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偉人視察佛山，事后召開會議評價：有個叫杜瑞芝的膽子很大

1961年2月27日凌晨四點，一列軍用綠皮專列悄悄在廣州東站停下。車門打開，幾位身著呢大衣的衛士先行踏出站臺，他們把車廂里那臺半人高的電暖爐搬到站外的吉普車上。對外沒有通報，可只要見到這臺“御寒利器”，鐵道口的老職工就知道：最高首長又要下到基層了。

廣州一夜濕冷，細雨夾著霧氣飄個不停。八點整，電話鈴突兀地響在佛山地委辦公廳。“中央首長預計下午三點到佛山。”短短一句話，沒有寒暄。接線員愣了兩秒，立刻沖進地委書記辦公室。此時的杜瑞芝正在批閱各縣糧食產量的報表，聽完匯報，他把筆一放，“把所有取暖設備都調來招待所，一樣都別少。”說完轉身又盯向那張數字密密的表格。

雨勢午后加重，南方陰冷往骨頭縫里鉆。招待所1201房里，爐絲被調到最大檔，燈泡般的紅光映得窗臺一片暖色。杜瑞芝來回走動，先用手試了桌面溫度，又把毛巾毯疊好放在靠背。工作人員勸他歇會兒，他擺擺手：“領導是客，咱得心里有數。”語氣不重，卻透著在戰場上練出的剛勁。

下午三點，三輛黑色轎車濺起水花駛入院門。車門一開，毛主席撐著黑傘緩步而下，他把傘遞給身后衛士，環顧四周：“佛山氣候果然潮。”在引導下，他和汪東興等人直接進了1201房。眾人落座，水汽在暖爐熱氣里升騰，一瞬間竟有了北方炕頭的溫度。

毛主席直截了當：“佛山生產情況如何？”杜瑞芝挺直腰板，從公文包里抽出手寫材料，說的不急，卻句句扎實。他提出把人民公社的大隊再細分到生產小隊的設想，順帶列舉了三組數據：分田細管的畝產、公共食堂的口糧配給、農民自留地出欄率。數字不大，卻把平均主義的弊端擺得一清二楚。

房里氣氛有點緊。幾位陪同干部交換眼神，心想這話怕是過猛。偏偏杜瑞芝越說越順，甚至用上調侃口吻：“人多鍋小，大家都餓，干脆把米袋按人頭分明白。”一句土話，讓毛主席“哈哈”一笑。他把茶杯輕放桌面：“你這位同志，膽子不小。”聲音不高，卻把緊張的弦一下松開。

原本排定的半小時匯報被拖成九十分鐘。等記錄員最后一筆寫完，電暖爐里的鐵絲都燒得發白。毛主席起身同杜瑞芝握手：“很好，繼續摸實情。”隨后，他離開佛山，夜里回到廣州。

三月初，省委辦公會議在廣州東山召開。毛主席一開場便提那次雨夜：“佛山有個叫杜瑞芝的，敢于說真話。”會場先是一靜，接著輕微討論聲此起彼伏，眾人這才意識到，地委書記那番“不留情面”的直言竟得到首肯。按毛主席指示，廣東開始籌備“包產到生產小隊”的試點材料。

1962年春節前夕，鐵道兵文工團接到“進京匯演”的急件。一聽對象是中央首長，臺下演員全都打了雞血似的練排。除夕夜，中南海禮堂燈火通明。最后一個節目結束時，十三歲的小女兵李玲詩抱著鮮花奔向臺中央。領花后，毛主席俯身問：“你哪里人？”女孩嗓音脆：“廣東佛山！”毛主席笑了：“佛山？我算是你半個鄉親。”李玲詩憋不住好奇：“我姐夫是佛山地委書記，您見過沒？”臺下響起短促笑聲，毛主席拍了拍她的肩：“那位杜瑞芝？他講話可不少。”

短短對答，再次把佛山那場匯報拉進中南海。幾天后，農業部專題研討會圈定廣東、安徽、四川三省同步試行“包產到小隊”。在那份紅頭文件里，附錄第一條數據來源正是佛山。

時間來到1980年5月。杜瑞芝已滿花甲，被任命為省委常委兼農委主任。外界以為他會坐在辦公室批文件，結果他提著行李箱往山區跑。紫金縣的黃泥路泥濘，他在農戶灶臺邊一蹲就是半小時，問得最細的是“上繳多少、自留多少、糧食還剩幾斤”。有人笑他軸，他只是揮手：“不下地，心里沒底。”

兩個月實測，他發現家庭聯產承包后產量翻番，可碎片化土地浪費嚴重。回省里后，他提出“一戶包一片，一包十五年”的草案。文件下發，效果不錯，但貧困山區又冒出耕地撂荒的新問題。杜瑞芝再下鄉，連跑五縣，最終寫出“耕地有償轉讓使用權”的十條意見：土地承包權不動，使用權可轉讓、可流轉、可收回。意見當年試行，如今已成常用做法。

有人問他為何總勁頭不減，他笑著擺手：“當年在主席面前敢說真話，如今更不該糊弄百姓。”

1961年的那臺電暖爐仍擺在佛山舊招待所的玻璃櫥里，爐絲早已發黑，卻見證了一位地方干部對實事求是的固執，也見證了“大躍進”后農村改革摸索的新起點。

杜瑞芝沒留下什么豪言，他留下的是一串數字、一摞筆記本和一條原則：政策生根，要從泥土里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