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策劃丨新變局下的2026年中日經貿關系走勢展望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機遇——展望2026年中國與世界大勢

編者按2026年，世界形勢怎么走？中國經濟怎么看？客觀地說，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加深，中國經濟發展仍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但總體看，中國的產業基礎雄厚、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勁、宏觀政策工具箱充足……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高盛、德意志銀行等國際投行紛紛上調2026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就像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格林斯潘所說，中國經濟增長建立在工業生產、基礎設施和物流以及技術方面的優勢之上，這意味著中國在全球貿易和價值鏈中發揮重要作用。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十五五”規劃將為世界經濟帶來寶貴的確定性和強勁動力。

-閆坤-

-周旭海-

■閆坤 周旭海

日本石破茂內閣執政期間，中日經貿關系一度呈現向好趨勢。2025年3月，第六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達成20項重要共識，涵蓋綠色發展、養老服務、供應鏈合作、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這是該交流機制時隔6年后的重啟。但隨著高市早苗上臺，中日經貿關系因日本經濟安保政策而面臨復雜考驗。2026年中日經貿關系的走勢必然會受到政治氛圍的顯著影響，但也不必以消極眼光看待。中日雙方同為全球重要經濟體，合作基礎深厚，經貿往來韌性猶存。通過分析高市早苗內閣的經濟政策和近期中日經貿合作的相關數據，可以發現新變局下的中日經貿關系既有隱憂也有不少亮點。

日本新內閣的經濟政策主張及其影響

高市早苗內閣將促進經濟復蘇作為首要課題，加強中日經貿合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若高市早苗內閣堅持強推經濟安保政策，將難以避免地對中日經貿關系造成沖擊。

第一，宏觀政策重視拉動增長和應對通脹，對中日經貿關系穩定提出要求。

高市早苗內閣的宏觀政策繼承自“安倍經濟學”，主張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拉動經濟增長。考慮到施政背景已由長期通縮轉向成本推動型通脹，其將主動財政置于更核心的位置，但在政府債務率畸高的背景下空間較為有限。2025年11月，日本推出規模高達21.3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引發市場對政府債務可持續性的高度擔憂。為遏制日元貶值和資本外流，同時展現尊重央行獨立性的姿態，高市早苗未阻撓央行在2025年12月加息，但仍極力避免過度收緊貨幣政策。在未來貨幣政策正常化軌跡不明朗的情況下，此次加息并未收獲預期成效。鑒于美國關稅政策沖擊出口、高通脹抑制內需，日本經濟持續復蘇困難重重。

中國是日本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二大出口對象國，穩定的中日經貿關系對日本實現宏觀政策目標至關重要。一方面，對美出口下滑已嚴重拖累日本經濟增長，若對華出口同時減少將形成疊加效應，掩蓋宏觀政策實效；另一方面，日本家電、農產品、化肥原料等品類對華依賴度較高，若無法穩定自中國進口將顯著推升通脹水平，加大民眾生活壓力。當前高市早苗內閣獲得高支持率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社會各界對其宏觀政策主張和首個經濟刺激計劃抱有較高期待，能否回應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高市早苗內閣的執政前景。因此，高市早苗內閣實際上不愿看到中日經貿關系持續惡化。

第二，產業政策突出國家主導和安全優先，加大中日經貿合作的不確定性。

與安倍晉三更加注重市場力量和規制改革不同，高市早苗強調對人工智能、半導體、糧食、能源等領域進行國家主導的危機管理型投資，“企業家型政府理論”在產業政策中得到進一步應用。這與高市早苗在擔任日本經濟安保大臣時的主張一脈相承，即以經濟安保強化“戰略自主性”與“戰略不可或缺性”，重塑日本國際競爭力，并對國際秩序產生更大影響。為維護其在技術競爭中的主導權，日本以防止其關鍵技術被中國應用于軍事領域為名義，強化資本流向管控。高市早苗內閣正以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為藍本，籌備建立對日外國投資委員會，通過強化投資安全審查，限制技術和數據流向中國。

該動向將對中日經貿合作尤其是相互投資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中企對日技術并購或受到較大阻礙，日企對未來擴大在華投資可能持謹慎態度。從中企的角度看，短期內面臨技術合作中斷和成本上升風險，中長期內則會倒逼自主創新。從日企的角度看，先進技術對接已成為近年來其對華投資的重要風向標，“在中國、為中國”（in China，for China）的投資趨勢或因面臨合規風險而出現分歧。此外，不排除高市早苗內閣持續升級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的可能，未來中日之間的產業博弈或進一步加劇。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出口市場，中企無論是尋求替代進口來源還是加大自主研發生產力度，都將給日本國內相關產業造成重創。

第三，對外政策兼顧日美供應鏈合作和供應鏈多元化，推動降低對華經貿依存度。

高市早苗內閣將日美同盟視為日本對外政策的基石，旨在通過深化雙邊經貿和防務合作，以及聯合美國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FOIP），打造“日美關系新黃金時代”。為推動對美國550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落地，日本已公開關鍵礦產、能源、半導體、人工智能（AI）等領域的潛在項目清單，并針對稀土等關鍵礦產供應與美國簽署合作協議。同時，高市早苗內閣延續并升級日本2020年以來實施的供應鏈多元化策略，重視加強與東盟在脫碳和能源安全領域的合作，與東盟啟動“AI共創倡議”，并推進與中亞在關鍵礦產和能源領域的合作。其意圖是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確保在供應鏈競爭的主導權。

日本政府推動對華“去風險”“脫鉤”將削弱中日在相關領域長期積累的合作基礎，既損人也不利己。在日本著力降低戰略物資對華依賴度的過程中，我國相關企業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出口韌性不斷增強，與日企之間的競爭力差距反而會不斷拉大。在全球產供鏈深度交融的現實下，日本對華“脫鉤”又絕非易事，其經濟界將承受難以估量的損失。當然，也需警惕日本可能通過謀求規則性權力構筑區域經濟合作壁壘，如在東南亞和中亞推廣應用日本技術和標準，阻礙中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利用高標準經貿規則，推動區域內供應鏈“去中國化”。

現階段中日經貿關系走勢及未來展望

高市早苗錯誤言論引發中日關系緊張，未來中日經貿關系走勢受到高度關注。一方面，既要看到短期內其錯誤言論所引發的局部波動；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中長期內兩國經濟互補性和共同發展需求所開辟的合作空間。

第一，在貨物貿易方面，總量維持平穩的同時品類分化明顯。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25年11月中日貨物貿易進出口同比、環比均實現增長。現階段中日貨物貿易互補性依然顯著，中國對日本依賴度較高的產品包括半導體制造設備、半導體材料、精密零部件等，日本對中國依賴度較高的產品包括家電、電池、蔬菜等，未來仍具貿易增長潛力。雖然短期內雙方貿易相互依存度或呈下降趨勢，但日本對華貿易依存度明顯高于中國對日貿易依存度，中國產品具備的價格競爭力使日本難以大幅改變進口來源。因此，預計2026年中日貨物貿易總體不會出現過大波動。

從品類來看，分化態勢將更加突出。例如，由于性價比逐漸喪失和電動化轉型緩慢，日本汽車對華出口存在持續下滑風險。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2025年11月日本汽車對華出口額同比下降6.3%。又如，中國再度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可能產生聯動效應，中國市場對日本農產品整體的不信任感或加深，從而加劇日本外向型農業發展壓力。

第二，在服務貿易方面，局部波動的同時收支更趨平衡。

旅行服務貿易是中日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對日服務貿易長期存在逆差的領域。隨著中國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接連發布赴日提醒，日本旅行服務對華出口的增長態勢發生逆轉。日本觀光局數據顯示，2025年11月中國內地訪日游客數量雖同比增長3.0%，但環比下降21.4%。旅游業是日本出口規模僅次于汽車業的支柱性產業，中國游客在日消費額占日本入境游客消費額的約三成，長期位居消費貢獻最大的客群。中國游客減少對日本旅游業出口的沖擊已初步顯現，預計未來影響還將進一步擴大。日本三井住友信用卡公司數據顯示，2025年11月中國游客在日信用卡交易額同比減少8%。日本百貨店的免稅銷售額也出現波動，2025年12月1—14日，大丸松坂屋百貨同比下降9.4%，高島屋下降9.8%，三越伊勢丹則下降約兩成。據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推算，若赴日提醒的影響持續一年，將給日本經濟帶來1.79萬億日元損失，拖累GDP增速0.29個百分點。

除旅行服務貿易外，還有兩大因素將推動中日服務貿易收支更趨平衡。一是中國運輸服務出口的增長。在對日貨物貿易恢復增長和運費上漲的影響下，中國對日運輸服務出口有望實現快速增長。二是中國數字服務出口的增長。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動能強勁，日本數字經濟發展則較為滯后，中國對日數字服務出口規模預計將持續提升。

第三，在相互投資方面，增速下滑風險上升但結構持續優化。

受中國勞動力成本攀升、市場競爭加劇，以及日本供應鏈多元化補貼政策的影響，近年來，日本部分低附加值、成本敏感型投資逐漸轉移至東南亞。中日關系的不穩定因素和高市早苗內閣的經濟安保政策使多數日企對在華拓展業務持謹慎態度，但基于中國市場的高收益率和長期以來的合作基礎，其更傾向于維持現有投資規模。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開展的2025年度海外日企實況調查顯示，63.2%的在華日企預計本年度實現盈利，較2024年度調查提高4.8個百分點，時隔4年再次上升。此外，預計未來1—2年內擴大和維持現有在華投資規模的日企占比分別為21.3%和64.3%，與2024年度調查基本持平。因此，2026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雖增速存在下滑風險，但不會出現過大波動。

需看到的是，仍有大批日企看重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機遇，加碼“在中國、為中國”模式的投資，這些投資集中于新能源汽車、智能制造、醫療健康等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領域。正是基于此，2025年1—9月，日本實際對華投資同比大幅增長55.5%。可以預計，結構優化將成為今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主線。

與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相比，中國對日直接投資體量較小，但近年上升趨勢顯著，未來增長潛力較大。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統計，2024年中國內地對日直接投資額為2051億日元，同比增長13.6%，在全球各國和地區對日直接投資總額中的占比由前一年的6.2%升至8.2%。高市早苗內閣預計會在2026年例行國會期間，提交建立對日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法案，未來中企對日技術并購的不確定性上升，但這也將促使其精選賽道和深耕日本本土市場。

綜上所述，2026年，中日關系走向和高市早苗內閣的下一步經濟政策將對兩國經貿往來產生顯著影響。雖然短期內中日經貿關系遇冷，但兩國經濟社會共同的發展需求將引領未來合作方向。與此同時，需要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中日經貿關系。一方面，日本深化日美同盟經濟綁定和拓展自主經濟外交之間存在矛盾，其能否真正落實對美國5500億美元投資也有待觀察，日美同盟內部分歧不斷，中日在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上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另一方面，當前中國正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日本正以供應鏈多元化策略推動構建“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兩國第三方市場合作具有較大潛力和空間，或可成為階段性轉移合作風險和搭建未來合作橋梁的重要突破口。

（閆坤，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日本經濟學會會長；周旭海，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總 監 制丨王列軍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曹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