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二號人物，毛主席唯獨不接受他投降，老蔣坦言也想干掉他

1949年4月的一天夜里，南京總統府地下室燈火通明。蔣介石拿著幾封情報電報，盯住“何應欽”三個字冷笑：“留他有何用？”身旁的陳布雷低聲提醒：“委員長，動不得，他的同鄉系還在部隊。”蔣介石沒有再說話，把文件用力摔到桌上。就在同一時刻，何應欽也在思索退路，甚至托人向北平打出訊息，表示愿“以個人身份歸順”。

掀開二十余年的舊賬，這位黃埔一期總教官表面上與蔣介石如同患難兄弟，實則暗流洶涌。1924年共辦軍校，1925年東征陳炯明，何應欽確實救過蔣一命，蔣因此把他捧作“國府柱石”。然而好光景不過三年。1927年“蔣桂戰爭”前夕，龍云、李宗仁聯手逼宮，蔣被迫在廬山宣布“引退”。關鍵時刻，眾將或電邀或作保，唯獨何應欽閉口不言。蔣登船離開上海那天，船尾飄著濃煙，他對黃昏的江面說了句：“老何這顆心，我看透了。”

一次沉默，埋下猜忌；第二次則幾乎要命。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留守南京的何應欽主持緊急會議，提案“空襲西安、出兵潼關”，被宋美齡當場頂回：“炸死委員長怎么辦？”會后，何應欽還私下起草“陜甘剿共”計劃，妄圖借機收攏第四、五戰區的兵權。蔣被釋放返京后，外表不動聲色，卻在日記里留下八個字：“老何可用，可殺更佳。”

有意思的是，整整八年抗戰，何應欽名義上是陸軍總司令，卻握不到一個整編師。前線調度全由參謀本部與軍令部雙線匯蔣，何只能在地圖上涂來改去。軍事才華有，卻無施展空間，心中怨氣日積。為自保，他選擇與日方秘密接觸——1938年武漢失守后，岡村寧次曾派人赴衡陽面晤何，應允“共抗赤化”，雙方以暗語“稻田工程”互通情報。這一手，后來成為毛澤東斷然拒絕其投誠的關鍵證據之一。

1945年9月9日，南京梅園新村投降儀式。鏡頭定格在岡村寧次雙手呈交降書，何應欽竟起身欠身相接。不少在場記者當即皺眉，中文《中央日報》次日刪除了那張照片，但路透社底片還是傳到重慶。蔣介石見報后鐵青著臉，道：“不知羞恥。”從此更無讓何應欽染指兵權的可能。

抗戰結束僅一年，何應欽被外放美國“考察軍政”，名為深造，實為流放。1948年返臺，他發現自己不過虛銜委員。可他不甘心，仍利用在陸軍系統的老部下經營小圈子。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橫掃大江南北，何應欽眼見大勢去矣，派人輾轉聯系北平地下黨，放出風聲：“愿盡余年之力，效忠人民政府。”情報送到西柏坡。毛澤東放下電文，只說了一句：“此人不收。”

為何“唯獨不收”？決策者給出了三條理由。第一，抗戰時期暗通日方，血債難赦。第二，日軍投降儀式上的卑態，激怒了千百萬軍民。第三，1945年底，東北日降軍火庫被國軍第九兵團接收，正出自何應欽授意，日軍得以攜械同國軍對我主力開火。若今日讓他披上“革命”外衣，天下寒心。

蔣介石畢竟沒有真動手解決何應欽，原因同樣現實：其湘籍、桂系人脈仍在，在臺軍方也有余威。除掉他，軍心未必穩。再者，何已失勢，留著當擺設，比樹敵劃算。蔣對幕僚講過一句大白話：“活著的老何，比死了的老何安全。”這話乍聽荒唐，細想卻不無道理。

1987年10月21日，何應欽在臺北病逝，享年九十四歲。訃告只用了三行字，淡得像一縷秋風。昔日“二號人物”終成政治孤影。世事輪轉，再沒有人談論他的“軍令如山”，也無人替他辯解當年的“躬身接降”。留下的，不過是文件堆里紅藍墨跡，一行行參差不齊的批示。今人翻檢檔案，會發現兩位曾經的最高決策者——一位是蔣介石，一位是毛澤東——在某個問題上罕見地達成了默契：何應欽，這個人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