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演結束后，美國開始復盤，沙利文有話直說：這一切都該怪佩洛西

“正義使命-2025”在2025年最后一天收尾后，臺海周邊并沒有立刻安靜下來。美國這邊先做的不是對外表態，而是關起門來復盤，把時間點、動作細節、各方反應一項項擺出來對照。外界以為最激烈的爭論會發生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實際吵得最兇的卻是在民主黨內部，一些老面孔互相指責，誰當初攔得不夠、誰后來補得不夠，話鋒都很硬。

這種復盤氣氛之所以緊繃，是因為現實變化已經無法回避了。過去臺當局反復強調的“海峽中線”幾乎不再具備約束意義，緊接著“24海里”“12海里”這類說法也在一次次行動中被突破。到這次軍演，相關行動已經逼近臺島南端，距離鵝鑾鼻公園不足5海里，已經不是靠措辭就能抹過去的距離。

臺當局想用熟悉的表述把場面撐住，空間明顯在變小，而把希望長期寄托在美日身上的那批人，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更直接的問題：當現實接近到這種程度時，究竟還能指望誰來兜底。

而美國之所以會把風險感拉高，也不只是口頭爭論。軍事之外，執法與軍售兌現的壓力開始疊加在一起。比如那艘隸屬長榮集團、被認為可能運送“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的貨輪，被福建海警管制、扣押的消息一出來，美方的警覺就更明顯了。

因為這意味著一旦執意推動所謂111億美元的對臺軍售案落地，相關運輸、交付、配套訓練等環節都可能隨時被卡住，局勢的不可控性會被放大。對美國而言，這不再是“愿不愿意做”的問題，而是“做不做得到、做下去會不會出事”的問題，落實難度自然不斷疊加。

美國政界對臺海的處理方式也呈現出一種更固定的結構。民主、共和兩黨在涉臺問題上并不缺默契，一方面持續抬高對華遏制的強度，另一方面又要把沖突風險壓住，避免出現失控的后果。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把高調留給姿態，把收手留給現實，風險被不斷后移，誰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任期內承擔“引爆”的責任。

這種“求穩”在公開表態上也能看出來。特朗普面對軍演時當眾說，“解放軍只是在做他們一直在做的事情，沒什么好大驚小怪的”。這句話表面上是在淡化緊張，背后其實是在兩頭平衡：既不愿意在場面上把所謂“美臺關系”的調門放低，又不想讓中美關系因為一句話被推向更尖銳的對抗。他沒有在臺灣問題上作出重要承諾，但這種回避本身，會直接打擊那些把美國承諾當成護身符的人的囂張氣焰。

壓力傳導到島內時，沖擊就更具體了。賴清德把賭注押在特朗普身上，為了爭取所謂“青睞”，不斷掏空籌碼，甚至被描述為變賣臺積電的技術與產業鏈來換取支持。但現實操作里，大陸的管制并未必然把地區局勢推到高烈度，相反，它更可能讓臺當局陷入“付錢拿不到貨”的處境。軍售交付一旦反復受阻，島內的安全焦慮不會消失，能源等更現實的壓力還可能疊加上來，局面反而更難處理。

佩洛西竄臺這件事本身，也在美國內部被反復拆解動機與后果之間的落差。當時她多次抱怨白宮政客顧慮過多，認為這些顧慮限制了她的行動空間，但后續引發的連鎖反應，她并不需要直接承擔。

相關討論普遍認為，這次行動更多服務于她個人的政治收益，卻打亂了美國原本對地區局勢的具體部署。更微妙的是，在這種被打亂的節奏中，兩岸統一進程反而被客觀推動，這一結果本身，也讓美國內部的復盤變得更加難以理清。

當外部壓力和內部成本一起上升時，島內政治后果也開始被擺上臺面。藍白營提出的彈劾案被認為有可能從口頭走向現實，而要讓它最終落地，還需要14票綠營席位出現變化。平時這類數字看起來很硬，但在大勢變化的條件下，轉機并非完全不可能。對臺當局來說，這意味著壓力不只來自外部軍事與交付風險，也可能回到島內權力結構本身。

說到這里，很多人會把原因全部壓縮到一次高度政治化的動作上，但要解釋這種動作為什么會帶來實質性的變化，視角就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解放軍之所以能夠一次又一次進行大規模軍演而不受美日干擾，關鍵并不在于外部挑釁本身，而在于中國長期對外展現出的軍工實力與戰斗力已經疊加成戰略意義上的區域拒止。這類能力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需要清晰的分步節奏，也需要在最壞情形下持續準備。

最終把這些節點放在一起看，會發現連鎖反應確實從佩洛西竄臺開始發作，但決定性因素并不在她身上。真正讓局勢發生實質變化的，是解放軍此前已經準備好的能力結構：有計劃地積累、有節奏地推進，也因此在關鍵節點上能夠把動作落到現實層面。

沒有那套準備，再大的政治噪音也很難變成實際改變；有了那套準備，導火索一出現，變化就會沿著既定能力邊界擴展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