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派誰去整頓文化部？葉帥推薦一人后，華國鋒：非他不可啊

1950年1月的一個寒夜，東交民巷的舊樓里燈光徹夜未息。幾十名軍裝尚未褪色的干部圍在一張大圓桌旁，聽周恩來介紹即將到來的外交“突擊班”。黃鎮就坐在靠窗的位置，手心微汗。他小聲對身邊的耿飚說：“打仗熟，談判陌生，真怕掉鏈子。”耿飚咧嘴一笑，“新活兒嘛，硬著頭皮也得上。”這一幕，后來成了黃鎮進入外交領域的起點，也讓不少人記住了這位“將軍大使”。

從匈牙利到印尼，再到巴黎和華盛頓，黃鎮把部隊里練出的決斷和沖勁帶進了使館。“要干就干成樣子。”他常這么說。1950年6月，他抵達布達佩斯；1954年7月，又轉任雅加達。印尼政局多變，極端勢力煽風點火時，黃鎮曾拍案而起：“我代表中國，不代表某派系！”一句話讓對方啞口。周恩來后來評價：“這人用得住，鎮得住。”

時間快進到1976年底。十年風雨剛剛落幕，全國都在“撥亂反正”。可文化部卻像被按下了暫停鍵，文件堆積，劇院半歇業，創作群體人心浮動。北京琉璃廠茶館里，不少老畫家搖頭嘆氣：“別的口子都解開，就差文化部這道閘。”大家把希望押在老將王震身上。王震聽了多方呼聲，跑去找葉劍英，說得直白：“文化口得來個硬的，黃鎮合適。”葉帥點頭：“有理。”

葉劍英把這個意向提到中央討論時，會上并不輕松。有人擔心黃鎮多年在外事崗位，對國內文化體系未必熟悉；也有人猶豫，他能否擺平殘留的派性和復雜的人際。華國鋒聽完意見，只說八個字：“非他不可，我相信。”理由很簡單：黃鎮那股“將門勁”混著多年談判形成的圓融，正缺一不可。

1977年12月6日，任命電文送到三里河外交公寓。黃鎮正和夫人朱霖收拾舊報紙，看到紅頭文件，他愣了幾秒。“文化部？真要我去？”電話那頭，李先念聲調溫和卻篤定：“中央希望你挑這擔子。”黃鎮想了半晌，只回一句：“好，給我十天交接。”

他果然說到做到。12月14日清晨，文化部大院的警衛第一次看到新部長騎舊上海牌自行車進門。秘書迎上去，黃鎮擺手：“別安排歡迎會，我先摸門道。”當天辦公室接連走進了戲曲家、作曲家、文學編輯，黃鎮邊聽邊記，桌面上摞起一尺高的筆記本。晚上九點，他才回家，跟朱霖說：“情況比想的復雜，不過路子有。”

他的第一招是“星期六接待”。每周六上午，文化部小會議室對外敞開，演員、作者、舞美工、老票友都能進。最多時一天接待四十多人，氣氛有時像“諸葛亮擺議事堂”。有人勸他別太冒險，黃鎮只是笑：“不開門，怎么知道底細？”短短兩個月，關于劇團恢復、圖書清點、電影修復的要害問題，黃鎮拿到一手材料，隨后連發三份內部報告，層層遞到中南海。

第二招是“走出去”。春節前后，他跑了上海、長沙、成都，看排練，看小戲班，也看倉庫里積灰的拷貝片。一次看完川劇《白蛇傳》排練，他拍拍導演肩膀：“年輕人別怕出錯，只怕不動。”這種“半軍人半文人”的鼓勁很快傳開。

第三招是“換崗調兵”。1978年春，他牽頭調整了文化部直屬十二家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動刀子不見血，卻要傷筋動骨。有人私下嘀咕，黃鎮會不會得罪人。華國鋒在政治局會議上聽匯報后說了一句：“黃鎮做得對，先立規矩，后談感情。”一句話給他背書，也堵住了雜音。

黃鎮在文化部座椅上只坐了兩年多，卻趕上一連串大動作：樣板戲專場逐步取消，文學期刊全面復刊，封存多年的古典樂譜得以整理，國外友好團體的文藝互訪也重新啟動。老百姓能在影院看到新譯的外國影片，戲曲舞臺可再演傳統折子戲，這些變化背后，都少不了黃鎮的一錘定音。

1980年夏，中央決定恢復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讓黃鎮出任主任。文件一下來，他在文化部干凈利落地交接，遞上一份厚厚的“建議與問題清單”。第一條便寫：“學習仍是要害，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能停。”第二條說：“班子配得準，文藝就不會走偏。”語氣堅決，沒有廢話。

黃鎮離開那天，沒有歡送會。他和幾位老藝術家在院門口簡單合影，隨后鉆進一輛伏爾加。車窗搖下，他沖大家揮了揮手。多年以后，說起1977到1980的那段過渡期，不少人仍感慨：“文化大院曾亂如麻，老黃來后，三板斧下去，氣順了。”一句話，道盡當年那場看似悄無聲息卻影響深遠的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