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的那個五月,長安城里的空氣簡直沒法聞。
不是因為熱,而是因為那股子揮之不去的焦糊味。
權(quán)傾朝野的董卓被點了天燈,那一身肥油流得滿地都是,燒了好幾天都沒熄。
這時候的司徒王允,站在未央宮高高的臺階上,手里攥著漢獻帝這張“超級飯票”,感覺自己簡直就是天選之子。
在他看來,除掉董卓這個國賊,大漢王朝的那些爛攤子馬上就能收拾利索。
可是,誰能想到呢?
這位剛剛拯救了帝國的“救世主”,在短短六十天后就會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更沒人能預料到,真正把東漢最后一絲元氣埋進土里的,根本不是那個殘暴的董卓,恰恰是王允那個看似正義凜然、實則腦子缺根弦的決定——“不赦”。
說實話,這事兒吧,越復盤越覺得離譜。
當那封“拒絕赦免”的詔書送到陜地的時候,李傕和郭汜這兩個董卓的老部下,其實早就嚇破膽了。
他們把細軟都收拾好了,甚至連跑路的路線都規(guī)劃得明明白白。
按照江湖規(guī)矩,樹倒猢猻散,老大都被點了天燈,底下的小弟們誰還有心思報仇?
大家想的都是怎么保住項上人頭。
此時的西涼軍團,就像是一群沒了頭狼的哈士奇,惶惶不可終日,甚至有人提議地解散部隊,各回各家,回涼山放羊去算了。
畢竟大家出來混是為了求財,誰愿意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玩命啊?
但歷史沒有如果,王允那個“道德潔癖”發(fā)作了。
這老頭覺得一年之內(nèi)不能搞兩次大赦,尤其是對這群“助紂為虐”的涼州人,必須得清算。
這消息一傳到李傕、郭汜耳朵里,無異于晴天霹靂。
本來只想求條生路,現(xiàn)在朝廷是逼著大家走絕路。
這就像現(xiàn)在的公司裁員,不給賠償金就算了,還要把員工送進去踩縫紉機,這誰受得了?
就在這群武夫準備各自逃命的絕望時刻,那個被稱為“毒士”的賈詡站了出來。
這哥們絕對是個狠角色,他冷冷地拋出了一句足以改變?nèi)龂呦虻脑挕?/strong>
意思很簡單:你們現(xiàn)在扔了軍隊單跑,一個小小的亭長哪怕帶兩個民兵就能把你們綁了送官領(lǐng)賞。
既然橫豎是個死,不如玩把大的,殺回長安去。
贏了,那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輸了,那時候再跑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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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瞬間點燃了賭徒們的瘋狂基因。
這就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既然朝廷不給活路,那就自己殺出一條血路。
李傕和郭汜一咬牙,決定“單車變摩托”。
但說實話,他們心里也虛得不行。
畢竟長安城里還有那個號稱“人中呂布”的戰(zhàn)神坐鎮(zhèn)。
僅憑他們手頭這點殘兵敗將,去碰呂布的方天畫戟,那純屬是拿雞蛋碰石頭。
于是,一場堪稱教科書級別的“滾雪球”式行軍開始了。
這正是被后世很多人忽略的關(guān)鍵細節(jié)——這根本不是簡單的造反,而是一次西涼軍事集團的絕地大重組。
他們打出的旗號是“為太師報仇”,聽著挺感人,但真正的核心驅(qū)動力就兩個字:“恐懼”。
這股恐懼感像病毒一樣迅速蔓延,把原本散落在各地的西涼軍頭們?nèi)课搅诉^來。
第一個響應的是張濟。
這人在董卓手底下就是個實力派,官拜中郎將,手里攥著數(shù)千精銳。
他加入根本不是為了李傕,他是為了自己那顆腦袋。
既然王允不給活路,那就跟著李傕干一票大的。
張濟這一來,不僅帶來了兵力,更帶來了資歷和威望,讓這個草臺班子瞬間有了正規(guī)軍的氣象。
緊接著是樊稠。
這人是典型的西北猛將,打仗不要命,但腦回路比較直。
一聽到朝廷要清算涼州人,樊稠二話不說,帶著本部兵馬就匯入了洪流。
這還沒完,李蒙、王方這兩個原本駐守在長安周邊的董卓舊部,看到大勢已去,再加上對王允排外政策的恐懼,竟然在李傕大軍壓境的時候,直接選擇了倒戈,當了帶路黨。
更有意思的是楊奉。
這位老兄出身白波軍,也就是黃巾軍的余部,本來跟西涼軍那是八竿子打不著。
但在亂世之中,這就叫“投名狀”。
楊奉敏銳地嗅到了王允政權(quán)的脆弱,帶著他的江湖武裝加入了這支復仇大軍。
還有那個一直行事低調(diào)的段煨,作為董卓曾經(jīng)倚重的中郎將,此時也被裹挾進了這場洪流。
就這樣,一支原本只有幾千人的逃亡隊伍,在沿途恐懼與利益的驅(qū)使下,像吸鐵石一樣瘋狂吸納各路兵馬。
等到大軍抵達長安城下時,李傕驚訝地發(fā)現(xiàn),自己身后竟然已經(jīng)是旌旗蔽日,兵力膨脹到了驚人的十余萬。
這不僅僅是數(shù)字的堆砌,這是六大猛將加上十萬亡命之徒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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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每一個人都清楚,攻不破長安,等待他們的就是滅族。
這種背水一戰(zhàn)的爆發(fā)力,是長安城里那些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守軍根本無法想象的。
面對這鋪天蓋地的十萬大軍,王允手里的底牌雖然是呂布,但也獨木難支。
呂布確實勇冠三軍,在城外打了幾場勝仗,可對于擁有十萬兵源的西涼軍來說,這點損失不過是九牛一毛。
西涼軍采取了最無賴也最有效的戰(zhàn)術(shù)——圍城。
這時候的長安城,外面是強敵壓境,里面是王允的高壓統(tǒng)治,人心早就散了。
真正的崩盤發(fā)生在圍城的第八天。
那座堅固的長安城墻并不是被攻破的,而是從內(nèi)部瓦解的。
《后漢書》里那句冷冰冰的“呂布軍有叟兵內(nèi)反”,道盡了王允政治上的徹底失敗。
所謂的“叟兵”,就是呂布軍中的蜀地士兵。
這群人為什么要反?
理由很簡單,他們看透了,跟著王允和呂布這條沉船沒有未來,而城外的李傕、郭汜代表著當時最純粹的暴力和生存法則。
城門大開的那一刻,呂布回頭看了一眼大勢已去的長安,帶著百余騎狼狽出逃。
臨走前,他還是講義氣的,想帶上王允一起跑。
他拒絕逃跑,選擇留在那,面對他親手制造出來的這群“野獸”。
李傕和郭汜沖進皇宮時,想必心情是復雜的。
幾個月前,他們還是準備在山溝里放羊的逃犯,現(xiàn)在卻成了把持朝政的主宰。
這劇情反轉(zhuǎn)得,連編劇都不敢這么寫。
王允最終被殺,他的頭顱被掛在長安街頭,和他痛恨的董卓一樣,成了這個時代的祭品。
這場長安之戰(zhàn),表面上是李傕、郭汜的軍事勝利,實則是王允的政治自殺。
他硬生生把原本一盤散沙、互相猜忌的六大軍頭,逼成了一個緊握的鐵拳。
十萬大軍攻破長安,不僅宣告了王允“士大夫理想國”的破滅,更開啟了一個比董卓時代更加混亂、更加無序的軍閥混戰(zhàn)時代。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荒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的,往往不是因為手中的牌太差,而是因為握牌的人,太把自己當回事了。
參考資料:
范曄,《后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
陳壽,《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中華書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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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二》,中華書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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