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溪，當生命被生命撞擊

沙漠的烈日像一塊燒紅的烙鐵，把時間燙得粘稠而緩慢。

在去往片場的路上，齊溪看見一頭驢子——被粗繩拴在樹上，耷拉著耳朵，站著。回來的路上，驢子還在那，安靜地承接著這片土地的酷熱。

她忍不住去想：“如果我去把繩子解開，它是會留在那兒，還是會去找有水源或者陰涼的地方？”

這個“如果”，在她腦海里盤旋了很久。

她感受到一種生命對生命的撞擊，令她不知所措地好奇，卻又抓不住答案。

她選擇看見、記住，等待徹底了悟的一天。

也許，生命本身就是答案。

生動

導演申奧說，在電影《孤注一擲》中，他想塑造的從來不是救世英雄，而是一個個“被命運推著往前走的普通人”。齊溪內化了這一點。

潘文佳第一次亮相，穿著白大褂，邊熟練地整理器械，邊交待工作。同事們給她準備了歡送會，她原本緊繃的臉上多了一絲笑意。

有個細節很精準：

路上，見到遭暴力襲擊的人們四處奔逃，潘文佳果斷下車，目光掃過受傷人群，看到滿臉是血的孩子，她立刻表明身份，戴上袖章開始施救，動作干脆利落。

無需臺詞標榜，角色的職業感立刻就活了。

在齊溪看來，“潘文佳的職業屬性決定了她是一個冷靜思考、有專業技能的人”，同時，這也是一份“底氣”

被綁之后，潘文佳的醫生身份作為一種“資源”，為她增加了存活幾率。

在人質營里，她謹慎自保的同時，沒有丟掉職業底線，會在處理傷患時要求麻藥，也會在極端分子毒打人時出聲喝止。

這種“對抗”，沒有夸張的情緒爆發， 而是真實地出自本能——作為醫生尊重生命、守護生命的本能，這是齊溪心中作為醫生的“紅線”。

潘文佳的特質中，還有幾分生動的機敏和柔軟

與丈夫馬笑重逢后，潘文佳冷靜地與他保持距離，以保證彼此安全。

在那種朝不保夕的險境中，她不斷救人，也不斷觀察，甚至學會了通過星星辨認方向。

當然，還有不斷地告別。

尼泊爾女孩被趕去沙漠，等待她的是漫長的末路。潘文佳摘下自己的頭巾遞給她，沒有多余的安慰，不忍的眼神已道盡疼惜。

與武裝分子頭目的對峙，是影片的一個高潮，也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場戲。

當頭目要求潘文佳承認極端信仰否則就燒死她時，潘文佳沒有歇斯底里地反抗，更沒有求饒。

她被綁起來，渾身淋上汽油，由于情緒激動到了極點而身體顫抖，無法自控地流淚。

但她凝視著頭目的眼睛，字字鏗鏘：“我信，但我相信的和你們不一樣。神主張和平，不是殺戮。”

這場戲的精妙之處，在于齊溪沒有把潘文佳塑造成“天生的勇者”，而是讓她的反抗帶著普通人的恐懼與絕望——當絕望被點燃之后，反而鍛造出一種決絕。

正如齊溪所說：“我覺得她（潘文佳）在那一刻其實是非常絕望的，既然都活不下去了，我為什么不能說著我想說的事呢？”

潘文佳的所言所行，不僅是反抗，更是一個人在生命最后時刻對尊嚴、情感與認知的捍衛

齊溪說，拍這場戲之前很焦慮，擔心法語臺詞卡殼或“被氣頂著”話到嘴邊說不出，最終，她順利地完成了“一條過”。

她將此歸功于“電影之神的眷顧”，而事實上，“一條過”的背后，是一條完整的情緒伏線。

在那個充斥著槍聲、鮮血與絕望的時空里，人們戰戰兢兢求生，而潘文佳完成了恐懼與勇氣的共生。

生命

在齊溪看來，潘文佳的骨子里有一股韌性，與她的職業素養相輔相成。

同時，母親的身份對潘文佳來說非常重要。

“她承擔了另一個生命在自己身上，要保護孩子的那份責任感讓她更頑強，好像‘生存的潛能’的開關被激發了，所以她會有一種很奇妙的生命力爆發出來。”

彼時的齊溪，正與潘文佳共享著“母親”的身份。生命體驗的重疊，讓表演有著無需設計和修飾的真實，像呼吸一樣。

電影里有一個情節，綁匪舉著槍一個個處決人質，潘文佳閉上眼睛，被槍聲嚇得顫抖，雙手下意識地捂住小腹。

這個細節， 不用演，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一個動作，就讓人讀懂獨屬于母親的軟肋與鎧甲。

《用武之地》在地表溫度接近50°的撒哈拉沙漠取景，那兒蒼茫而炙熱，“沙子像剛燒開的開水一樣燙”。

齊溪在那里待的時間不長，但沙漠教給她的，是關于生命的寓言。

“沙漠提供給我的是一種奇觀，”她說，“有時它溫暖、漂亮，有時它極度危險。面對大自然，你只能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在那個環境下生存下來的一切。”

她回憶起生活沙漠里的人們，如何在白日的酷熱中蟄伏，在夜晚的涼意里鮮活地涌現，逛街，交談，生活，整個城市就那樣“活”起來。

有時，一個生命會狠狠撞過來，撞出她從未觸及的生命體驗。

比如那頭烈日下的驢子，提起它，齊溪的語速慢了下來，像在回溯一個揮之不去的畫面，“它是有人家養的，但我特別、特別想去解開它的繩子。”

這個未付諸行動的念頭，成了她心底一個柔軟的結。

“那一刻我非常敬佩，生命是如此堅韌、強悍。那么毒辣的日光……”她停頓了一下，“但它就在那里，站著，活著。”

“活著”，絕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存在，它是生命個體對個體的看見與共振。

這種奇妙的共振，同樣流淌在片場。

在拍攝那場驚心動魄的對峙戲時，圍在齊溪眼前的，是許多張生動的面孔。

“不同國籍的演員，用特別善良、有愛的眼神看著我，他們是真心為我那一刻的處境感到焦慮和緊張。”

齊溪看見他們捂著嘴，眼神焦灼，仿佛她真的是那個命懸一線的女醫生，是他們想要保護的、一個普通的陌生人。

一瞬間，她更懂了潘文佳——勇氣和絕望之余，是那些來自陌生人的善意，讓她覺得，自己不能就這樣死去。

恐懼是真的，但支撐恐懼之下那永不倒塌部分的，是人與人之間最質樸的善意。

而最好的表演，也是據實地“反饋”心靈深處感受到的震顫。

早幾年從文藝片中“認識”的齊溪，敏感、偏執、冷冷的。

這幾年活躍在大銀幕上的齊溪，堅韌、通透、有溫度。

《用武之地》中的志愿醫生、《不虛此行》中的天水女孩，《奇跡·笨小孩》里有聽力障礙的媽媽，《第八個嫌疑人》里選擇隱忍的殺人犯的妻子……

而眼前的齊溪，坦誠、明快，所有關于個人感受的表達都質樸而清醒。

我們聊起那個女孩——《用武之地》首映禮上，有個女孩談起自己的經歷和她從潘文佳身上感受到的力量，映后互動結束后，齊溪徑直走向觀眾席，抱了抱她，想和她多說兩句。

聊起觀眾常提起的，她身上的那股“勁兒”。

齊溪說直到現在也沒太搞清自己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是一個堅強的人，還是一個脆弱的人？說實話，我真的還是不太知道。”

至于那股“勁兒”，也許是自己性格特色中的一些東西，由導演作出了特別好的“提煉”與“傳遞”。

有意思的是，她無意中撕下了我對演員職業的某種刻板印象

印象中，演員是不斷“輸出”的工作，表演很大程度上是不斷消耗自己的生命體驗，于是我好奇齊溪會怎么“輸入”。

而她很坦誠地給了我一個“相反視角”的答案——

“我現在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我感覺我更多的輸出是在家里面，如果是去劇組其實對我來說是充電，因為我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他們都在傳遞非常善意和專業的能量給我。”

當然，生活是永遠的出入口。

“生活里面所有的細節以及感受，我不會放棄它，也不會關掉自己的那雙眼睛，就像看見那頭驢子一樣……所有的大事和小事，其實全部都是我們演員賴以生存的養分。”

我想起《奇跡·笨小孩》中的汪春梅，一名有聽力障礙的女工，也是一位單親媽媽。她活得很認真，很用力。

看電影時注意到一個細節：

春梅能敏銳地感知交流對象的壞情緒，因此在側耳去聽人說話之前，先瞪大眼睛，奉上一臉討好的笑——這是她本色中的燦爛，也是生活練就她的下意識。

還有一部我個人挺喜歡的作者電影，《平靜》。

齊溪在片中飾演導演本人，一個剛分手的文藝片導演，四處旅行，在走走看看中平復內心的痛楚。

齊溪最重要的表演任務，就是“看”：看山、看雪、看樹、看水、看人……

直到有一刻，齊溪靜靜地看著眼前白茫茫的雪，她看進去了。

她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但時間如此清晰地從眼前流過。一切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一切又如此震撼地發生了。

那同樣是屬于她的電影“神跡”時刻。

如同沙漠里，一株植物遇見水。

它不會表演“生長”，它只是生長。

戲拍完了，但有些東西留了下來。

就像沙漠晝夜驚人的溫差、驢子沉默的站立、掌心下意識護住的一片溫熱……

它們都默默留在齊溪身體里，長出新的年輪。

對話的最后，齊溪說，她想演“亦正亦邪”的角色，想探索人性里那些模糊的的角落。

作為觀眾，我同樣期待看到更多面的她。

表演和生命一樣，是一條長長的河流。它會裹挾著生活里的歡笑、淚水、迷茫、熱望……緩緩流向更遠的地方。

每朵浪花里，都藏著一個關于“活著”的故事。那些動人的瞬間，我想聽齊溪自己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