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于敘事呈現,請知悉
八十年代那會兒,我爺就是我們村的“土皇帝”,他開著全公社唯一那臺冒黑煙的拖拉機,喇叭一按,全村的狗都得跟著叫,威風得不行。我奶呢,是十里八鄉有名的一枝花,誰見了不夸一句“俊”!
可好日子沒過幾年,“轟”一聲巨響,我爺的腿廢了,家里的頂梁柱說塌就塌了。
就在全村人伸長了脖子,等著看我家笑話的時候,一個叫陳建國的上海知青,一個文弱得像根豆芽菜的“外人”,悄沒聲地住進了我們家,和我奶一起,撐起了這個爛攤子。
從此,一間屋檐下,住了三個不說話的大人,我們都以為,這就是窮日子逼出來的一出荒唐戲。
可誰都沒想到,三十年后,一個快死之人的幾句胡話,竟把我爺藏了一輩子的隱秘,給硬生生捅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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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一直覺得,我爺爺奶奶的感情,淡得像一杯泡了三遍的茉莉花茶,只剩下點似有若無的影子,聞著還有點念想,喝到嘴里卻只剩白水的寡淡。
這個念頭,在我那個初秋的周末,開車回到鄉下老家時,變得尤其清晰而具象。我的車在村口那條被歲月和拖拉機壓得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顛簸,卷起一陣昏黃的塵土。遠遠地,我就看到了老宅院墻上探出的那半截灰撲撲的瓦檐,像個打盹的老人,安靜地趴在那里。
車子熄火,周遭瞬間安靜下來,只剩下風吹過玉米地的沙沙聲和遠處幾聲零落的犬吠。我深吸一口氣,空氣里彌漫著一股熟悉的、獨屬于老家的味道——那是柴火燒過的煙火氣,混合著雨后翻新過的濕潤泥土的芬芳,還有一絲絲雞糞和瓜果腐熟發酵的微酸,復雜卻令人心安。
奶奶王秀英正蹲在西墻根的菜畦邊,她的身影被拉長的夕陽染上了一層溫暖的金色。她正熟練地掐著最后一茬的豆角,那些豆角藤蔓已經有些枯黃,但依舊努力地掛著幾串飽滿的果實。
她的嘴里哼著我聽不懂的、不成調的舊曲子,腳邊,幾只體態豐腴的老母雞正心無旁騖地刨著地,為了一條肥碩的蚯蚓爭得咯咯直叫,雞冠子甩得像兩片紅綢。
而我爺爺李振邦,則像一尊被歲月風干的青銅雕像,雷打不動地坐在堂屋門檐下那張磨得油光發亮的藤椅上。那張椅子是他年輕時自己用竹子做的,幾十年過去,扶手和靠背已經呈現出一種深沉的包漿色。
他手里慢悠悠地轉著兩個核桃,那核桃也已被盤得紅潤剔透,在他布滿老繭的掌心發出“咯咯”的、極富節奏的聲響。他一雙渾濁的眼睛望著院墻外那棵比他年紀還大的老槐樹的樹梢,眼神空洞而悠遠,仿佛他的靈魂已經飄出了這具衰老的軀殼,去追尋一些我們看不見的東西。
他們的相處模式,自我有記憶以來,便是如此。沒有尋常老夫老妻間那種沒完沒了的絮叨和三天兩頭的小拌嘴,更像是一種無需言語的共存。奶奶在院子里忙里忙外,嘴里永遠有干不完的活;爺爺則永遠安靜地坐著,像這個家的一個沉默的背景板。他們之間,隔著一種奇妙的距離,那是一種習慣了彼此存在的默契,或者說,一種習慣了彼此存在的沉默。
我從后備箱里拎出給他們買的各種營養品和新衣服,都是些包裝精美但他們可能永遠也搞不清用法的東西。我把東西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然后溜達到奶奶身后,學著小時候的樣子,伸手給她捶起了背。
“奶奶,我回來了。”
“哎,回來啦。”奶奶停下手里的活,任由我捶著,臉上露出愜意的笑,眼角的皺紋像風干的橘子皮,每一道褶子里都藏滿了故事。“你這孩子,每次回來都帶一堆東西,我跟你爺又吃不完用不完的。”
“那也得帶,城里也沒啥好東西,就這些了。”我一邊捶,一邊狀似無意地拋出了那個盤桓在我心頭許久的問題,“奶奶,說真的,你跟我爺這輩子是不是就沒紅過臉啊?我長這么大,就沒見你們吵過架。”
奶奶被我這沒頭沒腦的問題逗笑了,她轉過頭,拍了拍我的手背,“傻孩子,哪有不吵架的夫妻。不過……”她頓了頓,朝爺爺的方向瞟了一眼,看到他依舊是那副神游天外的樣子,才壓低了聲音,像是要告訴我一個什么秘密,“跟你爺,是真吵不起來。他那脾氣,拿根棍子往他嘴里捅,都捅不出個屁來。”
她說著,自己也覺得好笑,但那笑意很快就淡了下去,眼神里流露出一絲復雜難言的情緒。“倒是年輕那會兒……”她的聲音更低了,幾乎只有我們倆能聽見,“家里有根攪屎棍子,那才叫一個鬧騰……雞飛狗跳的……”
“攪屎棍子?”我立刻來了興趣,“誰啊?”
奶奶的話到了嘴邊,卻又猛地咽了回去。她像是意識到了自己說漏了什么,立刻擺了擺手,臉上的表情也變得有些不自然,甚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忌憚。“算了,算了,都過去了,陳谷子爛芝麻的事,提那個干啥。”她站起身,拍了拍褲腿上的土,“走,進屋,看我給你留了好吃的沒。”
她欲言又止的態度,像一顆小石子,精準地投進了我平靜的心湖,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那根“攪屎棍子”到底是誰?為什么奶奶提起他時,會是那樣一種諱莫如深的表情?我下意識地順著她剛才的目光,再次看向屋檐下的爺爺。
他依舊保持著那個姿勢,仿佛什么都沒聽見,只是我敏銳地注意到,他手里那兩顆轉動不休的核桃,不知何時已經停了下來。
傍晚時分,晚飯的香氣從廚房里飄了出來,是奶奶拿手的紅燒肉和新摘的豆角炒臘肉。就在我爸媽把菜一一端上桌時,院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了。一個瘦高、背微駝的老人提著一網兜橘子,小心翼翼地跨過了那道被踩得光滑的門檻。
奶奶一見他,立刻站起身,臉上堆起一種熟稔而自然的笑意,迎上去接過東西,嘴里熱情地念叨著:“建國,你看看你,來就來,還次次都帶東西,太見外了。”
這個老人,就是我從小就認識的“陳爺爺”,陳建國。他不是我們家的親戚,卻比很多親戚來得都勤。
我爸媽也從廚房里出來,看到他,都恭敬地停下腳步,喊了聲“陳叔”。陳爺爺有些局促地笑了笑,那笑容里帶著一絲討好和謙卑。他的目光在屋里掃了一圈,最終落在我爺爺身上,擠出一絲更顯恭謹的笑容:“振邦哥,我來看看你。”
屋檐下的爺爺,像是才從自己的世界里回過神來。他懶懶地抬了抬眼皮,目光在陳爺爺臉上一掃而過,隨即又垂了下去,從喉嚨里發出一聲極輕、極淡的“嗯”,便再無下文。那態度,與其說是冷淡,不如說是一種徹底的無視。
那頓晚飯,吃得我渾身不自在,如坐針氈。一張不大的八仙桌,仿佛被一條無形的楚河漢界劃開。一邊,是奶奶熱情地給陳爺爺夾著最大塊的紅燒肉,我爸媽恭敬地給他倒酒敬酒,聊著村里的收成和鎮上的物價,氣氛熱絡得像是招待貴客。另一邊,則是我爺爺一個人的孤島。他一言不發,只顧著一杯接一杯地喝著他那瓶劣質的白干,筷子幾乎沒怎么動過,眼神始終落在面前那只盛著半杯白酒的白瓷杯里,仿佛那里面有比一桌子的人和菜更吸引他的東西。
陳爺爺顯得更加拘謹了。他腰板挺得筆直,坐在板凳上只敢坐半個屁股,吃飯的動作小心翼翼,生怕發出一丁點不合時宜的聲響。他總是不自覺地用余光去瞟我爺爺的臉色,可我爺爺臉上,除了酒精帶來的微醺,什么表情都沒有。席間,陳爺爺剝了個橘子,想遞給我,笑著說:“小川,吃橘子,今年的橘子甜。”我正要伸手去接,坐在一旁的爺爺突然重重地咳嗽了一聲。那咳聲又干又硬,像塊石頭砸在桌上。陳爺爺的手猛地一僵,訕訕地把橘子收了回去,放在了自己的碗邊。
飯后,陳爺爺坐了一會兒就局促地告辭了。他走后,我終于忍不住了,一邊幫著我媽收拾碗筷,一邊裝作隨口問道:“爸,這個陳爺爺到底是誰啊?怎么感覺爺爺那么不待見他,你們又對他那么客氣?怪怪的。”
我爸正擦著桌子的手猛地一僵,臉上的表情瞬間變得很不自然。他抬頭看了一眼緊閉的堂屋門,壓低聲音,磕磕巴巴地說:“老……老鄰居,以前……以前幫過咱家大忙。你爺……就那個牛脾氣,你別多想。”
他說“別多想”,可他躲閃的眼神分明在說,這里面大有文章。我轉頭看向坐在屋檐下暗影里的爺爺,昏暗的燈光從屋里透出來,照亮了他的側臉。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捏著那只空了的白瓷酒杯,手指因過度用力而指節泛白,薄薄的杯沿幾乎要嵌進他的指肉里。他的臉上,是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混雜著憎恨與痛苦的猙獰表情。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我知道,這個叫陳建國的“老鄰居”,絕不只是“幫過大忙”那么簡單。他是我家一個心照不宣的禁忌,是奶奶口中那根“攪屎棍子”,更是一個能輕易撬動我爺爺靈魂深處巨大痛苦的扳機。
02
那個周末的晚上,月光很好,像水一樣灑在院子里。我們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涼,聽著草叢里的蟲鳴。我借著幾分酒意,再次纏著我爸,讓他給我講講爺爺年輕時候的故事。
父親起初不愿意多說,只是一個勁地抽著煙。煙霧繚繞中,他的眼神變得迷離,仿佛穿透了三十多年的時光,回到了那個既貧瘠又充滿旺盛生命力的年代。最后,他掐滅了煙頭,長長地嘆了口氣。
“你爺年輕那會兒啊……”他開口了,聲音有些沙啞,帶著追憶的悵惘,“跟現在,那是完完全全的兩個人。那時候的他,是咱們整個李家村,不,是整個公社的能人。”
從父親的講述中,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鮮活得仿佛能從故事里跳出來的爺爺,站立了起來。八十年代初的李振邦,是十里八鄉最耀眼的后生。他不是村干部,卻比村干部還有威望,因為他是全公社唯一能把那臺寶貝疙瘩似的“東方紅”拖拉機開得像自己手腳一樣利索的能人。
“我那時候小,最盼望的就是你爺開著拖拉機從外面回來。”父親的眼睛里閃著光,“那拖拉機‘突突突’的聲音,離村子還有一里地就聽得見。我們一群半大小子就瘋了似的往村口跑,你爺每次都會把車停下,把我們一個個抱上車斗。
他開著那臺轟鳴的拖拉機,在塵土飛揚的土路上,有時候會故意玩個漂亮的急轉彎,車斗里的我們和那些坐順風車的姑娘們,就在一片塵土里爆發出陣陣尖叫和笑罵。而你爺呢,就坐在駕駛座上,叼著根煙,咧著嘴,露出一口大白牙,得意地笑。”
那時候的爺爺,高大、帥氣,肩膀寬闊得能扛起一片天。他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笑聲爽朗得能傳出二里地去。他是全村姑娘的夢中情人,也是小伙子們又嫉妒又佩服的對象。
他對我奶奶王秀英的好,更是全村人有目共睹的傳奇。
父親說,有一次,縣里文化宮放映南斯拉夫電影《橋》,奶奶念叨了一句想看。第二天,爺爺就開著拖拉機,在車頭插了朵不知從哪兒摘的野花,載著奶奶一個人,在全村人羨慕的目光中,“突突突”地奔了幾十里路去縣城。看完電影回來,天都黑了,爺爺就在拖拉機的大燈下,給奶奶唱那首“啊朋友再見”。
還有一次,爺爺從鎮上供銷社回來,神秘兮兮地從懷里掏出一個紙包,打開來,是一塊當時最時髦的“的確良”碎花布。在那個大家都穿得灰撲撲的年代,那塊布料鮮亮得晃眼。奶奶拿著那塊布,嘴上嗔怪他亂花錢,眼睛卻亮得像天上的星星。沒過幾天,她就穿著那件新衣裳,在村里的水井邊,惹來了所有女人的艷羨和打探。
農忙時節,爺爺一個人能頂兩個壯勞力,掙回的工分總是全家最多的。他把那本寫滿了數字的工分本往奶奶手里一塞,豪氣干云地一揮手:“秀英,想吃啥就去換,別給老子省著!”
那時的爺爺,是奶奶眼里遮風擋雨的天,是我父親心中無所不能的神。他們的愛情,簡單,熾熱,像夏天正午的太陽,是在全村人的羨慕和祝福中,開出的最熱烈奔放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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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的幸福和榮光,都在1982年那個炎熱得讓人喘不過氣的夏天,戛然而止。
“那天下午,特別熱,知了在樹上叫得人心煩。”父親的語調沉了下來,他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可怕的午后,連聲音都帶上了一絲顫抖,“我正在家門口的槐樹下玩泥巴,突然聽到遠處山坳里傳來一聲沉悶的巨響,‘轟隆’一聲,那聲音太大了,我感覺腳下的地都跟著狠狠地顫了一下,院墻上的土都往下掉。”
緊接著,就是雜亂的、變了調的呼喊聲,哭喊聲,從山坳的方向傳來,像潮水一樣涌向村莊。
“塌方了!采石場塌方了!”
“快來人啊!李振邦被埋在下面了!”
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樣飛回村里。父親說,他只記得正在院子里喂雞的奶奶聽到信兒,手里的瓢“當啷”一聲掉在地上,整個人像一截被砍倒的木頭,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眼睛一翻,當場就昏死過去了。
全村的男人都扛著鋤頭和鐵鍬,瘋了似的沖向采-石場。現場一片狼藉,半邊山體都塌了下來,巨大的石塊和泥土堆成了一座小山。人們瘋了似的用手刨,用肩扛,指甲翻了,手掌磨破了,血和泥混在一起,誰也顧不上。
挖了將近兩個小時,就在所有人都快要絕望的時候,有人在一堆碎石和泥土下,看到了一抹藍色的衣角。
人們合力移開壓在上面的石塊,終于找到了渾身是血的爺爺。
他還沒死,還有一絲微弱的呼吸。但是,他的右腿,被一塊磨盤大小的花崗巖死死地壓在下面。當七八個壯漢合力用撬棍移開那塊巨石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涼氣,有些膽小的甚至別過了頭去。
那條腿……已經不成樣子了。褲管被血浸透,和血肉模糊的皮肉粘在一起,腿骨被壓得粉碎,以一種人類肢體絕不可能呈現的詭異角度扭曲著,白森森的骨碴甚至刺破了皮肉,暴露在空氣中。
那一聲巨響,不僅震碎了爺爺的腿,也徹底震碎了這個曾經無比幸福和驕傲的家庭,所有的光榮與夢想。
03
爺爺從縣醫院被抬回來的時候,人是清醒的,但那股曾經能點亮整個村莊的精氣神,卻像是被那塊巨石一同壓碎,再也找不回來了。他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廢人,一個除了脖子以上能動,就只能永遠被禁錮在一方土炕上的“活死人”。
家里的天,一夜之間,徹底塌了。
奶奶王秀英,一個原本只需要貌美如花、在丈夫的羽翼下安心料理家務的女人,被迫在一夜之間,長出了一身刀槍不入的鎧甲。
那段日子的苦,是浸到骨子里的。父親說起來,三十多歲的漢子,都忍不住眼圈泛紅。
一場秋雨連著下了一個星期。家里的屋頂本來就有幾處漏雨,以前都是爺爺三下五除二就爬上去修好了。現在,奶奶一個女人家,哪里爬得動那濕滑的房頂。她只能在屋里擺滿了所有能盛水的家當——臉盆、水桶、飯碗、瓦罐,叮叮當當地接一夜的雨水。整個屋子潮濕得能擰出水來,墻角長出了青黑色的霉斑,空氣里永遠飄著一股揮之不去的霉味。爺爺躺在炕上,聽著那滴滴答答的聲音,就像時間在一下下敲打著他的絕望。
家里唯一的壯勞力沒了,工分掙不夠,到了年底分到的糧食也少得可憐。正在長身體的父親,常常餓得半夜胃里燒得慌,只能躲在被窩里偷偷地哭,不敢讓奶奶和爺爺聽見。奶奶想盡了辦法,挖野菜,摸河蚌,把家里所有能換錢的東西都拿去換了棒子面,可一家人的肚子,還是常常處于半饑餓狀態。
比貧窮和饑餓更磨人的,是村里人的風言風語。人們當著奶奶的面,說著“秀英啊,可憐見的,有啥難處跟嫂子說”這樣同情的話,可一轉過身,那些竊竊私語就如毒蛇般,絲絲地鉆進耳朵:
“嘖嘖,王秀英這下可完了,守著個活死人,這輩子算是沒盼頭了。”
“長得那么俊有啥用,命苦啊。我敢打賭,她熬不了幾年,肯定得改嫁。”
“你看她那腰板還挺得那么直,裝給誰看呢,指不定夜里怎么哭呢。”
而爺爺,更是從萬丈光芒的云端,直直地跌入了不見天日的地獄。曾經的陽光豪邁,變成了死水般的沉寂,以及尖刻入骨的暴躁。他整日躺在炕上,用一雙毫無生氣的眼睛,死死地盯著自己那條已經開始萎縮、失去知覺、像根枯木一樣橫陳在被子下的右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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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恨自己,恨那場該死的事故,更恨自己從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變成了一個只會吃飯拉屎、拖累全家的累贅。
他的自尊心,被現實碾壓得粉碎。他開始拒絕和任何人說話,包括奶奶和年幼的父親。奶奶辛辛苦苦用幾個野菜團子換來一點豬油,給他熬了碗香噴噴的蔥油面,小心翼翼地端到炕頭,他會因為覺得面條有點坨了,猛地伸手一掃,滾燙的湯面和碗盤“哐啷”一聲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他會像一頭被困在籠子里的野獸,用還能動彈的左手,狠狠地砸著身下的土炕,發出沉悶的、絕望的嘶吼,直到筋疲力盡。
奶奶從不跟他吵,只是默默地收拾地上的狼藉,然后轉身出去,再端一碗進來。
陳建國,就是在這個家庭最黑暗、最絕望、幾乎要被生活徹底壓垮的時候,像一根若有若無的稻草,悄無聲息地飄了進來。
他是最后一批滯留在村里的上海知青。因為那個年代特殊的家庭成分問題,他的檔案被卡住了,遲遲沒能拿到回城的指標。他戴著一副瓶底厚的眼鏡,說話細聲細氣,斯斯文文,身上有股與這個黃土朝天的村莊格格不入的書卷氣。
當然,這也意味著,他干起農活來是出了名的笨手笨腳,經常被村里的半大小子們當笑話看。他獨自一人住在村頭那間四面漏風的廢棄牛棚里,饑一頓飽一頓,活得像個孤獨的影子。
他看到奶奶一個人吃力地從井里一桶一桶往上打水,會默默地上前,一言不發地接過井繩,用他那瘦弱的肩膀,一趟一趟地挑滿那兩個碩大的水缸。
他看到奶奶家的柴火被雨淋濕了,點不著火,會把自己辛辛苦苦從山上砍來、省下來的一些干柴抱過來,整整齊齊地碼在門口,然后轉身就走。
他從不索取什么,只是偶爾奶奶實在過意不去,會在他干完活后,給他盛一碗熱騰騰的紅薯粥,或者兩個黑乎乎的窩窩頭。他每次都吃得很快,很香,像是吃了什么山珍海味。
他對奶奶,沒有村里其他男人那種混雜著同情、好奇和原始欲望的復雜眼神。他的眼神很干凈,只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悲憫,一種落魄人對另一個身處絕境的人的本能體恤。他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孤苦無依,而這個家,也同樣在苦難中搖搖欲墜。
04
“拉幫套”這個在當時北方農村既為人不齒又被現實默許的生存方式,從來沒有在我家的飯桌上被正式提起過。它的形成,不是一次商議,也不是一個決定,而是一連串無法挽回的事件,像一條無形的繩索,將三個人的命運死死地捆綁在了一起,再也無法掙脫。
那年秋收,是爺爺倒下后的第一個秋收。天公不作美,氣象預報說馬上要有一場連綿的秋雨。家家戶戶都在地里搶收玉米,那場景就像打仗一樣。
奶奶一個女人,白天要照顧炕上的爺爺和年幼的父親,只有在傍晚和深夜,才能拖著疲憊的身體下地。眼看著別人家的地都快收完了,我家的那幾畝玉米還在地里孤零零地站著。奶奶急得在田埂上直掉眼淚,那淚水滴進干裂的土地里,悄無聲息。
是陳建國,一句話沒說,卷起褲腿下了地。他干活不利索,掰玉米的速度比不上村里的壯勞力,但他有股韌勁。他幫著掰玉米、扛麻袋,一連在地里干了三天三夜,累得直不起腰,手上磨出了好幾個血泡。等到最后一代玉米入庫,那場預報中的秋雨,也瓢潑而下。
沒過多久,那場大雨沖垮了院子半邊土墻。
奶奶半夜被驚醒,看著黑乎乎的缺口,生怕有狼或者野狗闖進來。她咬著牙,想用幾塊破木板先擋一擋。結果腳下一滑,從搭著的簡易梯子上重重地摔了下來,腳踝當場就腫得像個紫色的饅頭,疼得她半天爬不起來。是住在不遠處的陳建國,聽到動靜,披著件衣服就跑了過來。他二話不說,把我奶奶小心翼翼地背在自己瘦削的背上,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泥濘的夜路上,把她送到了幾里外的村衛生所。
而真正讓這個畸形的組合徹底定型的,是我父親的一場大病。
那天半夜,父親突發急性肺炎,高燒到四十度,渾身滾燙,呼吸急促得像個破舊的風箱,小臉憋得通紅。村里的赤腳醫生束手無策,只說得趕緊送鎮醫院。可外面下著傾盆大雨,通往鎮上的十幾里山路,在那個夜晚變成了一條泥濘的、吞噬一切的河流。
奶奶抱著滾燙的兒子,急得六神無主,在屋里像個沒頭的蒼蠅一樣團團轉,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炕上的爺爺,更是急得雙眼赤紅,用拳頭一下下地砸著自己的廢腿,嘴里發出野獸般的低吼,恨自己在這個時候什么也做不了。
是陳建國,聞訊從牛棚里跑了過來。他看到這情景,一把扯過炕上的一床破被子,將我父親嚴嚴實實地裹住,背在自己身上,對我奶奶吼了一聲:“嫂子,拿上傘!”然后一頭扎進了那片潑墨般的風雨里。
父親后來說,他只記得自己趴在一個并不寬闊但很穩的背上,耳邊是“呼呼”的風雨聲和陳建國粗重的喘息聲。他能感覺到腳下不斷地打滑,有好幾次都重重地摔倒在泥水里,但每一次,那個人都會立刻爬起來,把他重新背好,繼續往前跑。
十幾里的山路,陳建國跑了將近兩個小時,摔了不知多少跤,送到鎮醫院時,他自己已經成了一個泥人,渾身是泥是水,嘴唇發白,累得幾乎虛脫。醫生檢查后說,再晚來半小時,這孩子就危險了。
壓垮駱駝的,是最后一根稻草。而親手放下這根稻草,做出那個驚世駭俗決定的,是我爺爺自己。
那是一個滴水成冰的冬夜。家里的米缸見了底,奶奶為了給大病初愈、身體虛弱的父親借幾個錢買個雞蛋補充營養,頂著刺骨的寒風,去敲村長的門。
爺爺就躺在炕上,隔著那扇糊著舊報紙、被風吹得“嗚嗚”作響的窗戶,親眼看到自己的女人,那個曾經十指不沾陽春水、被他捧在手心里的女人,在凜冽的寒風中,在別人家溫暖明亮的燈火下,像個乞丐一樣,卑微地、瑟縮地在屋檐下站了足足兩個小時。
最后,村長媳婦才不耐煩地開了門,不知說了些什么,塞給她兩個已經有些發蔫的干癟紅薯,就“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了。
當奶奶推門進來,帶進一股寒氣,她的臉和手都凍得通紅,嘴唇發紫,頭發上還掛著白霜。她卻像沒事人一樣,把那兩個紅薯在懷里焐熱了,剝了皮,遞到爺爺手里,笑著說:“振邦,快吃,熱乎的。”
那一刻,爺爺內心那根名為“男人的尊嚴”的弦,在經歷了無數次緊繃之后,終于,徹底崩斷了。
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當陳建國像往常一樣,挑滿了兩個大水缸,準備像個影子一樣默默離開時,一直沉默得像個死人的爺爺,突然用一種沙啞得像砂紙摩擦過墻壁的聲音,對著陳建國的背影說:
“建國。”
陳建國猛地站住,回過頭,有些驚恐地看著他。
“家里……活太重,秀英她一個女人頂不住。”爺爺的目光沒有看他,而是投向了窗外灰白的天空,“你要是不嫌棄,就……就搬過來搭伙過吧。家里的活你包了,工分都算你的,吃住都在這兒。”
他說完這句話,就像用盡了全身所有的力氣,猛地翻過身,面朝冰冷的墻壁,全身的骨頭都在無法抑制地劇烈顫抖。
陳建國愣在原地,像一尊石像。許久,他對著爺爺的背影,重重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搬進了外屋那張用木板和兩條長凳搭起的簡易小床上。從此,這個家形成了一個外人無法理解的詭異平衡。白天,陳建國像一頭不知疲倦的牲口,包攬了田里地外所有的重活;奶奶主理家務,照顧著炕上的爺爺和年幼的孩子,她的臉上,似乎也漸漸有了一絲血色。
晚上,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三個人同桌吃飯,卻幾乎沒有任何交流。那沉默壓抑得能擠出水來。陳建國總是習慣性地把自己碗里為數不多的肉片或者炒雞蛋,夾到爺爺的碗里。而爺爺,從不會動一下那雙筷子,只是面無表情地把那些菜撥到一邊。
村民們的閑言碎語,從竊竊私語變成了指指點點,話語也變得更加惡毒。
“王秀英到底還是沒熬住,找了個‘拉幫套’的。”
“那個上海知青,看著文文弱弱,沒想到還有這本事,白吃白住,還白得個女人。”
奶奶起初還會哭,后來學會了充耳不聞,再后來,她甚至能叉著腰,站在院門口,用全村最惡毒、最不堪入耳的語言,把那些長舌婦罵得狗血淋頭,然后像個得勝的將軍,轉身回家,繼續做飯。
而我爺爺,則像一個冷酷的看客,一個手握遙控器的導演。他用他那雙深不見底的眼睛,審視著這個由他親手締造的、充滿了壓抑、屈辱、掙扎和某種詭異生機的畸形家庭。他的沉默,是這個家里最強大的氣場,籠罩著每一個人。
05
時間一晃,就到了1985年的春天。知青返城的政策終于全面放開,像一道春雷,炸響了沉寂多年的鄉村。對于那些被禁錮在黃土地上近十年的城里娃來說,這無異于天大的喜訊。村里僅剩的幾個知青都欣喜若狂,四處奔走,忙著辦理各種繁瑣的手續,準備告別這片揮灑了他們十年青春與汗水的土地。
所有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陳建國會是第一個走的。他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太久太久。他終于可以回到他日思夜想、在夢里出現過無數次的大上海了。
那段時間,奶奶臉上的表情很復雜。她像是終于卸下了千斤重擔,整個人都輕松了不少,但眉宇間又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失落和惆悵。她開始幫陳建國縫補行李,把他那幾件洗得發白、打了好幾層補丁的舊衣服疊得整整齊齊,還用家里僅有的一點白面,烙了好幾張蔥油餅,讓他路上吃。
“回到上海,好好找個工作,再娶個媳婦,把日子過起來。”她一邊忙活,一邊絮絮叨叨,像個送別遠行兒子的母親。
陳建國只是低著頭,默默地聽著,不說是,也不說不是。
村里人湊了錢,在村長家的大院里,為陳建國和另外幾個要走的知青辦了一場盛大而隆重的歡送宴。村里但凡能走得動的,都來了,小小的院子里擠得水泄不通,充滿了告別的傷感和對未來的祝福。
席間,陳建國成了主角,不斷有人來給他敬酒。他來者不拒,一碗接一碗地喝著辛辣的白干,那張斯文的臉很快就漲得通紅。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他端著滿滿一碗白酒,腳步有些虛浮地穿過人群,搖搖晃晃地走到了被我父親用木板車推來的爺爺面前。
在所有人的注視下,他“撲通”一聲,直挺挺地跪在了泥地上。那地上的石子硌得膝蓋生疼,他卻仿佛毫無知覺。
他把那碗酒高高地舉過頭頂,眼圈瞬間就紅了,聲音因為激動和酒精的作用而變得哽咽沙啞:“振邦哥!這幾年……謝謝你的收留,我……我陳建國一輩子都記得你的大恩大德!這碗酒,我敬你!”
全場頓時安靜下來,所有嘈雜的聲音都消失了,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這兩個男人身上。一個意氣風發即將返城,一個困守病榻此生無望。
我爺爺靠在木板車的靠背上,甚至沒有低頭看一眼跪在地上的陳建國。他只是冷冷地、漠然地盯著院墻上斑駁的樹影,仿佛眼前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許久,他才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那句話沒頭沒尾,卻充滿了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距離感:“路,是你自己選的,跟我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