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并非注定如此｜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編者按：2025年，經濟觀察報以“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為年終特刊主題，旨在通過數十位時代親歷者的故事，共繪一幅屬于這段歲月的集體記憶圖譜。本文系特刊卷首語。

一

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熱鬧的一晚。

1999年12月31日，從紐約到北京、從倫敦到上海，人們聚集在一起，等待千禧年的到來。

這是新世紀的開端，高速增長的經濟與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交織，蒸騰著一種異常樂觀的千禧氛圍，各種機遇似乎唾手可得。

當跨年鐘聲響起時，18歲的張悅然擠在濟南泉城廣場歡呼的人群中，次年，她就在新概念作文比賽上拿獎，出了個人小說集，成為和韓寒、郭敬明一樣的“80后作家”。

2001年，25歲的許知遠加入剛剛創刊的《經濟觀察報》，成為這家橙色報紙的主筆。

2004年，剛畢業的時曉曦進入還如日中天的諾基亞，成為首批本土設計師。兩年后，他參與了諾基亞1200的設計，這款當時的冷門機型最后在全球賣了1.5億臺。

新世紀初，中國大地上涌動著一種改變的情緒。90年代的改革銳氣仍存，社會愿意給提出問題的人更多空間。

2000年，37歲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寫了一夜的信，信里寫道：當時80%的農民種田虧本、老人和小孩一視同仁地交幾百元錢的人頭負擔……這封信直接寄給了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

同一年，農民工汪正年苦悶的打工生涯中的小小熱鬧來自查暫住證時，工友四散奔逃的場面。來不及穿鞋的工友會往草叢里鉆，如果被抓住，幸運的話會被遣送回老家。要到2003年“孫志剛事件”后，理直氣壯地去城市打工才變成一件尋常的事。

經濟學家張維迎說：“這世界并非注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人做了一些與眾不同的事”。

二

2007年9月，喬布斯在美國洛杉磯公布了劃時代的iphone手機。一個月后，孫海洋的孩子在深圳白石洲被拐跑了。

白石洲是深圳當時最大的城中村，居住著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幾個月后，當這些務工人員相約著回家之時，趕上了一場大雪，南方20余個省區受災，交通線路受阻。廣州車站廣場滯留了四十多萬返鄉人。

這么多人滯留的原因之一是，美國次貸危機蔓延帶來的部分沿海工廠停工，工人們提前返鄉。那時候大部分人不會想到，2008年年中，次貸危機會演變成為一次改變世界的金融危機。

對中國人來說，2008年的記憶是不可磨滅的。

愛美的年輕舞者廖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雙腿；籌集了18.7萬元現金與物資的志愿者王驍宙第一時間沖到災區，但災區志愿者的自顧不暇，讓他意識到救援需要一支專業的隊伍；調查記者簡方洲在《東方早報》上發表了《甘肅14嬰兒同患腎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一文。

給流水線工人拍過150萬張照片的攝影師占有兵發現，2008年后，工廠宿舍里裝上了空調，廠區里的卡拉OK廳、圖書室、桌球室也重新被啟用，原因是，金融危機改變了勞動力市場，工廠需要花心思留住工人。

2008年就像是之后若干年的一個縮影：巨大的成就、巨大的災難，再被偉力所挽。

為了對沖金融危機的影響，“四萬億”刺激性政策出爐，高速鐵路將地圖上大大小小的城市串聯起來；中國人的消費力快速增長，一度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城鎮化的高歌猛進讓房地產市場飛速發展，成為一代中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背景。

2008年北京奧運會，無數瞬間凝聚成億萬人的自豪感。舉重運動員林清峰與北京擦肩而過。2012年，他在倫敦奧運會獲得了金牌，拿金牌后，林清峰給父母換了一套大房子。孫海洋，那位丟失了孩子的父親，后來靠當“二房東”賺錢，最多時，手上有上千套房源，為他尋子提供了物質支持。他找到自己的孩子已經是2021年。

房價的上漲最終超過了所有人的忍耐。2016年10月，接近20個城市出臺了限購政策，“房住不炒”寫入了該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三

2016年11月9日，一場事先邀約的產業政策大辯論在北大國發院舉行。辯論的雙方是張維迎和林毅夫。這一天，北京被霧霾籠罩。辯論開始前，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的消息刷屏。

2016年是神奇的一年，很多變化都可以在這一年抽絲剝繭地找到端倪。

一篇發表于2020年的論文發現，2016年四分之一的家庭開始出現“消費降級”。這一年，拼多多、快手和字節跳動，一批新互聯網巨頭突然在已經見頂的移動互聯網市場，找到了一片被忽視但最終被證明是最廣闊的空間：下沉市場。

人們的消費在分化，情緒、觀點和立場也在被不斷分化。

這一年，紀錄片導演陳曉卿也離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央視創業，建了個團隊繼續拍美食紀錄片。在拍紀錄片時，團隊拿出了十二分的小心，以防止引起各種爭議。“人們總相信自己吃的是對的。”

在友善的時候，食物是最好的共同話題，但在裂痕出現后，食物又會成為“雷區”。

2016年，市場開始出現唱空茅臺的聲音，比如“反腐影響消費”“年輕人不喝白酒”，但基金經理劉明達從對茅臺堅定的看多中受益頗豐。“年輕人不喝茅臺怎么辦？”2025年，面對類似的問題，投資人段永平說：“可不年輕的人還要活很久。”

四

2020年1月21日，李侗曾所在的佑安醫院新冠病房接診了第一個新冠病例，十多天后，北京市第一例本土感染者出現。2月初，佑安醫院的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現，一位九十多歲、多器官衰竭的老人。2003年非典的時候，李侗曾也在一線。

新冠疫情讓每一個人都對死亡和困在其中的漫長生活有了更多切身的感受。盡管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主動提到那幾年。

馬良坤見證了眾多小生命的降生。作為工作二十多年的產科醫生，她理解不想生的年輕人：社會對年輕人要求越來越高，大家壓力太大了，怎么能有意愿去生育呢？

或許不難理解，在這四分之一世紀的最后五年，年輕人突然開始懷念它的開始。

2020年，一種對復古的審美悄悄流行，先是“爺青回”，后來是“經濟上行期”的美。

沒有多少人在乎事實是否全然如此。從歌曲、電影到“Y2K”的審美風格，年輕人相信千禧年充滿著活力和機遇，連那個時代的技術進步都呈現著友好的面貌。但是正在發生的人工智能技術革命，似乎帶著一種對普通人的“恐嚇”。

“你覺得2050年會怎么樣？”面對這樣的問題，一位采訪對象說：“這個問題重要嗎，會和人類有關嗎？”

95歲的資中筠自稱“年齡太大了，這20年不算什么”。她親歷和見證了漫長歲月中的動蕩和苦痛，并在改革開放之后逐漸完成了“自我啟蒙和祛魅”。

采訪資中筠的是一位“00后”記者劉曉諾，和許知遠一樣，她也是在25歲進入經濟觀察報。

劉曉諾問了一堆關于就業、婚姻和生活的問題，在采訪的最后，她看起來有點不甘心地追問：“如果非要用梁漱溟先生那句話問你呢——‘這個世界會好嗎’？”

資中筠說：“我的回答是，就看你們了”。

（作者 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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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笛

大科創新聞部主任兼高級記者 主要關注于科技類、創業類產業政策、創投領域以及交通物流領域。擅長深度報道和人物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