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的最大謎團：項英為何犯下一連串低級錯誤？

1941年1月的那個寒冬，在皖南的崇山峻嶺之中，一支九千余人的抗日勁旅——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并非覆沒于日寇之手，而是在同胞軍隊的包圍圈內近乎全軍覆沒。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后死于叛徒之手，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自戕殉國。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它不僅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內政治矛盾的一次劇烈爆發，更因其中暴露的諸多“反常”決策而成為一樁沉重的歷史公案。

當我們回溯那段歷史，一個核心問題揮之不去：作為這支隊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項英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是何種原因，讓一位資深的革命領導者，在從戰略抉擇到戰術指揮的連環環節中，似乎一步步將部隊導向了絕境？

項英

要解答這些令人痛惜的疑問，我們必須撥開歷史的迷霧，審視三個關鍵節點：

項英為何對中央三令五申的北移指示長期拖延乃至對抗？他為何在最后關頭，放棄相對安全的既定路線，選擇了一條通往絕地的“南線”？以及，當軍事危機達到頂點時，他的臨場指揮又出現了哪些致命失誤？

對這些問題的剖析，將為我們理解這場悲劇的內在邏輯，提供一把關鍵的鑰匙。

首先，我們必須認清，項英對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戰略方針的長期猶豫、消極執行乃至公開對抗，是皖南困局形成并惡化的根本性、戰略性原因。

早自1940年春起，面對國民黨頑固派日益露骨的反共摩擦，毛主席、朱德、王稼祥等領導人便敏銳判斷，孤懸于國民黨第三戰區重兵環伺之下的皖南軍部，處境極其危險。因此，從1月到4月，中央連續電催項英，應“速作北移”之部署，東進蘇南或北渡長江均為可行之策。

蘇北的陳毅、粟裕也明確建議皖南軍部“將計就計”，東移蘇南。

陳毅和粟裕

然而，項英的回電卻始終充滿了保留與托詞。他反復強調皖南戰略支點的特殊重要性，認為“在戰略上，北方必須有南方之配合”，甚至提出“皖南在任何情況下，非獨立行動堅持南方不可”。

這種固守一隅、對全局戰略缺乏理解的認識，與中央“跳出包圍、深入敵后廣大天地”的明確意圖形成了尖銳對立。

1940年10月黃橋戰役后，皖南形勢已危如累卵，多人急電建議“從速北移”，但項英在11日的回電中仍堅持“軍部困難北移”。

11月下旬，毛主席以空前嚴厲的措辭批評項英“毫無定見，毫無方向”，但項英的行動依然遲緩。這種拖延，不僅是軍事上的猶豫，更被研究者視為一種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表現，即對國民黨抱有不應有的幻想，在統一戰線中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斗爭原則。

最終，部隊拖至1941年1月4日方才動身，這不僅違背了與國民黨約定的最后期限（1940年12月31日），喪失了政治上的主動權，更致命的是，將寶貴的轉移時間拱手讓給了對手，使得國民黨軍有充足時間完成秘密調動和層層布防。

新四軍

正如親歷者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后來痛惜所言：“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結果也不會如此之難堪。”可以說，在槍聲未響之前，項英在戰略決策和組織紀律上的雙重失誤，已為悲劇埋下了最深的伏筆。

當部隊終于啟程，項英在轉移路線上的選擇，則是一系列錯誤中最為突兀和難以解釋的一環，堪稱戰術上的“自投羅網”。

此前，軍部參謀處已在葉挺軍長指導下，進行了數月周密準備，擬定了兩條主要路線：

一條是向東，經馬頭鎮、郎溪至蘇南（東線），這條路線沿途設有兵站，有地方黨和群眾基礎，且是此前與第三戰區有過商議的路線；另一條是向北，直接經銅陵、繁昌間北渡長江（北線），此線路程最短，渡口、船只均已秘密準備就緒，一次可渡7500人，且一度是老蔣指定的路線。

無論選擇哪一條，部隊都有在敵包圍圈尚未完全合攏前快速突出去的可能。

然而，在最后決策時刻，項英令人驚愕地否決了這兩條經過充分準備的方案，轉而選擇了一條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路線：向南，繞道涇縣茂林、三溪、旌德，企圖進入黃山天目山區域。

這條“南線”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它路途最遠、最崎嶇，直接深入國民黨軍的后方防區；因從未被考慮，沿途毫無群眾和情報基礎；更嚴重的是，它在政治上授人以柄，坐實了國民黨誣蔑新四軍將“南竄”建立“三山根據地”的謠言，為國民黨發動圍攻提供了“口實”。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在其戰后戰斗詳報中，竟將“該匪軍自投羅網”列為其“成功之主因”第一條。

國民黨軍隊

這一決策，徹底浪費了之前的全部準備，使部隊像一個盲人般闖入了國民黨軍精心布置的、最強的包圍圈。

其背后動機，歷史學家們有諸多推測，或源于對“南下發展”的路徑依賴（項英曾有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經歷），或出于對北渡長江的過度恐懼，或是一種試圖遠離中央、獨立開辟局面的錯誤心理。無論如何，這一決定在軍事上毫無合理性，直接導致了后續作戰的極端被動。

最后，在戰役實施過程中，項英的臨場指揮表現為持續的優柔寡斷、朝令夕改，并在最關鍵時刻出現了動搖，最終導致指揮體系崩潰。

1941年1月5日，部隊行至茂林，項英下令休整一天。這寶貴的二十多個小時，使得正在兼程趕來的國民黨軍第四十、七十九師得以搶占隘口，完成合圍。

1月7日，先頭部隊在星潭遭遇阻擊，經過血戰，實際上已經打開了缺口。前線指揮員請求增援兩個營即可鞏固突破口。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項英卻在百戶坑主持召開長達七小時的馬拉松會議。

會上，葉挺力主不惜代價拿下星潭，堅決突圍，但項英猶豫不決，反復討論，最終錯誤決定放棄進攻，命令部隊原路撤回，改向高嶺方向突圍。這一撤退命令，不僅挫傷了銳氣，更造成了行軍序列的混亂。

新四軍部隊

隨后，在發現高嶺亦被敵重兵封鎖后，部隊又彷徨折返，士氣與體力在無謂的輾轉中消耗殆盡。

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1月9日凌晨，面對極度危局，項英未能與葉挺充分商議，便與袁國平、周子昆等人帶領少數隨從一度私自離開指揮崗位，企圖單獨穿插突圍。此舉雖在途中因無法突破而于次日返回，但在部隊最需要堅強核心的時刻，最高領導者的暫時“失位”，造成了嚴重的指揮中斷和士氣打擊。

盡管中共中央在得知后迅速電令“一切軍事行動均由葉軍長負總責”，但最佳戰機已然徹底喪失。項英返回后，雖向中央檢討“臨時動搖”“影響甚壞”，然敗局已定。

最終，被困于石井坑狹小地域的部隊，在彈盡糧絕后防線瓦解，除約兩千人分散突圍成功外，大部犧牲或被俘。

項英在這一系列臨戰處置中的表現，被中共中央在事后《關于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中批評為“猶豫動搖”“處置失當”。

綜觀全局，項英在皖南事變中的責任是沉重且多層次的。

在戰略層面，他對中央指示的長期拖延與對抗，使部隊喪失了轉移的最佳時機和政治主動權；在戰役決策層面，他選擇“南線”這一最壞路線，主動鉆入敵人口袋；在戰術指揮層面，他進退失據、優柔寡斷，并在危急時刻出現動搖。這些錯誤環環相扣，構成了導致慘敗的主要內因。

當然，歷史地看，皖南事變的根源在于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既定政策，其發動突然襲擊是首要罪責。同時，當時復雜的歷史情境、通訊的困難、國共高層談判的波詭云譎，也都是構成這一重大事件的背景因素。

但無論如何，作為身處前線的最高負責人，項英未能執行正確方針，在關鍵時刻連續做出致命誤判，其領導責任無可推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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