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公示欄前圍了一群人。
「先進工作者」名單貼出來了。
我擠進去，找自己的名字。
找了兩遍，沒有。
但我明明在初選名單上的。
我仔細看，發現第七行有一塊白色的痕跡。
涂改液。
有人用涂改液把一個名字蓋住了，然后在旁邊手寫了另一個名字。
墨水是藍色的。
字跡我認識。
我站在那里，看著那塊涂改液，看了很久。
旁邊有人問：「怎么沒有你？」
我說：「名額有限吧。」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那張名單拍了下來，存進了手機相冊。
八年后，我坐在政務數據中心主任的辦公室里，桌上擺著一份退休申請。
申請人：錢國棟。
我拿起筆，習慣性地先看了一眼簽名。
然后我愣住了。
01
我那年三十二歲，在區檔案局檔案科干了五年。
檔案科是個清水衙門，平時沒什么油水，也沒什么存在感。我們的工作就是整理文件、歸檔、查檔，日復一日。
但我喜歡這份工作。
或者說，我喜歡看簽名。
這是個職業病。每天經手幾百份文件，你會不自覺地注意那些簽名——誰簽的，什么字體，什么筆跡，有沒有涂改。
時間長了，我發現簽名里藏著很多東西。
李局的簽名最近越來越潦草，聽說他在跑副局長的位置，心思不在這兒了。
王主任的簽名永遠工整，一筆一劃，據說他年輕時因為簽錯一個字被處分過，從此再不敢馬虎。
財務科老孫的簽名有個特點，「孫」字的最后一筆特別長，像是在炫耀什么。
這些觀察沒什么用，就是習慣。
但那天，這個習慣讓我看見了一些不該看見的東西。
公示欄前，那塊涂改液還沒完全干透，在陽光下有一點反光。
我湊近看了看。
涂改液下面，隱約能看見一個「周」字的輪廓。
旁邊手寫的名字是「張建國」。
墨水是藍色的，鋼筆字，筆鋒向右傾斜。
這是錢國棟的字。
我們科長錢國棟，五十二歲，在這個位置上坐了十一年。他有個習慣，永遠用藍色簽字筆，說是「藍色顯得正式」。
我站在公示欄前，看著那塊涂改液，腦子里一片空白。
「小周？」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隔壁科的老李。
「怎么沒有你？」他也看見名單了，「你不是初選上了嗎？」
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說什么。
「名額有限吧。」最后我說。
老李嘆了口氣，壓低聲音：「老張家里是困難，但這事兒辦的……算了，不說了。」
他走了。
我又站了一會兒，掏出手機，把那張名單拍了下來。
涂改液，藍色墨水，手寫的「張建國」三個字。
我把照片存進了一個加密相冊。
然后轉身回了工位。
02
下午三點，錢國棟把我叫進了辦公室。
「小周，坐。」他給我倒了杯水，語氣和藹，「名單的事，我跟你解釋一下。」
「不用解釋，科長。」
「誒，還是得說清楚。」錢國棟坐回椅子上，翹起二郎腿，「老張你知道的，家里困難，老婆下崗好幾年了，兒子明年高考。這個先進，有一千二的獎金呢。我尋思著，你年輕，以后有的是機會，這次就讓給老張了。」
他看著我，笑瞇瞇的：「你不會介意吧？」
我能說什么？
說「我介意」？說「憑什么」？說「您親手把我的名字涂掉了」？
「不介意，科長。」
「這就對了嘛。」錢國棟滿意地點點頭，「年輕人要有格局。放心，你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以后有機會，我第一個想著你。」
我從辦公室出來，在走廊里遇見老張。
張建國，五十歲，檔案科的老員工。他看見我，腳步頓了一下，張了張嘴，什么都沒說，低著頭快步走開了。
他的眼神里有愧疚，但更多的是躲閃。
我沒怪他。
他家里確實困難，老婆下崗，兒子要上大學，一千二對他來說不是小數目。
我怪的是那個把我當軟柿子捏的人。
晚上回到家，林小茹在廚房做飯。她是我老婆，在街道辦工作，比我小兩歲。
「怎么了？」她看見我的臉色，「出什么事了？」
我把白天的事說了。
她的勺子「啪」地拍在灶臺上：「他憑什么？」
「他是科長。」
「那也不能這樣啊！」她聲音高了起來，「初選名單都定了，他說改就改？你就這么算了？」
「不算了能怎么樣？」
「你去找局長！」
「找局長說什么？說科長用涂改液把我名字蓋了？」我苦笑，「他會說'我沒有'，然后呢？」
林小茹愣住了。
「而且，」我說，「就算查出來，又能怎樣？一千二的獎金，值得我跟科長撕破臉？」
「那你就認了？」
我沒說話。
她看著我，眼眶忽然紅了：「我是心疼你。」
「我知道。」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
那塊涂改液一直在我眼前晃。
不是因為一千二，是因為那種感覺——
被人像擦掉一只蟲子一樣，輕輕松松地抹掉了。
我打開手機，看了一眼那張照片。
然后關掉，睡覺。
03
日子還是要過的。
我依然是檔案科的周遠明，每天整理文件、歸檔、查檔，加班到很晚。
錢國棟對我還是那樣，有什么活兒都先想到我。
「小周，這份材料你整理一下。」
「小周，明天的匯報你準備一下。」
「小周，這個月的報表你核一下。」
我都接了，從不抱怨。
林小茹問我：「你不累嗎？」
「習慣了。」
她嘆了口氣，不再說什么。
三個月后，事情來了。
市里要搞檔案數字化試點，全市選三個單位。區領導很重視，讓各科室報方案。
這是個好機會。如果選上，整個科室都能跟著沾光。
錢國棟把任務交給了我：「小周，你最懂業務，這個方案你來寫。」
我寫了兩個星期，加班到凌晨，寫了四十三頁。
從現狀分析到實施步驟，從技術方案到預算明細，每一個數據我都核了三遍。
寫完后，我把方案交給錢國棟。
他翻了翻，點點頭：「不錯，我再改改。」
改改？
我沒多想。
匯報那天，我坐在會議室角落，看著錢國棟站在大屏幕前。
「這個方案是我們科室集體智慧的結晶，」他清了清嗓子，「我親自帶隊，反復論證，幾易其稿……」
我坐在那里，聽他講我寫的每一頁PPT。
他講得很熟練，像是真的出自他手。
一個小時后，匯報結束。
局長站起來，拍著錢國棟的肩膀：「老錢不錯啊，這個方案很有想法。」
「哪里哪里，」錢國棟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縫，「都是應該做的。」
我坐在角落，一動不動。
散會后，錢國棟路過我身邊，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周，回去把方案再完善一下，下周要提交終稿。」
「好的，科長。」
他走了。
我坐在空蕩蕩的會議室里，坐了很久。
四十三頁。
兩個星期。
無數個凌晨。
他一個字都沒提我的名字。
04
那天晚上，林小茹又發火了。
「他搶你的功勞，你就看著？」
「那是科室的方案，不是我個人的。」
「放屁！」她從來沒說過這么粗的話，「四十三頁都是你寫的，他連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改，他憑什么說是他的？」
「他是科長。」我說，「匯報本來就該他去。」
「那他至少應該提你的名字吧？」
我沉默了。
「周遠明，」她看著我，眼淚掉下來了，「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怕撕破臉之后，連現在這點位置都保不住。
我怕得罪了錢國棟，以后在單位更難混。
我怕我的堅持毫無意義，最后只是自取其辱。
但這些話我說不出口。
「再等等，」我說，「總會有機會的。」
林小茹擦了擦眼淚，轉身回了臥室。
那天晚上，她沒跟我說話。
我一個人坐在客廳，打開手機，看著那張照片。
涂改液。藍色墨水。手寫的名字。
三個月前的屈辱還沒消化，新的屈辱又來了。
我關掉手機，閉上眼睛。
再等等。
我跟自己說。
總會有機會的。
05
兩年后，機會來了。
副科長的位置空出來了。
老副科長退休，按資歷、按能力，下一個應該是我。
我在檔案科干了七年，所有的業務我最熟，所有的臟活累活都是我干的。那個數字化方案后來真的選上了，全市表彰，雖然功勞算在錢國棟頭上，但誰都知道事情是誰做的。
這一次，總該輪到我了吧？
結果公示出來，我的名字不在上面。
副科長：劉洋。
劉洋，三十歲，來科里一年半。
我不認識這個人，但我很快知道了——他是錢國棟老婆的遠房侄子。
「小周啊，」錢國棟又把我叫進了辦公室，「這次的事，我也很為難。」
我看著他，沒說話。
「上面有指示，要年輕化。」他嘆了口氣，「劉洋是九零后，你是八五年的，年齡上你吃虧了。」
我還是沒說話。
「而且你是業務骨干，科里離不開你。」他語重心長，「你要是當了副科長，那些活兒誰來干？」
我終于開口了：「科長，您的意思是，我因為太能干，所以不能提拔？」
錢國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看你這話說的，我不是那個意思。」
「那您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再等等。」他拍拍我的肩膀，「下次有機會，我第一個推薦你。」
下次。
又是下次。
我出了辦公室，在走廊里遇見劉洋。
他穿著嶄新的襯衫，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看見我，笑著打招呼：「周哥，以后多指教啊。」
「應該的。」
我回到工位，坐下。
旁邊的同事都假裝在忙，沒人看我。
我打開電腦，開始處理今天的文件。
一份報銷單。
簽名：劉洋。
我盯著那個簽名看了幾秒鐘。
然后把文件放進了檔案袋。
06
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留意劉洋的簽名。
不是故意的，是職業習慣。
他的簽名有個特點：「劉」字的第一筆起勢很重，但「洋」字的最后一筆收得很輕，像是寫到一半沒了力氣。
我見過這種簽名風格，通常意味著這個人做事虎頭蛇尾。
果然，劉洋當上副科長后，科里開始出問題。
文件歸檔混亂，報表數據對不上，有幾次差點出大事。錢國棟罵了他幾次，但沒什么用。
我默默地幫他擦屁股，一次又一次。
「周哥，這個我不太懂，你幫我看看？」
「周哥，那個材料你幫我整一下？」
「周哥……」
我都應了。
林小茹問我：「你傻啊？他搶了你的位置，你還幫他干活？」
「不幫他，出了事整個科室都得擔責任。」
「那也是他的問題！」
「他是副科長，出了問題，我也跑不了。」
林小茹氣得不行：「你就是太老實，活該被人欺負！」
我沒說話。
我只是繼續做事，繼續觀察，繼續等待。
半年后，我注意到一件事。
有幾份報銷單的簽名不太對。
金額不大，每張三五千，但簽名的筆跡有微妙的不一致——正常情況下，劉洋的「洋」字收筆很輕，但這幾份單子上，收筆重了很多，像是在模仿但沒模仿到位。
我沒有聲張。
我只是把這幾份單子拍了照，存進了那個加密相冊。
和三年前的涂改液放在一起。
07
第四年的夏天，市里來審計了。
例行檢查，每年都有。但這一次，帶隊的是個較真的年輕人，翻出了一份三年前的撥款文件。
「這份文件的審批流程不完整，」他皺著眉頭，「經手人是誰？」
劉洋臉色變了。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對審計的人說：「這個……應該是周遠明經手的。三年前他負責這塊業務。」
我愣住了。
三年前？
三年前那份文件，我根本沒見過。三年前的那個月，我在休年假，去外地參加表哥的婚禮。
「不對，」我說，「三年前八月份我在休假，這份文件不是我經手的。」
劉洋急了：「你休假期間也可能經手啊，檔案科就你最熟業務——」
「劉科長，」我打斷他，「您再看看簽名。」
審計的人低頭看文件。
「這份文件上王主任的簽名，」我平靜地說，「是斷開的。但王主任的習慣是連筆，從來不斷。您可以調王主任其他時期的簽名比對。」
審計的人看看文件，又看看我。
「另外，」我從口袋里掏出手機，「我這里有幾份近期的報銷單，簽名也有類似的問題。」
我把照片給他看。
會議室里一片死寂。
劉洋的臉白了。
錢國棟的臉也白了。
后來的事情，就像推倒了多米諾骨牌。
審計組擴大了調查范圍，查出了過去兩年十幾份有問題的單據，總金額超過八萬。
劉洋被停職調查。
一個月后，他被開除了。
08
劉洋出事后的第三天，錢國棟把我叫進了辦公室。
這一次，他沒有給我倒水。
「小周，」他的語氣還是那樣，和藹，語重心長，但眼神不一樣了，「劉洋的事，我也很痛心。」
我沒說話。
「他年輕，犯了錯，這我也沒想到。」錢國棟嘆了口氣，「但你今天在審計組面前那樣做，是不是有點過了？」
「我只是說了事實。」
「事實？」錢國棟看著我，「你早就發現那些簽名有問題，為什么不早點跟我說？非要等審計組來了才說？」
我看著他，忽然覺得很好笑。
「科長，」我說，「我說了有用嗎？」
錢國棟的臉色變了。
「劉洋是您提拔的，」我的聲音很平靜，「我一個普通科員，告訴您他簽名有問題，您會信嗎？」
錢國棟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我站起來：「沒別的事，我先走了。」
走到門口，錢國棟忽然開口了：「小周。」
我停下腳步，沒回頭。
「你這個人，」他的聲音從背后傳來，「怎么說呢，太較真了。有時候，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大家都好過。」
我轉過身，看著他。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敲著桌面：「你要是當年像劉洋一樣，跟我走得近一點，早就上去了。」
他嘆了口氣，搖搖頭：「怪誰呢？」
我看著他，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不是因為憤怒,是因為震驚。
他真的覺得自己沒錯。
在他的邏輯里，我沒有升上去，不是因為他欺負我，而是因為我「不會做人」。
他用涂改液蓋掉我的名字，是「照顧困難同志」。
他搶走我的功勞，是「匯報本該如此」。
他提拔親戚擠掉我，是「年輕化」。
他自始至終都覺得，他是對的，我是錯的。
我太較真了。
我不會做人。
我「怪誰呢」。
我深吸一口氣，轉身走出了辦公室。
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主動跟錢國棟說過一句話。
09
一個月后，市檔案局的陳局長來調研。
錢國棟不在，去省里開會了。局里安排我接待。
陳局長五十多歲，頭發花白，說話慢條斯理。他在檔案系統干了三十年，據說眼光很毒。
那天下午，他問了我很多問題。
從檔案數字化的進展，到具體的技術細節，到未來的規劃設想。
我一一作答。
快結束的時候，他忽然問了一句：「檔案數字化那個方案，是你寫的？」
我愣了一下：「是科室集體——」
「我問的是初稿。」他看著我，「三年前那個方案我看過，后來又看了兩個版本，風格一脈相承。老錢的匯報我也聽了，他講的和寫的，不是一個水平。」
我沉默了幾秒鐘。
「初稿是我寫的。」
陳局長點點頭，沒再說什么。
他走的時候，在門口停了一下，回頭看著我：「小周，好好干。」
三個月后，市里成立政務數據中心，需要借調人員。
錢國棟試圖阻攔：「周遠明是檔案科的業務骨干，他走了科里沒法——」
市里的回復是：「陳局長點名要的。」
錢國棟啞了。
我收拾東西離開檔案科的那天，經過錢國棟辦公室門口。
門開著，他坐在里面，看著我。
我沒有停下，也沒有進去道別。
只是走過的時候，微微點了一下頭。
算是告別。
10
借調之后的日子，像是打開了一扇新的門。
政務數據中心是新成立的單位，一切從零開始。沒有論資排輩，沒有辦公室政治，只看能力和結果。
我負責的項目，一個接一個地落地。
第一年，我們完成了全市政務數據的整合，打通了十七個部門的信息壁壘。
第二年，我們上線了「一網通辦」平臺，市民辦事效率提高了四倍。
第三年，我們的經驗被省里推廣，成了全省標桿。
借調期滿的時候，陳局長找我談話。
「想不想留下來？」
「想。」
「那就留下來。」
兩年后，我成了政務數據中心的副主任。
又兩年，主任退休，我接了班。
八年。
從檔案科的小職員，到政務數據中心的一把手。
不是因為我會搞關系，是因為我真的能做事。
陳局長后來跟我說過一句話：「你知道我當初為什么點名要你嗎？」
我說不知道。
他說：「因為你在審計組面前說的那番話。你發現簽名有問題,但你沒有亂咬,你只是說事實。這說明你既有能力,又有分寸。這種人,我要。」
我沒說話。
他又說：「還有，你寫的那個方案，我看了三遍。老錢講的時候，我就知道不是他寫的。但我等著，想看你會怎么做。」
「我什么都沒做。」
「對,」陳局長笑了，「你什么都沒做。你沒有到處喊冤，沒有四處告狀，你只是繼續做事。這說明你沉得住氣。能做事、有分寸、沉得住氣，這三條占全了，不用你還用誰？」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跟林小茹說了這番話。
她聽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說：「你知道嗎？這些年我一直擔心你。」
「擔心什么？」
「擔心你太老實，會被人欺負一輩子。」她看著我，眼眶有點紅，「現在我不擔心了。」
「為什么？」
「因為我發現，你不是老實，你是在等。」
我笑了笑，沒說話。
是的，我在等。
等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
等一個不用踩著別人往上爬的舞臺。
等了四年，終于等到了。
11
八年后的那個下午，陽光透過窗戶照進辦公室。
我坐在桌前，面前放著一摞文件。
最上面那一份，是一份退休申請。
申請人：錢國棟。
八年了。
他終于要退休了。
按流程，科級干部的退休申請需要分管領導簽字確認。而政務數據中心雖然是新成立的單位，但因為業務關系，檔案系統的人事變動都要經我這里走一遍流程。
這是我第一次以「領導」的身份看到錢國棟的名字。
我拿起那份申請，習慣性地先看了簽名。
八年了，這個習慣從來沒變過。
錢國棟的簽名，我太熟悉了。那個「錢」字，最后一筆永遠是向右上挑的，像一個人揚起的下巴。
傲慢，自負，理所當然。
但這份申請上的簽名，最后一筆是平的。
我愣住了。
我把申請拿近了一點，仔細看。
不只是最后一筆。整個簽名都有點不對——筆畫虛浮，力度不均，像是一個人在模仿另一個人的字跡，卻模仿得不太到位。
我放下申請，靠在椅背上。
然后拿起電話，打給了檔案科。
「小李，錢科長最近身體怎么樣？」
電話那頭愣了一下：「周主任您不知道？錢科長上個月中風了，現在右手還沒恢復。聽說是他老婆替他簽的字，想趕緊把退休手續辦了，好拿醫保。」
我握著電話，一時說不出話來。
「周主任？」
「哦，知道了。」我說，「謝謝。」
掛了電話，我坐在那里，看著桌上那份申請。
窗外，陽光依然明亮。
我打開手機，翻到那個加密相冊。
八年了，那張照片還在。
涂改液。藍色墨水。手寫的「張建國」三個字。
我把手機和那份申請并排放在桌上。
兩個簽名。
一個是八年前的傲慢。
一個是現在的……
我盯著看了很久。
八年前，他坐在辦公室里，翹著二郎腿，跟我說：「你不會介意吧？」
四年前，他靠在椅背上，敲著桌子，跟我說：「你要是跟我走得近一點，早就上去了。怪誰呢？」
現在，他躺在病床上，連簽名都簽不了了。
他老婆替他簽字，想趕緊把退休辦了，好拿醫保。
我閉上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