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紅彥在蘇聯(lián)和一中國人批評立三路線，李立三：當著我面罵我

1934年12月的莫斯科，夜色像凍住的伏特加一樣冰冷。閻紅彥裹著單薄的棉衣，在克里姆林宮外的街口來回踱步，心里惦記的卻并不是俄國的冬天，而是一張寫滿密電碼的薄紙。他即將走進共產國際的會議室匯報西北局勢，一旦呈交材料，他肩上的任務就算完成一半。另一半，是把中斷的電訊重新連回延安。

閻紅彥不是第一次為“左”傾冒進掉眼淚。1930年夏，他在陜甘一線，看著幾百名紅軍兄弟倒在毫無準備的強攻里，才知道文件里的一個“速決”二字，會讓多少條命瞬間歸零。立三路線的冒險口號——“全國總暴動”——在西北變成了滿山的無名墳。他把這筆賬記在心里，也打算帶到莫斯科去“討個說法”。

說起出身，閻紅彥沒多少傳奇：1909年生在瓦窯堡，少年扛鋤頭種過地，16歲入黨。可他在戰(zhàn)場上長大：夜襲榆林橋、突圍子長縣、化裝偵察甘泉城……槍口抬高一寸是人情，他偏不抬。久而久之，部隊里都知道那個黑瘦小伙子“認死理”，硬得像石碾子。

去蘇聯(lián)的路險得像小說。7月的巴丹吉林戈壁白日熱、夜里凍，水囊早見底，他把棉襖撕開嚼棉花充饑，咽不下就用雪水壓。第三天，一位采藥的哈薩克老人把他背下坡，給了半壺酥油茶，這才保住一條命。到中蘇邊境，他混在玉米地里佯裝農夫，見日軍巡邏走遠就狂奔。馬蹄聲在身后越來越近，他咬破嘴唇憋住氣，終于沖過國境線。蘇軍也緊張，二話不說把他扣了。直到哨所收到莫斯科電報：“自己人”。

進入會議室那天，他照例先寫要點：西北紅軍現(xiàn)狀、國民黨軍事壓力、黨內冒險主義危害，還有建議。翻譯讓他坐定，說稍后有人和他談談。沒多久，一個瘦高、戴金絲眼鏡的中國人推門進來，面色冷峻，只點了下頭，連名字也沒報。

“同志，能說說你對當前中國革命的看法嗎？”對方開口緩慢。

閻紅彥被請來談，就像擰開的水龍頭，立三路線的過火、盲目“城市中心論”、對土地革命的忽視，一樁樁抖出來。他說到激動處，干脆站起身，手掌在桌面上拍得震響。

“你一直批評立三路線，見過李立三本人？”那人推了推眼鏡。

“沒見過，但他那套辦法害慘了西北。”閻紅彥直視對方。

瘦高男人沉默了兩秒，忽然低聲說：“李立三就在你面前，你當著我面罵我。”

空氣仿佛凝住。閻紅彥先是怔住，隨后脫口而出：“好，你既然就是李立三，那我就說個明白。1930年那幾個月，赤衛(wèi)隊還沒訓練完就拚命攻城，結果呢？成建制打光！”

對面的李立三沒有辯解，只嘆了一聲，緩緩回答：“錯誤已造成，同志們的血債記在我賬上。我向西北的戰(zhàn)士道歉。”

這番話不長，卻像硬塊撞進胸口。閻紅彥眼眶發(fā)熱，奪門而出，到走廊深處才用袖子擦了把臉。情緒過去，他折返回來，仍把書面材料遞到李立三手里：“愿意改錯，就從這里改。”

會議結束后，共產國際決定減少對中共的指令式干預，并讓閻紅彥帶新電碼回國。為了記住二百多組英文密鑰，他在宿舍門背后寫滿字母，一遍遍默背到凌晨。4月初，他踏上歸程。喬裝生意人，駱駝馱著俄國毛毯和燈心絨，沿迪化—哈密—玉門一路晃。白天露底貨賺路費，夜里趁集市散去在驛站抄寫電文。過星星峽時，馬匪逼停商隊，他亮出“官鹽執(zhí)照”，硬是混過去。八個月后，他抵達延安棗園。

毛主席聽完密電碼匯報，說：“小閻，你這一趟可不容易。”閻紅彥笑，露出一排碎了半顆的門牙：“掉牙事小，電碼帶回來了。”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lián)系當晚復通，莫斯科第一封加密電報“XQ-1”即刻飛抵延安電臺，西北高地里一群報務員歡呼雀躍。

1935年末，閻紅彥接任陜甘寧紅二十八軍軍長，隨后參加勞山、直羅鎮(zhèn)、瓦窯堡數(shù)次惡仗。每逢戰(zhàn)前動員，他總提一句：“別忘了立三路線教訓，先把算盤打明白再開槍。”戰(zhàn)士們聽得懂，一句“隊長說得對”在寒風里震天響。

多年后，李立三重歸中央，主持勞動部工作。一次接到西安方面的簡報，看到“某部現(xiàn)任政委閻紅彥”六個字，他提筆批示：“此人剛直，信得過，可用。”秘書疑惑，他一笑：“罵我嗎？罵得對。”

1958年，閻紅彥轉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到了昆明，他仍穿舊軍裝、騎破自行車，被路人認不出。有人向他報喜：組織上給了高級干部公寓鑰匙，他擺手道：“我睡行軍床習慣了。”幾天后，那套公寓變成了駐昆辦事處的臨時宿舍，鑰匙遞回組織。

閻紅彥與李立三那場“當面罵”，至今仍在檔案里留有記錄，首頁只有一句批注：“此乃同志式批評，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