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看到槍決名單后，拍案大怒：她可是咱全黨的恩人！

1955年6月的一天，一份標注著“絕密”字樣的槍決名單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案頭。辦公室里的燈光柔和地灑在紙張上，當毛主席的目光掃過“黃慕蘭”這三個字時，他猛然拍案而起，情緒激動地說道：“荒唐！她可是咱全黨的恩人，怎么能把她列到這份名單里！”這聲質問，立刻讓辦公室里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毛主席當即提筆在文件上批下“立即停刑，徹查！”的指示。這短短的六個字，將一位已經被人遺忘的革命功臣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也揭開了一段塵封已久、驚心動魄的紅色往事。

這位名叫黃慕蘭的女子，原本名叫黃彰定，1907年出生于湖南瀏陽一個開明士紳家庭。她的父親曾與譚嗣同交好，家中充滿進步思想。少年時代的黃慕蘭就展現出叛逆精神，她拒絕纏足、逃婚包辦婚姻，1923年進入長沙周南女校讀書，在那里結識了向警予、蔡暢等進步同學。1926年，北伐軍攻克武漢，19歲的黃慕蘭剪掉辮子、穿上戎裝，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她傳奇般的革命生涯。

黃慕蘭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風順。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她與新婚丈夫宛希儼轉入地下工作。宛希儼是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兩人成為革命伴侶。然而好景不長，1928年，宛希儼在贛南游擊戰中犧牲，頭顱被敵人懸在城墻上示眾三天。此時黃慕蘭還懷著身孕，她強忍悲痛，將剛出生的兒子寄養在老鄉家，獨自前往上海向中央報到。從此，她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地下工作生涯。

到達上海后，組織安排黃慕蘭在中央特科工作，在周恩來、陳賡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情報和營救工作。她化名“黃素”、“黃定慧”，將自己打造成一位活躍在上海社交場的“名媛”。舞廳、賭場、律師事務所都成了她的情報戰場，她憑借過人的膽識和口才，搭建起一張覆蓋法租界、公共租界、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情報網。

1931年成為黃慕蘭地下工作中最為關鍵的一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在公共租界被巡捕房逮捕，他當時化名“李世珍”，身份尚未暴露，但巡捕房搜出了大量文件，一旦破譯，后果不堪設想。周恩來連夜召見黃慕蘭，讓她“不惜一切代價”救人。黃慕蘭迅速鎖定關鍵人物——法租界刑事法庭書記官陳其壽的兒子、大律師陳志皋。她盛裝參加宴會，以“同鄉遇冤獄”為由懇請陳志皋出面保釋。陳志皋被這位風姿綽約又談吐不凡的女性打動，答應試一試。幾天后，陳其壽親自出面，以“證據不足、程序違法”為由，迫使租界當局釋放了關向應。這位被救出的同志后來成為紅二方面軍政委、八路軍120師政委，與賀龍成為“黃金搭檔”，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就在關向應事件過去不到兩個月，黃慕蘭再次立下大功。一次在咖啡館與陳志皋閑聊時，她偶然聽到陳志皋提及巡捕房抓了個60歲的湖北人，鑲金牙、斷指，沒動刑就全招了。黃慕蘭心里一緊——這描述的正是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向忠發掌握著幾乎所有中央核心機密，他的叛變意味著上海地下黨組織面臨滅頂之災。黃慕蘭表面保持鎮定，借口頭痛離席，立即通過潘漢年向周恩來報信。黨中央機關連夜火速轉移，果然第二天清晨，向忠發就帶著巡捕房挨家挨戶搜捕，結果全部撲空。周恩來、瞿秋白、博古等幾十位領導人因此躲過一劫。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黃慕蘭這兩次關鍵時刻的力挽狂瀾，說她是“全黨恩人”實至名歸。

黃慕蘭的貢獻遠不止于此。當國民黨在報紙上偽造《伍豪啟事》污蔑周恩來時，她建議用周恩來的筆名“伍豪”在報紙上刊登聲明辟謠，并通過陳志皋委托法國律師巴和，利用租界的治外法權在《申報》上發布聲明，巧妙化解了這場危機。這些行動都非常關鍵，但因為高度保密，后人很難查證。

然而，正是這種高度保密的工作性質，為黃慕蘭后來的遭遇埋下了伏筆。她長期使用假身份，承擔的任務大多是單線聯系，很多功績沒有書面記錄。1933年，她的第二任丈夫賀昌在贛南戰斗中犧牲。為了繼續潛伏，經組織批準，她與陳志皋“假戲真做”，正式結婚。此后十幾年，她利用陳家在法租界的背景，營救過“七君子”，護送過鄒韜奮、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名流。抗戰期間，她協助建立滬港情報通道，為延安輸送日軍密電和汪偽動態。

新中國成立后，這位功臣卻遭遇了滅頂之災。1955年，因受“潘漢年案”牽連，她被列入槍決名單。負責審查的人員翻遍檔案，找不到她功績的正式記錄，反而因為她和潘漢年的聯系以及和國民黨官員的婚姻而產生懷疑。在秉持“材料至上”的原則下，審查人員越查越懷疑，最終將這位48歲的老黨員列入了槍決名單。

幸運的是，這份名單被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記得這位女特工所做的貢獻，他的干預不僅救了黃慕蘭一命，更是對歷史真相的堅守。周恩來得知消息后，專門寫了證明材料，詳細說明黃慕蘭當年做過的工作。潘漢年也出來作證，還有幾位知情的老同志紛紛站出來為她說話。隨后，周恩來、李克農出面調閱特科殘檔，找到了周恩來當年親筆寫的“黃定慧同志工作成績卓著”的鑒定。證據一條條擺出來，黃慕蘭的冤情終于大白。原來不是她沒有功勞，而是她的功勞太特殊，都是絕密級別的任務，所以檔案里才查不到。

盡管死刑判決被撤銷，但黃慕蘭的磨難并未結束。她兩度被關進秦城監獄，輾轉17年。在獄中，她始終保持樂觀，每天把肥皂搓成筆，在《毛主席語錄》的空白處默寫《離騷》《木蘭辭》，還堅持練習太極拳。她甚至稱這是“黨給她上馬列主義課的機會”。這種在絕境中對信仰的堅守，比任何功勞都更動人。

1980年，在鄧穎超、黃克誠的親自過問下，中央組織部為黃慕蘭徹底平反，恢復了她的黨籍，讓她享受老紅軍待遇。當73歲的黃慕蘭拿到鮮紅的新黨證時，眼淚止不住地流，動情地說“我又回家了”。平反后，黃慕蘭被安排為上海市政府參事、政協委員，但她把大部分工資捐給了希望工程，自己獨居在上海愚園路的一間老公寓里，每天讀書、寫詩、練書法。1993年，她移居杭州，寫下了回憶錄《黃慕蘭自傳》，為隱蔽戰線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晚年的黃慕蘭居住在杭州一套普通居民樓里，客廳懸掛著她親手書寫的“信仰不滅”四個大字。鄰居們都不知道，這位平時買菜做飯、看起來普普通通的老太太，曾經在危險年代用智慧和勇氣拯救過無數革命者的性命。有人問她長壽的秘訣，她回應說：“處于逆境還能夠保持革命樂觀主義，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優點。”

2017年2月7日，黃慕蘭在杭州辭世，享年110歲。她的一生幾乎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從19歲剪辮入黨，到48歲被判死刑，再到110歲仙逝，她三度喪夫、四次入獄、五改姓名，卻始終保持著對黨的堅定信仰。

回顧1955年的那場風波，毛主席拍案大怒，不僅救下了一位革命功臣，更守護了對歷史的尊重。黃慕蘭的經歷讓我們明白：真正的英雄不一定都有名有姓，不一定都記錄在案。有些人在最危險的時刻挺身而出，用生命守護著信仰，可他們的事跡可能永遠藏在歷史深處。功臣的名聲不一定是刻在碑石之上的，但歷史的公正最終會穿過迷霧，到達應該到達的地方。黃慕蘭這個曾被歷史煙塵淹沒的名字，最終還是和山河同在，與星辰同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