的苦心栽培和教育下，成為有文化的干部。這種文化學習不僅提高了我們戰時的工作能力，也使我們受用一輩子，為接受、完成更多更重要的任務，打下良好的基礎。

張部長是一個講原則、講團結的領導。他主持工作的班子是團結和諧的，他總是從“誰干最合適”這一點出發來安排工作。他說，工作做出成績時，功勞是集體的；工作出現偏差時，責任是“我”的。張部長是長征干部，但他從不擺老資格。單位同時有兩三個主要領導時，他主動讓位，要求當副職或去學習或下基層。他這種無私的高尚品格，這種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工作作風，大家很敬佩。

1979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紀委書記的黃克誠同志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期間，得知張化一同志也同住在一樓，就讓沈友竹（當時該院南樓病房主任）陪同去看望他。見面時，黃書記說：“有什么要求包括待遇，你盡管提！”他卻說：“組織上給我安排的已經很好了，給我的已經夠多了！不再增加老首長和組織上的麻煩和負擔，謝謝首長的關心！”他始終不提個人安排的問題。其實，許多了解他經歷的同志都感到，對他這位老革命后來的安排不是很適合，可他就是這樣的謙虛和知足。這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效仿的。

他經常講“關心群眾”、“立志為人民服務”、“同人民群眾緊密相聯”的重要性，用以教導我們。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

他生活簡樸，經常是一身黃軍裝，艱苦樸素；他為人正直，作風正派，胸懷坦蕩；他從來不爭名、不爭功、不計較個人得失。

2006年4月，陸訓身患重病臥床不起的時候，還對從哈爾濱趕來探望的弟弟陸忠深情地說：“沒有張化一老首長的栽培，就沒有我們兄弟倆的今天啊！”陸忠說：“有一副悼念張化一同志的挽聯寫得好，‘萬里長征中樞保健丹心昭日月，千秋大業奉獻終身浩氣震山河'，它概括了老部長光明磊落和無私奉獻的一生。”

60多年前，張部長領導我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付出了青春，為革命做了一些工作。盡管時光流逝，但這些往事仍深藏在我們心底。當年，我們都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沒有張部長的出色領導，沒有他長輩般的關懷，我們今天的一切就無從談起。張部長是我們的好領導，是我軍衛生戰線的優秀戰士，他的功績將永遠載入史冊。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2周年暨新四軍成立72周年之際，我們深切地懷念敬愛的張化一同志。（選自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三師蘇北分會編《新四軍第三師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