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于敘事呈現,請知悉
這年頭,親情都快能用錢算了。
我那仨孩子,一個女老板,一個全職媽,還有一個在工地上混飯吃的窮小子,個個都忙。而我,就是個嘴硬、不愿開口求人的老爹。
腰疼得直不起,面子又放不下,我干脆心一橫——演!
往衛生間地上灑點水,“砰”一聲摔個結實,然后掐著嗓子給大女兒打電話:“閨女,爸動不了了!”
大女兒送來一碗涼了半截的雞湯,二女兒直接甩來兩千塊錢。
我心比地磚還涼,正覺得自取其辱時,那個最不著調的小兒子,卻半夜拖著個破爛玩意兒上了門。
他沒問我疼不疼,只是一直盯著我,一開口就問了個不相干的問題。
我這七十多歲的老頭子,當場就淚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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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老李,今年七十有二。名字里頭有個“建軍”,那是生在那個火紅年代的烙印。可如今,沒人再叫我李建軍了,廠里的老伙計們叫我“老李”,孩子們叫我“爸”,街坊鄰里喊我一聲“李大爺”。名字越叫越簡單,人,卻越活越復雜。
老伴走了五年了。五年,一千八百多個日日夜夜,這套當年我們倆親手刷墻鋪地的三居室,好像也跟著她一起老了。墻皮有點泛黃,木地板的縫隙里藏著擦不掉的灰塵,空氣里總飄著一股陳舊的味道。屋子太大,也太空,靜得能聽見老式冰箱隔一會兒就“嗡”的一聲,像個陪了我半輩子的老伙-計,有氣無力地嘆口氣。
我是一名退休的八級鉗工,跟冰冷的鋼鐵和嗆人的機油打了一輩子交道。年輕時,我能用一把銼刀,將一塊毛糙的鐵塊,打磨得像鏡子一樣光亮,誤差不超過一根頭發絲。那時候,我總覺得自己的身體也像廠里的那臺老車床,皮實,耐用,只要加點油,就能一直轉下去。可人畢竟不是機器,零件用久了,會磨損,會報廢。
現在,我就是那臺報廢的老機器。渾身上下,沒一處是妥帖的。高血壓、老寒腿,都是小毛病。最要命的,是這條腰。年輕時在車間里逞英雄,為了搶工期,一個人扛兩百斤的料,結果在一次卸貨時閃了一下。當時沒當回事,貼了張膏藥就繼續干。這病根,就像一顆埋進墻里的釘子,當時看不見,等墻皮受了潮,老了,它就開始往外銹,帶著整面墻都疼。
最近這幾個月,疼得尤其厲害。晚上躺在床上,平躺著不行,側躺著也不行,像有一萬只螞蟻在啃我的骨頭縫。想翻個身,那簡直像上刑。得先用胳膊肘撐著床,深吸一口氣,把全身的力氣都聚在腰上,然后咬緊牙關,“嗨”的一聲,才能勉強完成這個動作。每次翻完身,都是一身的冷汗,睡意也全沒了。
孩子們都有自己的生活。
大女兒李秀梅,嫁在本市,是個本本分分的全職太太。她的人生,就像一個永遠在旋轉的陀螺,軸心是她的丈夫和上初中的兒子。買菜做飯、接送孩子、輔導作業、應付公婆……她的時間被切割成無數個細碎的方塊,每一塊都填得滿滿當-當。她對我,是關心的,每次打電話,總會問一句“爸你身體怎么樣”,但那關心,總隔著電話線的電流聲,顯得有些遙遠和程式化。
二女兒李秀芳,是我的驕傲,也是我最看不懂的一個。她有出息,自己打拼,開了家不大不小的廣告公司,開著好車,住在高檔小區,活成了我年輕時想都不敢想的樣子。
她是個女強人,忙得據說連吃飯都得按分鐘算。她對我的關心,通常表現為手機上的轉賬提醒,或者讓助理送來的各種我叫不上名字的進口保健品。她覺得,錢能解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問題,包括一個老父親的孤獨和病痛。
最小的,是兒子李建國。這名字是我老伴起的,希望他能建設好自己的國家。可他,連自己的小家都沒建設好。書沒讀進去多少,早早地就混了社會,現在跟著一個裝修隊干零活,不是敲墻就是扛水泥,掙一天錢吃一天飯,三十好幾了還是光棍一條。他是我最不省心的一個,也是我們父子間話最少的一個。他每次來看我,總是往沙發上一坐,悶著頭抽煙,半天憋不出一句話,屋子里的空氣比我一個人時還要沉悶。
腰疼的事,我跟他們提過。
秀梅聽了,在電話那頭嘆氣:“爸,人老了都這樣,你多休息,別老坐著。”
秀芳的回答更干脆:“我給您卡上打了點錢,您去買點好膏藥貼貼,不行就去大醫院做個全套檢查。”
建國呢?我跟他說的時候,他正蹲在地上幫我修那個接觸不良的電視插座,他頭也沒抬,只是“嗯”了一聲,就再沒下文了。
我懂,他們都忙,我不能成為他們的累贅。我這輩子,最要的就是一張臉皮,沒怎么求過人。年輕時在廠里當勞模,是標兵;退休了在小區里,也是人人尊敬的李大爺。我不能到了這個歲數,反倒成了一個哼哼唧唧、討人嫌的老東西。
可是,疼啊。那疼是實打實的,它不跟你講道理,不給你留面子。尤其是在漫長的、寂靜的夜里,當疼痛像潮水一樣淹沒我的時候,心里那點可憐的硬氣,就被磨得一干二凈。
于是,一個我自己都覺得荒唐又羞恥的念頭,在我腦子里盤算了整整三天,終于,我下定了決心。
我決定,用我自己的方式,“試一試”他們。
今天清晨,陽光像往常一樣,費力地擠過那層厚厚的窗簾縫隙,在地上投下幾道光斑。我扶著酸脹的腰,在空蕩蕩的客廳里踱步,老伴的遺像擺在電視柜的正中央,黑白照片里的她,還是那樣笑盈盈地看著我,好像在問我:“老李頭,你這一大早不踏實,又琢磨什么壞主意呢?”
我對著她的照片,長長地嘆了口氣,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跟她匯報:“沒辦法了,我得給自己找個臺階下。”
下定決心后,我便開始像一個蹩腳的導演,布置我的“案發現場”。
我走進衛生間。這間衛生間,是我和老伴當年親手設計的,墻上貼的白色瓷磚都有些發黃了。我彎下腰,腰椎立刻傳來一陣抗議的刺痛。我咬著牙,吃力地把那塊用了好幾年的墨綠色防滑墊掀起一個角,讓它不那么平整,看起來就像是被人不小心踩到了一樣。
接著,我打開水龍頭,用手掬了一捧水,小心翼翼地灑在光潔的地磚上。水不能太多,多了,一眼就能看出是故意的;也不能太少,少了,就起不到“打滑”的效果。我盯著那攤水漬,就像當年在車床上對著游標卡尺,反復確認著角度和面積,直到自己滿意為止。
做完這一切,我回到臥室,換上那雙鞋底快要磨平了的舊布鞋。這雙鞋,是老伴走之前給我做的最后一雙,穿著舒服,也最符合一個“不小心滑倒”的老人形象。
我退到衛生間門口,對著穿衣鏡里那個頭發花白、神情復雜的自己,扯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苦笑。李建軍啊李建軍,你這輩子光明磊落,從沒弄虛作假,到老了,倒學著演戲了。這要是讓廠里那幫老伙計知道了,不得笑掉大牙?
我深吸一口氣,身體微微后仰,按照這幾天在心里排練過無數次的姿勢,讓自己“砰”的一聲重重地坐倒在地。屁股墩結結實實地挨了一下,尾椎骨疼得我倒吸一口涼氣。很好,這下更像了,疼的表情都不用演。
我調整了一下姿勢,讓自己癱倒的樣子顯得更狼狽、更無助一些。然后,我哆哆嗦嗦地從那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口袋里,摸出我的老年機。手機屏幕上,三個快捷撥號鍵設置得清清楚楚:“大女兒”、“二女兒”、“兒子”。
我該打給誰?
秀芳?她太精明,說不定三言兩語就能聽出破綻。就算信了,她大概率也是派個助理來,或者直接打120,事情就鬧大了。
建國?他離得最遠,干的又是體力活,工地上一天不去就沒一天的錢。我不能因為我這點破事耽誤他掙錢。
那就只剩下秀梅了。她心軟,雖然嘴上會嘮叨,但行動上肯定是最快的。而且,她是家庭主婦,時間相對自由些。
我按下了數字“1”鍵。
電話“嘟……嘟……”地響著,每一聲都像錘子,敲在我的心上。我甚至開始練習我的聲音,要怎么樣才能顯得既痛苦,又不會太夸張。
終于,電話接通了。
“喂,爸,什么事啊?”秀梅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急,背景里還有菜市場嘈雜的討價還價聲。
我清了清嗓子,掐著聲線,讓它聽起來既虛弱又痛苦,還帶著一絲壓抑不住的呻吟:“秀梅啊……是我……”
“爸,你怎么了?聲音不對勁啊。”
“爸……爸剛才在衛生間……不小心滑了一下……”我故意讓自己的話語斷斷續續,充滿了痛苦的喘息,“哎喲……腰……腰好像扭了,動、動不了了……”
電話那頭瞬間安靜了下來,連菜市場的嘈雜聲都仿佛消失了。沉默了幾秒鐘,隨即傳來秀梅拔高了八度的、焦急又帶著點責備的聲音:“爸!你怎么這么不小心!跟你說了多少遍了,衛生間地滑!行了行了,你別動,千萬別亂動,我馬上過去!”
“咔噠”,電話被匆忙地掛斷了。
我躺在冰涼的地磚上,緊繃的神經終于松弛下來。我長長地吁出一口氣,白色的哈氣在初春微涼的空氣里,很快就消散了。我看著天花板上那盞因為受潮而有些發黃的燈,心里頭五味雜陳。
有對自己這番做派的鄙夷和不齒,有對即將到來的“關心”的一絲隱秘的期待,但更多的,是一種連我自己都說不清楚的、徹頭徹尾的悲涼。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要靠“摔跤”這種方式,才能從自己的孩子那里,討要一點理直氣壯的關心。這出戲,還沒開演,我就已經覺得自己輸了。
02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躺在地上,冰冷的地磚透過薄薄的褲子,把寒氣一點點往我骨頭里送。腰上的舊傷,被這寒氣一激,開始隱隱作痛,這下子,倒是由假變真了。我聽著墻上掛鐘“滴答、滴答”的聲音,心里默數著數。
不到四十分鐘,比我預想的還要快。樓道里,由遠及近地響起了高跟鞋“噔噔噔”的急促腳步聲,那聲音敲在水泥地上,也敲在我的心上。緊接著,是鑰匙插進鎖孔的急切轉動聲,因為太急,鑰匙和鎖芯摩擦,發出“嘩啦”的刺耳聲響。
門“砰”的一聲被猛地推開,大女兒秀梅提著一個還滴著水的菜籃子沖了進來。她那頭剛燙不久的卷發,因為跑得太急而有些凌亂,幾縷發絲貼在冒著薄汗的額頭上。當她一眼看到我“癱”在衛生間門口,動彈不得的樣子時,臉色“唰”地一下就白了,手里的菜籃子“哐當”一聲掉在地上,幾根青菜和西紅柿滾了出來。
“哎呀我的爸!你怎么躺這兒了!”她驚呼起來,聲音里帶著哭腔。
她的第一反應不是上前來扶我,而是手忙腳亂地從她那個半舊的皮包里掏手機,嘴里語無倫次地念叨著:“不行,不行,得打120,這萬一傷到骨頭可不是鬧著玩的!”
我一看這架勢,戲要演砸了,趕緊出聲攔住她:“別……別打!秀梅,別打!”我用盡力氣,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就是……就是扭了下,沒那么嚴重,現在緩過來一點了。你扶我到沙發上就行,緩一緩就好了。”
秀梅將信將疑地看著我,又看看手里的手機,猶豫了幾秒,最終還是放下了。她三兩步跨過來,蹲下身,一邊費力地想把我從地上架起來,一邊嘴里像連珠炮似的數落開了,那語氣,是我再熟悉不過的,七分是真實的關心,三分是壓抑不住的不耐煩。
“爸!我跟你說了一百遍了,衛生間地滑要注意,地上有水要馬上擦干!你看看你!我這邊孩子剛送到學校,正準備去菜場給他們爺倆買點排骨,你一個電話,我什么都得扔下,菜買了一半就跑過來了!你說你讓我省點心行不行啊!”
她的胳膊很有力,常年做家務的手臂,比我想象的要結實。我把大半個身體的重量都壓在她身上,她一個趔趄,咬著牙才撐住。我聞到她身上傳來的一股淡淡的油煙味,那是她生活的味道,也是她無法擺脫的、瑣碎的現實。
好不容易,我們倆像兩個喝醉了酒的人一樣,深一腳淺一腳地把我挪到了客廳的沙發上。我一沾到沙發,就長出了一口氣,癱軟下來。秀梅也累得不輕,撐著膝蓋,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
她連口水都沒來得及喝,就直起身,一頭扎進了廚房。很快,里面就傳來了叮叮當當的聲響,是她找到了我藏在柜子里的那個小砂鍋。接著是切菜聲,油煙機“轟”的一聲啟動,滿屋子頓時飄起了雞湯特有的、濃郁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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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在沙發上,聽著廚房里那熟悉的忙碌聲,心里空落落的。這場景,太熟悉了。每次我有點頭疼腦熱,秀梅來了,就是這樣。
她好像覺得,所有的病痛,所有的不適,都能被一碗熱氣騰騰的湯給治愈。湯,是她表達愛的唯一方式,也是她能為我做的,最具體、最實際的事情。
半個多小時后,她端著那個滾燙的砂鍋出來了,臉上被熱氣熏得紅撲撲的。她把砂鍋小心地放在茶幾上,又去拿碗筷,盛了滿滿一碗,吹了吹,才遞到我面前。
“我剛在菜場順手買的半只烏雞,給你燉上了。”她把碗塞到我手里,又去拿了個小勺,“你趁熱喝了,發發汗,暖暖身子骨。我去給你收拾下屋子,你看看這亂的,跟豬窩一樣。”
說完,她就拿起抹布,像一陣不知疲倦的龍卷風,在我這陳舊的屋子里刮來刮去。一會兒嫌窗臺上有灰,用濕布擦得锃亮;一會兒又念叨我把藥瓶子放得到處都是,幫我分門別類地整理好;她甚至跪在地上,用抹布把我剛剛“摔倒”的衛生間地面,擦得一塵不染,連那個被我故意掀起的防滑墊,也給鋪得平平整整。
她的背影在我眼前晃來晃去,嘴里說的話,都圍繞著“家務”、“整潔”和“我的不小心”。
我捧著那碗滾燙的雞湯,湯很香,也很燙,可我的心,怎么也暖不起來。這碗湯里,有雞肉的鮮美,有姜片的辛辣,唯獨缺了一味藥,那味藥叫“傾聽”。
我看著她忙得滿頭是汗的側臉,想跟她說說話,不談我的腰,就聊聊家常。問問外孫的學習怎么樣了,上次期中考試的排名有沒有進步。聊聊她最近是不是又跟那個不怎么著調的女婿吵架了,她眼角的疲憊藏都藏不住。
“秀梅啊,”我試探著開口,聲音因為長時間不說話而有些沙啞,“最近……小軍他……”
“哎呀爸,先別說這些了!”她頭也不回地打斷我,正費勁地拖著客廳的地板,拖把和地面摩擦,發出沉悶的“唰唰”聲,“你趕緊喝湯,涼了就腥了,營養也跑了!我這弄完還得趕在中午放學前去接他呢,他們老師又告狀了,說他上課不聽講,愁死我了……”
她的話匣子一打開,就全是關于她兒子的抱怨和對生活的牢騷。我默默地閉上了嘴,低頭喝了一口湯。很鮮,也很油,膩得我有點反胃。
秀梅把屋子收拾得窗明幾凈,像一個剛剛打掃完戰場的士兵。臨走前,她又細心地幫我把砂鍋里剩下的雞湯倒進保溫桶,放在我的床頭柜上,反復叮囑我今天之內一定要喝完。她甚至把我早上換下的臟衣服也順手扔進了洗衣機,按下了啟動鍵。
她做的每一件事都那么“正確”,那么無可挑剔,像一個最優秀的護工,在盡一個女兒應盡的、清單式的義務。
她站在門口換鞋,那雙半高跟的鞋子上還沾著一點菜市場的泥點。她回頭,看了看躺在床上、面色“蒼白”的我,長長地、重重地嘆了口氣。
那聲嘆息里,包含了太多的東西。有對我的擔憂,有對自己生活的疲憊,有對未來的焦慮,還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爸,你以后可千萬得當心點。我跟秀芳都忙,建國又指望不上,”她頓了頓,補上了那句像針一樣的話,“你要是真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可怎么辦?”
這句話,不偏不倚地扎進了我的心臟。它像一把手術刀,精準地剖開了她所有行為的內核——她怕。她怕我倒下,怕我成為一個需要24小時照顧的病人,怕我這個“父親”的角色,從一個精神上的依靠,變成一個生活上巨大的、甩不掉的麻煩。
而且,她就這么自然而然地,云淡風輕地,把我那個不成器的小兒子,劃到了“指望不上”的行列里。我心里猛地一沉,一種比腰疼更尖銳的痛楚,從心底蔓延開來。
秀梅走了,帶著她的疲憊和嘆息。屋子里又恢復了安靜,只剩下洗衣機“嗡嗡”的轉動聲,和那碗漸漸變涼的、加了嘆氣的雞湯。
03
秀梅前腳剛走不到半小時,二女兒秀芳的電話后腳就跟來了。我還在回味秀梅那聲嘆息帶來的不適,手機就在床頭柜上“嗡嗡”地振動起來。屏幕上跳動著“二女兒”三個字。
我清了清嗓子,繼續扮演我那虛弱的角色,按下了接聽鍵。
“喂,爸。”秀芳的聲音跟她的人一樣,總是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利落和效率感,沒有絲毫拖泥帶水,“秀梅跟我說了。你怎么樣?要不要緊?”
她的關心,像是項目經理在詢問項目進度,直奔主題。
我剛想按照劇本說“沒事,就是扭了下”,她就已經在電話那頭安排好了下一步,根本不給我說話的機會:“我這邊有個非常重要的會,投資方的人都在,實在走不開。這樣,我等下讓我的助理小王先過去看看你,你需要什么讓他去買。我先給你手機上轉五千塊錢,你想吃什么、想買什么藥就叫外賣,現在平臺很方便,千萬別自己再下地弄了,聽見沒?”
“不用不用,我這有錢,你別……”我趕緊推辭,這錢我不能要。
可電話那頭只傳來一句冰冷而堅決的“行了,就這么定了,錢你收著。我先進會場了”,然后就是一陣被掛斷的忙音。
話音剛落,我的老年機就“叮”的一聲,進來一條短信。我瞇著老花眼,湊近了一看,是銀行的到賬通知:【您尾號xxxx的賬戶于x月x日16:21完成一筆收入交易,金額:5000.00元……】
我看著那串冰冷的數字,心里說不出是個什么滋味。錢是個好東西,它能解決很多問題,能買來最好的藥,能請來最專業的護工。但它好像并不能緩解我腰上的疼,也填不滿我心里那個因為孤獨和被忽視而產生的窟窿。在秀芳看來,我的摔倒,我的病痛,就像她公司里遇到的一個突發狀況,是可以用錢和資源來“擺平”的。
我躺在床上,沒有等來她的助理小王。大概是她覺得,錢已經到位,助理的“視察”也就可以省了。
下午三點多,窗外傳來一陣輕微的汽車引擎聲。我挪到窗邊,撩開窗簾一角往下看。一輛擦得锃亮的黑色大奔,無聲地停在了我們這棟破舊的居民樓下。那車跟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像一個穿著晚禮服的貴婦,誤入了鄉下的菜市場。
我知道,是秀芳來了。
果然,沒過幾分鐘,樓道里響起了“叩、叩、叩”的、不緊不慢的高跟鞋聲。她沒有鑰匙,只能敲門。
我掙扎著起身,扶著墻去開門。
門一開,秀芳就站在門口。她穿著一身剪裁得體的米色職業套裝,頭發在腦后挽成一個精致的發髻,臉上化著淡妝,看不出絲毫的疲憊,只有一種常年身居上位者的從容和疏離。她一進門,好看的眉頭就立刻幾不可察地皺了一下。
“爸,您這屋子,是該找個專業的家政公司來徹底打掃一下了。”她的目光沒有落在我身上,而是在快速審視這間在她看來充滿了陳舊和雜亂氣息的屋子,“早就跟您說,請個鐘點工阿姨,您總說不要,省那點錢干嘛。”
她的語氣,不是商量,而是通知。她像一個項目經理在巡視一個年久失修的工程,眼神里帶著專業的挑剔和不容置疑的權威。
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局促地笑了笑:“我一個人,隨便弄弄就行了。”
她沒接我的話,徑直走到客廳,將她那個看起來就很貴的鱷魚皮包放在沙發上,從里面掏出一個厚厚的、嶄新的紅色信封,放在茶幾上,朝我的方向推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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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是兩千塊現金,您拿著零用。手機轉賬您總說不會用,還是現金方便。”她的語氣很平靜,像是在交代一件再尋常不過的工作,“我已經聯系好了家政公司,明天上午就派人過來,給您這里做一次深度保潔。錢從我這兒出,您不用管。”
我看著那個信封,感覺它有千斤重。它不是錢,它是一堵墻,一堵用金錢和效率砌成的墻,把我隔絕在了她的世界之外。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卻發現什么都說不出來。我想要的不是一個窗明幾凈的家,我只是……我只是想她能坐下來,哪怕五分鐘,摘下她那副女強人的面具,像個女兒一樣,問問我這腰到底是怎么個疼法,聽我發發牢騷也行。
“秀芳,你……公司最近,是不是特別忙?”我終于找到了一個話題,盡管它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她正低頭看著手機,手指在屏幕上飛快地滑動著,回復著一條條工作信息。她頭也沒抬,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說:“忙,忙得腳不沾地,連軸轉。下個季度有個大項目要上,整個公司都在加班。爸,您自己多保重,別讓我們分心,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了。”
“別讓我們分心”, “最大的支持”。這句話說得滴水不漏,充滿了理性和邏輯,卻也像一把軟刀子,徹底斷絕了我跟她進行任何情感交流的可能。在她看來,我的“安好”,是她能安心搞事業的前提,是一個后方保障問題。
我忽然想起她小時候。那時候家里窮,她學習好,代表學校去市里參加作文比賽,老師要求穿白襯衫和藍裙子。家里拿不出錢給她買新的,老伴熬了好幾個通宵,用我一件舊的白的確良襯衫,給她改了一件。
秀芳穿著那件明顯不合身的襯衣,站在一群家境優渥的孩子中間,低著頭,從那以后,我再沒見她那么不自信過。
也許就是從那時候起,她就明白了錢的重要性。她拼命地掙錢,是為了不再重復童年的窘迫,是為了能用錢,去填補所有她認為的“缺失”,包括對我的陪伴。
她在家里待了不到十五分鐘,這期間,她接了三個電話,回復了無數條信息。最后,又一個電話打來,她拿起包,像一個即將奔赴戰場的將軍,匆匆對我說了句:“爸我走了,有事給我打電話,家政公司明天會聯系您。”
她便又像一陣風似的離開了。高跟鞋的聲音在樓道里漸漸遠去,最后是樓下車門關閉的悶響和引擎發動的聲音。
屋子里,只剩下那碗已經涼透了的雞湯,茶幾上那兩千塊錢散發出的、冰冷的“關心”,以及我這個被“高效”處理完畢的“項目”。我跟她的距離,好像比這兩千塊錢厚得多了,厚到我伸出手,也再也觸摸不到她了。
04
天色一點點地暗了下來。西邊的天空,被夕陽染成了有些凄涼的橘紅色,光線透過蒙著一層薄灰的窗戶照進來,把屋子里的一切都拉出了長長的、疲憊的影子。我扶著墻,一步一步,像個真正的病人一樣,挪到窗邊。
樓下,鄰居家廚房的窗戶里,一盞盞燈光亮了起來。飯菜的香味,混著孩子們放學后的嬉笑打鬧聲,順著風,飄進我的窗戶。張家的小孫子在院子里追著一只小狗跑,李家的媳婦站在陽臺上喊丈夫回家吃飯。那一切,都充滿了熱氣騰騰的、鮮活的生命力。
而我,像一座被潮水拋棄的孤島,被隔絕在這片人間的煙火氣之外。我的屋子里,只有漸濃的暮色和無邊的寂靜。
我回到沙發上,看著茶幾上的“戰利品”發呆。大女兒秀梅的那碗雞湯,我只喝了兩口,油膩的香味混著她臨走前的那聲嘆息,讓我再也咽不下去。二女兒秀芳的那兩千塊錢,我原封不動地放在那個紅色的信封里,信封的顏色在昏暗中顯得格外刺眼,像一個無聲的嘲諷。
我這一天,到底在干什么?
我像個三歲的小孩,用一種最笨拙、最可笑的方式,向我的孩子們討要糖果。結果,一個給了我一塊我根本不愛吃的點心,另一個則直接扔給我一張足夠買下整個糖果店的鈔票,然后轉身就走。
她們都來了,她們都“孝順”了。在外人看來,我老李該是多有福氣,養了兩個這么能干又孝順的好女兒。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腰還是那么疼,鉆心地疼。而我的心,比腰更疼。
她們看到了我“摔倒”的身體,卻沒一個人愿意彎下腰,仔細看看我那顆早已千瘡百孔的心。她們急著給我一碗湯、一筆錢,急著把我這個“麻煩”處理好,然后回到她們自己那條忙碌的、永不停歇的軌道上去。
我開始不受控制地給還沒出現的、也是我最沒指望的小兒子建國找理由。
他可能真的在哪個偏遠的工地上搶工期,手機沒電了,或者工地上信號不好,根本沒接到姐姐們的電話。秀梅和秀芳,她們大概也覺得,通知建國沒什么用,他來了既不能像秀梅一樣煲湯做飯,也不能像秀芳一樣拿錢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添亂。所以,她們索性就沒告訴他。
對,一定是這樣。
可另一個聲音在我心里說:他就是不在乎。他那個混不吝的性子,說不定正跟工友在哪個大排檔喝酒吹牛,早就把我這個半死不活的老頭子忘在了腦后。
我越想越絕望,心里那點僅存的、對這出戲的結局的期待,也被這無邊的黑夜一點點吞噬。我甚至開始后悔,我根本就不該演這場戲。我像個剝洋蔥的小丑,本想看看芯子是什么樣的,結果剝了一層又一層,辣得自己直流眼淚,最后發現,洋蔥根本沒有芯。
我自取其辱,徹底證明了自己在這個家里的“無用”和“多余”。
就在這種絕望的情緒里,我想起了前幾天的一件事。那天下午,我腰疼得實在受不了,就拄著拐杖,慢慢走到小區門口那家新開的醫療器械店。
我沒進去,我拉不下那個臉。我就站在馬路對面,隔著玻璃,看著店里面陳列的那些東西。其中有一張床,白色的,看起來很高級,旁邊有個牌子,寫著“多功能電動護理床”。我看見店員拿著一個遙控器一按,那床的靠背就自己升了起來,腿部的床板也能抬高。
我站在那兒,看了很久。我想象著,如果我有了那么一張床,晚上想翻身,想坐起來喝口水,就再也不用像打仗一樣了。
正看得出神,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一回頭,是住我樓下的王叔,老王。他也剛買完菜回來。
“老李,看什么呢,這么入神?”他笑呵呵地問。
我有點不好意思,趕緊說:“沒看什么,就隨便看看。”
老王順著我的目光看過去,了然地笑了:“哦,看上那個床了?那玩意兒好是好,就是貴。我老婆去年住院的時候,醫院里用的就是那個。方便是真方便。”他壓低了聲音,湊近我說,“我聽我兒子說,網上有賣二手的,能便宜不少呢。”
我含糊地“嗯”了兩聲,就跟他岔開了話題。我以為這事就這么過去了,可現在想來,老王那了然的眼神,像一根小刺,扎在我的記憶里。
夜,越來越深了。我放棄了掙扎,把自己扔回床上。腰部的舊傷,在絕對的寂靜中,放肆地叫囂著它的存在感,一下一下,提醒著我這場鬧劇的荒謬。我疼得睡不著,腦子里亂哄哄的,就在我半夢半醒,馬上就要墜入一片混沌之際——
樓道里,忽然傳來一陣奇怪的腳步聲。
那聲音很沉重,不快,每一步都像拖著千斤重的東西,在水泥地上摩擦。更奇怪的是,腳步聲里還夾雜著一種“滋啦……滋啦……”的、像是生銹的金屬摩擦地面的聲音。這聲音在萬籟俱寂的夜里,顯得格外尖銳、刺耳。
我心里猛地一緊,這么晚了,會是誰?收廢品的?不可能。小偷?更不像。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屏住呼吸,豎起耳朵。
那沉重的、拖沓的腳步聲,在我的門前,停下了。
我聽見了一陣摸索的聲音,然后,是鑰匙插進鎖芯的、熟悉又陌生的“咔噠”聲。是我給建國配的那把備用鑰匙,他已經有好幾年沒用過了。
“咔噠”,門鎖被費力地轉開了。
門開了,在樓道昏黃的聲控燈光影下,小兒子李建國出現在門口。他滿頭大汗,那件灰色的工裝外套上沾滿了白色的膩子粉和星星點點的油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他身后,還用一根粗麻繩,拖著一個沉重的、半人高的、用舊床單包裹著的大家伙。那東西下面簡陋的鐵輪子,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劃出刺耳的尖嘯,也像一把利刃,徹底劃破了我這一整晚的死寂和絕望。
05
建國站在門口,像一尊沾滿了塵土的雕像。樓道里的聲控燈因為長時間沒有新的動靜,“啪”的一聲滅了,他整個人瞬間被黑暗吞沒。幾秒鐘后,他大概是跺了跺腳,燈又亮了,昏黃的光重新勾勒出他疲憊的輪廓。
他喘著粗氣,胸口劇烈地起伏著。那張年輕卻早已被生活磨礪得有些滄桑的臉上,汗水混著灰塵,劃出一道道黑色的溝壑。他沒先管我,而是轉過身,用盡全身的力氣,將那個用麻繩捆綁著的、沉重的大家伙,一點一點地,費力地拖進了屋里。
那東西太重了,每挪動一寸,底下的鐵輪子就在我家的水磨石地面上,發出一陣令人牙酸的“嘎吱”聲。他把它靠在客廳的墻邊,然后直起腰,隨手用那臟兮兮的工裝袖子,在臉上胡亂地抹了一把,結果抹成了一張大花臉。
他做完這一切,才轉過身,目光投向臥室里、躺在床上的我。
他的視線,像探照燈一樣,先是掃過了我床頭柜上那碗幾乎沒動的雞湯,湯面上已經凝結了一層薄薄的油。然后,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客廳茶幾上,那個在昏暗中依舊顯眼的紅色信封上。
他什么都沒說,只是眉頭皺得更深了,嘴唇緊緊地抿成一條線。
屋子里的氣氛,一瞬間變得非常奇怪,充滿了難以言喻的尷尬和緊張。他風塵仆仆地站在那里,像一個剛從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撤下來的士兵,身上帶著一股塵土、汗水和廉價香煙混合的味道。我則躺在床上,像一個等待宣判的犯人,因為心虛,連大氣都不敢喘。
我們父子倆,就這么隔著幾步的距離,對視著,沉默著。
我的心在胸腔里“咚咚”地打著鼓。我腦子里飛快地轉著,想著該怎么開口,怎么跟他解釋我這一天的鬧劇。跟他說我真的摔得很嚴重?
可我這會兒雖然臉色不好,但看起來并不像個重傷員。跟他說我是裝的?那我這張老臉還要不要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父親,在兒子面前承認自己撒謊演戲,只為了騙取一點關心?
他會不會也像他兩個姐姐一樣,用他自己的方式“處理”我?是罵我一頓“死老頭子就知道折騰人”,還是從口袋里掏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扔給我,然后轉身就走?我甚至已經做好了被他嘲笑的準備。畢竟,在我印象里,他就是這么一個粗線條的、不解風情的、混不吝的家伙。
他終于朝我走了過來。他腳上那雙沾滿水泥點的工裝靴子,每一步都踩得很實,踩在我的心尖上。
他走到了我的床邊。
他沒有像秀梅那樣,一上來就噓寒問暖。也沒有像秀芳那樣,居高臨下地審視和安排。他沒問我摔得怎么樣,也沒說一句“爸你受苦了”之類的、從別處學來的安慰話。
他只是彎下腰,離我很近,近到我能聞到他呼吸里淡淡的煙草味。他仔細地看著我的臉,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一個病人,更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老鉗工,在檢查一個出了故障的零件,尋找著問題的根源。
然后,他伸出手。那是一只粗糙的、布滿老繭和細小傷口的手。他的手,不是來扶我,也不是來幫我掖被子。他只是,輕輕地,掀開了我蓋在腰上的那床薄被。
我的身體因為一整天的疼痛和緊張,下意識地微微蜷縮著。
這個連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最真實的生理反應,卻像特寫鏡頭一樣,被他盡收眼底。
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腰上,停留了足足有半分鐘。
那半分鐘,漫長得像一個世紀。屋子里靜得能聽到墻上掛鐘秒針走動的聲音,一下,一下,又一下,敲得我心慌意亂,坐立難安。
終于,他緩緩地抬起頭,重新看向我。那雙總是帶著點玩世不恭和迷茫神情的眼睛里,此刻布滿了熬夜和疲勞留下的血絲。
他用一種我從未聽過的、沙啞卻異常篤定的語氣,像是在陳述一個他早已知道答案的事實,一字一頓地問:
“爸,你跟樓下王叔打聽醫療床,是不是有一個多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