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軍×智璞文華：世界向東，我向西 | 智璞朋友圈對談系列②

撰文/熊葵

編者按：

在很多人眼里，“向東”意味著更名校、更排名、更安全的路徑；

舒大軍卻選擇“向西”——離開光環學校，走進一所普通學校，從信念系統、自學力和 AI 再次出發。

生于鄱陽湖畔，成于北大哲學系，立于頂尖中學人大附中，他本可以沿著一條相對確定的“名校—名師—名校長”路徑一路走下去。但他的人生，是一次次主動的“偏離”。

在追求確定性的時代，他擁抱哲學的不確定性；在追逐效率的社會，他堅持教育是慢的藝術；在大多數人只談“升學率”的時候，他更關心如何為一生的卓越與幸福奠基。

本文整理自一次長談，盡力保留他原本的語氣和節奏：有判斷，但不喊口號；有反思，但不煽情。

對舒大軍而言，教育不是一個崗位，而是在主流路徑之外，持續重寫“學霸”、“成功”和“好學校”定義的長期實驗。

舒大軍

竹子教育倡導者，

成都竹子學校總校長。

曾任：

人大附中西山學校創校校長，

人大附中聯合總校副校長，

北京明誠外國語學校總架構師。

我出生在鄱陽湖邊的一個普通家庭。我們家有四個孩子，先在農村，后來搬到縣城，靠父親一個人的工資養活全家。母親是文盲，父親小學讀到三年級就輟學了，因為爺爺去世得早，家里條件不好。我父親在學校里是表現最好的，后來靠自學成才，在縣城做了公務員。

我家四個孩子里有三個考上了大學，而且都是縣里的狀元，確實不太尋常。當時考中專可以早點工作、分擔家里的經濟負擔，但我的父母從來沒這樣要求過我們，很堅定地支持我們讀高中、上大學。

*1986年高二暑假，舒大軍全家合影

回想當時的家庭氛圍，一是樂觀，二是規矩多。我幾乎沒見過父母吵架，母親每天早上四點多起床做飯，忙到很晚，但她總是高高興興的。家里不富裕，但也從來沒讓我們挨過餓。

規矩主要體現在“限制”上。

我們縣城就在鄱陽湖邊，號稱“中國湖城”“東方威尼斯”，但四個孩子沒有一個會游泳——不允許去。只要我敢偷偷去玩水，回家一定挨打。還有不許在外面吃飯。后來到了北京，有人知道我是江西人，請客特意選了江西菜館，結果我被辣到不行。父母也不讓我出去“瞎玩”。同學來家里找我，父母經常說“他不在”。這件事我當時挺不滿的，因為我不覺得我的朋友有什么問題。

父母畫的是底線，什么事絕對不能做，但不會每天盯著你“做題沒有”。父親喜歡下象棋，從小我們就在一旁看，也跟著學。家里經常有人來和他對弈，能下一整晚。現在看，這些都是很自然的“動腦”訓練。

父親有個“特權”，對我們影響很大。他雖然沒錢給我們買書，但可以把單位的報紙、雜志拿回家。我們晚上看完，他第二天再拿回單位，所以我們從小閱讀量就不低。

電池很貴的年代，父親早早就買了春雷牌收音機——我們家可能是縣城最早有收音機的家庭之一。他也不心疼電池，早上睜眼就開機，一直到睡前才關。我們四個孩子分在兩間屋子，各自找地方寫作業，我常常站在五斗柜旁邊，一邊聽收音機一邊寫作業。

我們那代人有一個共識：未來不可能靠父母。傳統上講就是“養兒防老”，每個孩子心里都清楚，要靠自己來改變命運。

* 1987年北大報到前夕，與大姐合影

高中我是讀理科的，卻讀了北大哲學系。當時系里有不少人是調劑過來的，但我是第一志愿。

我姐姐是我們縣恢復高考第一個考上人大的，那我想做第一個考上北大的，多少有點少年心氣——覺得姐姐“也沒什么了不起”。但是北大在江西招的專業，大多不算熱門。我最感興趣的其實是無線電、計算機這些，但因為身體條件限制（色弱），很奇怪很多專業不能報。然后我發現，哲學系居然招理科生。

那時候懂什么是哲學？在我的認知里，“哲學”就是“愛智慧”。中學時我是學習委員，有一個小特權，就是可以在黑板上寫課表。我就自作主張，在黑板右側每天寫一句名人名言。當時覺得，名人名言就是“智慧”，哲學就是研究“智慧”的學問，聽起來很高級。

* 1987年10月，北大新生軍訓留 影

報志愿這件事上，父母完全沒有干預。父親知道自己文化有限，覺得家里能出一個大學生已經很了不起，不會像現在的海淀家長那樣，熱心參與規劃孩子的人生路徑。投資人段永平在一次訪談里曾經說過：父母本該給孩子的是安全感，而不是不斷剝奪他的安全感。

我很認同。在我看來，年輕的時候給孩子一個“信念系統”，比給一個好分數重要得多。一個人帶著什么樣的信念系統離開家庭、離開學校，會影響他的一生。現在很多家長覺得給孩子一個好大學最保險，但如果他沒有形成自己的信念系統，也會在社會上被“植入”別的系統——大多數未必是好的，而且很難再改。

大學第一堂課上，系主任就告訴我們：哲學不能保證我們賺到錢。這話對我沒有任何影響。現在回想學哲學對我的影響，并不是“回歸本質”帶來的“安全感”。相反，它放大了“不確定性”。

世界上哲學流派眾多，很難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去判斷孰是孰非，很多觀點在各自前提下都有合理性。這導致我不太容易“投靠”任何一種思想或派系來獲得安全感，你會習慣對很多事包容的同時保持懷疑。

同樣的原因，我不是師范專業，卻走進了中學，我對自己是否適合做教育也一直有懷疑。人大附中還流傳著我第一堂課“逃課”故事，這后來成了給新老師們入職培訓時打氣的例子——“你看，舒大軍第一節課都沒敢上，現在也發展挺好的，你們不可能比他差。”

我大一才開始學圍棋，在此之前沒有接觸過。我們班有個寧夏來的同學，是北大第一任圍棋協會主席，他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教會了全班男生下圍棋。

我后來下到業余五段，在業余棋手里算比較高的水平。北大和清華每年都有“京華杯”對抗賽，我后來還終于贏過了那位師父同學。在人大附中，我還組建了圍棋隊，算是打遍大中小學“無敵手”的那種。陳耀燁就是我招進人大附中的，也是我帶的圍棋隊的學生。

我一直覺得，哲學和圍棋是搭配特別好的思維訓練。哲學訓練的是“往前多問幾個為什么”，圍棋則訓練“往后多想幾步會怎么樣”。我經常跟老師們說，認知就是把因果鏈條拉長，要往前、往后多問幾個問題：教育的本質是為了什么？考上大學以后會怎樣？再往后呢？

大學四年過得很快。我上大學比較早，還沒玩夠，就要畢業了。我既不是黨員，也不是各種“積極分子”，學校推薦基本輪不到我。那時我姐姐已經留京工作了，我就去她單位，抱著電話、翻黃頁，一個個打過去找工作。

人大附中是當時落實的三個去處之一。說實話，我當時并沒有在意人大附中“好不好”，反而更在意自己能不能勝任當老師。我性格偏內向，要一個人講四十分鐘課，對我來說是很有挑戰的事。

父親當初其實對我選擇做老師是失望的，他覺得“大材小用”了，但我覺得有多少材都不夠用，我更多是對“能不能勝任當老師”有敬畏感，這種敬畏感對從事教育事業是有好處的。

那幾年，人大附中連續從北大招收畢業生，我來那兩年就招了12個，現在看是開了全國中學招聘的先河。其實有很多人不理解，說“北大畢業生留不住”。但據說時任胡校長說過的兩句話，傳到我耳里，讓我印象深刻：“我不指望都留下，但留下一兩個就賺了。”“只要他在這里呆過，就能給學校帶來變化。”

不管別人怎么想，我很佩服，也相信這個判斷影響深遠。

我在人大附中教政治，后來還做過計算機教研組組長、圖書館館長，校長助理，分管教育信息化和科研工作。千禧年前后，整個社會大背景是信息化高速發展，我相信技術會對教育創新有推動作用，在學校也一直推進這件事。

政治老師課不多，我常去黃莊、中關村攢電腦、學軟件，后來學校里流傳著一句話：“沒有舒大軍修不好的電腦。”老師們有計算機相關的問題都來找我，我只好硬著頭皮學——既然傳出來了，就不能讓這句話“掉地上”。

我自己還訂了很多雜志、報紙，對新技術很敏感，也很早接觸管理學知識。人大附中的信息化，確實走在全國前列。當時國家十五教育信息化關鍵技術攻關課題，我們是唯一一個向科技部申報項目并中標的基礎教育單位，其余全是大學。我制作的PPT課件，還拿過全國課件競賽的一等獎。

* 和人大附中西山學校的學生們在一 起

2003 年左右，移動互聯剛剛興起，人大附中率先和聯想、英特爾合作，開設了一個無線網絡實驗班，為每個學生配一臺無線網絡筆記本電腦。后來2008年，我受命創辦人大附中西山學校，還是在做“技術驅動”的事。我們希望通過技術和網絡，讓每個學生都有一個數字終端，更方便地獲取知識，鼓勵他們主動自學。

人大附中西山學校其實是一所城鄉接合部的公辦小區配套學校，孩子們除了小區業主，其余都是周邊派位過來的。那時候我真心認為，技術很關鍵，可以幫助他們更有效率地在學業上取得更好的結果。

后來不斷有畢業生的反饋，讓我開始反思“技術信仰”。

比如我聽說學校畢業的學生，已經去美國讀大學。父母去看望時，自己坐火車去學校，孩子都沒有想過去接站；見面吃飯，也是父母買單，孩子沒有意識要請父母吃一頓飯。

這不是個例，看到朋友圈里的學生，出現各種精神層面的問題。我會問自己：就算我的學生100%能上QS100的大學、百分之60%能上QS50的大學，那又怎樣？就算成功嗎？

這種情況有家庭的因素，但學校完全沒有責任嗎？畢竟孩子在學校待了至少三年，他們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別人、怎么看世界，學校無法置身事外。

后來我去援藏，在西藏，看到的是另外一種情形：那是當地最好的學校之一，從分數看，成績差到不可想象。但孩子們的眼睛是亮的，臉上有幸福感。學習也辛苦，但整體狀態很不一樣。

* 援藏期間，篤定教育要回到“人”

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西藏，我最大的啟發是：技術固然重要，但歸根結底還是回到“人”。我越來越確認，在所有教育因素中，信念系統是最關鍵的。它決定了孩子的學習動力，面對困難時的態度，以及他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

我兒子剛學會說話時，在床上蹦蹦跳跳，我經常突然打斷他，問一句：“活著是為了吃飯，還是吃飯是為了活著？”這句話是半開玩笑，也是希望促使他思考更大的問題。

“讀書改變命運”的敘事，對我們的下一代已經不生效了。我們需要傳遞給孩子的是：“活著并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更好的世界。”只有盡早地、盡可能地讓孩子格局足夠大，孩子的內在驅動力才可能是長期的。

2020年我在工作了29年時離開人大附中，很多人覺得我很有勇氣。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早就會發生”的決定。

一方面，哲學和圍棋這兩件事，給了我一種平衡感。如果你關注的是“本質”，很多事情你會有一個“盡頭感”——知道這條路大致會通向哪里。在原有平臺里，我已經很難有更大的突破；另一方面，原有平臺容易產生“能力幻覺”，并不是因為我個人能力強，而更多是依托體制內的平臺。

對我來說，人生重在體驗，我需要繼續滿足自己對教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所以體驗不同的教育形態，其實一直在我的“人生計劃”里：上半場在體制內，下半場在體制外。能夠體驗到教育的兩種形態。事實上，因為援藏和后來參與創辦人大附中拉薩幸福學校的緣分，我離開的時間比預想的推遲了一兩年。

如果按照我預想的教育可以“永不退休”來計算，我現在屬于“人生的下半場”；但如果未來人們都進入“百歲人生”時代，那我的時間還有很多。而且我猜想，未來教育更多的機會和想象力，也許會在體制外教育，尤其是在某種更精細的、面向個體的教育形態里。

“竹子學校”這個名字，對熟悉我的人來說并不意外。2020年左右，我就有了這個想法，如果做一所學校，可以用“竹子”來承載“扎根”的教育理念。

竹子通常要在地下扎根四到五年，才能破土而出。但是出土后，它最快六周就可以長到15米左右。所以竹子看起來很慢，卻是世界上生長最快的植物。

教育，需要回到人，去做那些看不見、難、慢、卻是對的事情。2009年時，我就經常提“教育是緩慢而優雅的過程”。那時候大家都在追求快，畢竟快的價值容易體現。而現在，慢的價值和力量，會越來越突出。

在竹子學校，我們聚焦做“扎根”的事，抱有的心態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極致的樂觀、極致的耐心和極致的謙卑。

“扎根”就是現在只專注于研究自學，研究AI，研究學霸，我認為“自學是學霸的標配”，“自學×AI 是學霸的頂配”，我對“學霸”的定義，是具備四個特質：自驅力、專注力、享受思考和癡迷改進。

自驅力，是有目標后能主動啟動；專注力，是啟動之后能沉下來研究，進入心流狀態；“享受思考”，是能把思考本身當成一種愉悅的事，而不是任務；“癡迷改進”，則是在發現問題后愿意改，并且在改進中獲得成就感。

我覺得如果能做到這四點，孩子考上什么大學，是不是要考大學，都不重要了。事實上，我們反而要高度警惕單一“考霸”——那些除了會考試什么都不會，考上大學后，就“空心”就“躺平”就不再思考的人。

在我看來，真正的學霸，是愿意終身學習、終身成長的人。一個人只要有自己熱愛的領域，比如拍視頻、做菜、手工制作，并且能保持持續學習和改進，就一定能在自己的領域內獲得成就。

AI 是這一代教育者遇到的最大變量之一。

我在中國教育30人論壇組織的世界教育前沿論壇上分享過一句話：“AI負責效率，人負責意義。”既然效率比不過它，那學科知識就交給它，老師去更多關注“育人”、信念系統的搭建。

AI帶來的現實會越來越明顯：它是能力放大器，讓強的人變得更強，同時也讓弱的人變得更弱。目前的比例大概是：全世界只有約1%的人在深度使用AI；10%的人在用，但不夠深入；剩下89%的人，幾乎和沒用一樣。

麥肯錫得到了一個openAI發放的年度獎章。它2024年花費了千億token，但其實連前100名都排不進去。token花得最多的（萬億級別），很多是硅谷最頭部的科技公司。

AI不是簡單的檢索工具，在我看來，它倒逼我們思考教育的目標。因為AI不會主動提問，人提出的問題質量，就變得格外重要。對教育來說，我們如何讓孩子在15歲、最遲18歲之前，把大腦前額葉訓練成“有目標、愛思考、不容易滿足”的狀態？這樣，他和AI的關系就不是“知識外包”，而是強大的“外掛”、“陪練”和“磨刀石”。

我很喜歡過周末，沒有其他工作，我可以跟AI持續對話10個小時。我們共同產出的東西讓人很驚訝，很燒腦，超出期待。我現在每月大概要花200 美金在AI上，但相當于請了一個24小時不休息的超級學霸助理。

竹子學校的辦學愿景有七條，今年我們重點強調“人人都能成學霸”，明年也會，但終極目標是：“為每個孩子一生的卓越和幸福奠基”。用兩個詞概括，就是：卓越一生，幸福一生。

“卓越”，不是比“優秀”更優秀。“卓”是卓然獨立，“越”是越而勝己，它不在比較體系里。一個人如果能夠自在做自己，每天享受思考，癡迷改進，他就對自己有要求、不湊合，卓越是自然而然的事。

“幸福”，來源于另外四個字：富足付出。一個人有富足的心，愿意分享、愿意付出，才能收獲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一直提醒家長，不要只盯著孩子的具體行為，一定要關注行為背后的信念系統：他是否勇敢、有好奇心？他是否愛思考、做事有主動性？

但是這些信念從哪兒來？事實上，孩子一定會復制家長的信念系統。比如現在很多家長都會接送孩子上下學，學校門口還站著很多保安。這都在向孩子傳遞一種信念：這個世界不夠安全，而你是無能的。如果是我學校的家長，我希望他們不要接送孩子，要告訴孩子們他們有自己往返學校的能力。

通過“自學×AI”，學習效率會提高，學校就有更多時間用在“全人教育”上。我的理想設想是，每天在校“4小時學科學習+4小時全人教育”。學科學習解決18歲之前的問題，全人教育解決的是后面82年的事。

有AI加持，老師可以把教學時間還給學生，自己轉向“學習教練”和“成長導師”的角色。我相信，未來能夠承擔這種角色的老師，會極具價值。

最近這五年，我自認為我的認知提升，超過了前面近三十年。我的公眾號日更了四年多，我有很多時間可以自己安排工作節奏。

我面對問題，從來不是從“難不難”來判斷，而是從“值不值得”來判斷。值得，難也要做；不值得，容易也不要做。

就像你問一個學霸，他更喜歡做容易題，還是難題？難題才能讓他興奮。對我來說也一樣，我更愿意去做一些別人做不了、只有我能做的題。我們這一代人，受過不錯的教育，也遇上了不錯的時代機會，如果還只挑容易的事做，我覺得有點浪費，或者說辜負。“事不避難，義不逃責”，這八個字，記得是2011年左右我回北大在湯一介先生家里，聽他給我分享的家傳座右銘，印象深刻。

在我看來，像竹子學校這樣一個普通的、能夠代表80%中國基礎教育學校面貌的傳統學校，如果都能借助AI完成教育轉型，它的復制意義也許會大于那些資源富足型的名校。

這件事情難嗎？我認為比其他都容易，因為我沒想如何考過別的學校、沒想如何讓上985的人數比別人多一點。零和和負和游戲其實是最難的，需要競爭對手答應，而現在這個跑道是我們自己定義的，我們玩的是自己說了算的、“多贏”甚至是“全贏”的無限游戲。我只要與老師、學生和家長溝通好，然后一起堅持去做就可以拿到結果。

我們做事上的心法是：向前一步、尋找裂縫、力出一孔、日拱一卒。當別人還在思考時，我們已經開始行動了；萬物都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學校所有老師都專注于自學、AI、學霸四特質的研究，不被其他事情干擾。不要去想大力出奇跡，日拱一卒比追求完美更重要，享受過程，“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2009年我做校長的時候，就提醒自己：做教育要有敬畏心。

教育永遠是充滿遺憾的，就像我看到一些畢業生表現出的負面的東西，就會想：如果回到在西山學校那個時候，我可以多做些什么？知道哪些地方曾經錯過，就會有想“彌補”的沖動。

創造AI時代的“新物種”學校，對我個人而言感覺比較有機會：在AI的幫助下，我們有機會讓每個孩子都不被耽誤。哪怕是學習成績排在后面的，也有機會成為“學霸”。因為這不是存量競爭，只要持續做對，不太會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誤人子弟。

如果從別人的視角來看自己，我希望被貼上“小眾教育”的標簽。“小眾教育”并不等于“非主流”。現在有些創新教育帶著對抗性，有點兒“你這個游戲不好，我就不玩”的意思。我的想法是：這個游戲我可以玩得很好，而因為我的加入，這個生態會改變那么一點點。

我的人生經歷中，大多數時候都是個“少數派”。在我看來，如果大多數人都馬上能理解我在做什么，那說明我做的事情可能有問題。但我也相信，竹子學校所做的教育實踐，是可以為大多數學校所借鑒的，是可以覆蓋素質教育和應試的。

編后記：

安靜的判斷力

許多教育者在談論未來時，會不自覺走向宏大敘述；舒大軍卻始終從非常具體的場景切入——一個孩子的目光、一位家長的遲疑、一句被忽略的問題、一種突然顯現的情緒變化。他的判斷往往不響亮，卻持續；不激烈，卻有方向感。

編輯這篇口述時，我反復感到一種“穩”。不是保守，而是一種深思熟慮后的分寸感：知道什么值得堅持，什么必須慢下來，什么不能讓位給效率，什么是教育者不應逃避的責任。

他談“扎根”，談信念系統，談“學霸特質”，談AI，也談幸福。這些聽上去都是教育話題，但它們真正指向的，是一個人如何在不斷加速的世界里保持自身節奏，不被裹挾，不被替代。

寫到這里，我想起一句話：教育從來不是理念的勝負，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能否在自己的生命里抬起頭、往前一步。

這篇自述到此為止。真正的故事，還在教室里，在學校未被注意的角落里，在那些看似普通卻會改變命運的瞬間里，繼續發生。

撰文：熊葵 | 編輯：拂曉｜ 視覺編輯：劉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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