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教育部2026年起全國禁購校外商業試卷

12月16日，教育部扔下重磅炸彈：2026年開始，全國中小學一律不準再買校外商業試卷，各種“周周測”“月月練”直接消失，小學一、二年級連紙筆考試都不用！

此前，很多家長還在群里討論寒假買哪套“沖刺密卷”，如今，政策先到了，直接把整個教輔市場按下暫停鍵。

從2026年起，校外商業試卷全面退出中小學課堂，小學低年級連紙筆考試都不安排了。

這場看似安靜的改革背后，瞄準的，是長年纏繞在學生、家長和老師身上的“題海焦慮”。

這個冬天，對于教輔行業而言異常寒冷，但對于中國的教育生態來說，卻是在經歷一場痛苦卻必須的刮骨療毒。

這場改革手術的第一刀，精準地切向了長在教育肌體上那個叫做“懶政”的毒瘤，長久以來，在這個看起來封閉的圍墻內，其實早就形成了一條畸形的利益輸送帶。

曾幾何時，為了所謂的升學率數據漂亮，或者單純為了省去教研的精力，一些學校和老師選擇了最廉價的捷徑——“外包”，成箱成箱印著花哨封面的“單元測”“周周練”被卡車運進校園，擺上講臺。

在這個閉環里，教輔商賺得盆滿缽滿，中間的經手人或許還拿了回扣，老師則把自己退化成了發卷子的機器，但這種“工業化”的代價，全都有毒。

想想看，當一份被奉為“金題”的卷子上，竟然赫然印著連基本地理常識都搞錯的“黃河是我國第一長河”，這種帶著低級印刷錯誤的廢紙，居然能因為“名師監制”的噱頭身價倍增，這是何等的荒誕。

甚至可以說，這是對教育尊嚴的一種褻瀆。

監管部門這次沒打算留情面。

僅僅在2025年12月這一個月的時間窗口內，順著線索摸排，查處的違規采購試卷數量就高達驚人的12萬多份，這不是簡單的紙張堆疊，這是12萬次對教育初心的背離。

哪怕生意“換個馬甲”，在這個嚴防死守的體系下也難以死灰復燃。

這場清洗留下的巨大真空，直接把壓力傳導到了那個最關鍵的角色身上——老師。

過去的“拿來主義”行不通了，對于那些習慣了手里有現成卷子、桌上有標準答案的老師來說，這根粗暴抽走的“商業拐杖”，讓他們踉蹌了好幾步，從2026年開始，所有的練習必須“自產”。

這不僅僅是加班出題那么簡單，這在倒逼著每一個站在講臺上的人重新思考“如何教書”。

在南京，一種叫做“三審三備”的紅線標準已經立了起來，一道題目想要出現在學生面前，得先過備課組、再過教研組、最后還得通過校級委員會的“安檢”，這哪里是在出作業，簡直是在搞科研。

于是我們看到了上海深夜教研室長亮的燈光，那里沒有了以前分發試卷的輕松，取而代之的是老師們為了一個題干表述的精準度爭得面紅耳赤。

雖然有人喊累，但在這些疲憊的身影中，一種久違的職業尊嚴正在回歸。

因為只有當一個老師必須親手打磨每一個問題時，他才會驚覺，以前自己對著現成答案畫勾時，可能根本不知道臺下那些迷茫的學生究竟被卡在了哪個知識點的關口。

當然，如果僅僅是依靠老師的“肉身”去填補商業試卷退場后的深坑，這場改革注定難以持久。

國家并不是在盲目地拆房子，在拆掉危房的同時，50個億的真金白銀已經砸了下來，這筆專項資金就像是新鮮的血液，直接輸送給了學校研發作業和試題的支持系統。

這不是簡單的撒錢，而是在重構一個“國家級題庫”，當你打開現在的國家智慧教育平臺，會發現那里已經不是荒蕪之地，超過1.5萬道經過層層篩選的高質量練習題正安靜地躺在那里。

這就是國家給出的底氣：不管是哪個角落的師生，都能免費通過這個“國家-省-校”的三級供血系統，獲取最優質的資源。

技術的溫情也在這個時刻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廣州，區塊鏈技術被意外地引入了教育資源共享，這不是炒作概念，而是實打實地打破壁壘。

通過“跨校聯編”模式，名校老師絞盡腦汁設計出來的好題，一旦“上鏈”，就成了公共資源。

這種去中心化的流轉，讓那些偏遠山區的孩子，哪怕沒有昂貴的學區房，也能在作業本上遇到省城名師的智慧，這才是技術對于教育公平最動人的注腳。

當試卷不再是流水線上冰冷的工業品，題目本身也開始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就是改革最核心的“里子”——我們到底要考什么？

再看江蘇的數學題，不再是數字堆砌的游戲，而是讓孩子去統計班級圖書角的借閱情況并做圖表分析，數學，終于回歸了它作為工具解決實際問題的本原。

更激進的實驗正在武漢發生，那里出現了“無試卷周”，沒有了白紙黑字的考卷，孩子們交上來的，是關于校園交通安全的實地調查報告，是對小區植物種類的觀察記錄。

而在深圳，“作業超市”更是把選擇權還給了學生，必做、選做、挑戰，題目分了級，孩子不再是被動填充知識的容器，而是成了自己學習的主人。

這一切的變化，對于特別是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來說，意味著童年不再被紅色的叉號定義。

政策明確規定：低年級連紙筆考試都不安排了，其他年級的考試頻次也被死死卡住，排名榜更是成了歷史。

可是，在這個除舊布新的過程中，最煎熬的或許是家長。

對于鄭州的李女士來說，這場改革最直觀的沖擊是雙重的，一方面，確實是實打實的省錢，以前每年要砸進大幾千塊買那些只有賣廢紙時才覺得沉重的試卷，現在這筆錢省下來了。

看著孩子不再為了刷題熬得雙眼紅腫，深夜哭泣，作為母親，生理上的心疼得到了極大的緩解。

但這種松綁的快感過去后，緊接著襲來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心慌，長期浸泡在“題海戰術”里的中國家長，面對這個突然“留白”的未來，產生了劇烈的戒斷反應。

沒有了那張滿是紅叉和對勾的試卷，沒有了全班大排名的刺激，很多家長覺得自己瞎了。

“如果不刷題，怎么保證成績？”“學校自己出的題萬一水平不行怎么辦？”“會不會有門路硬的人在搞地下教輔？”這些疑問像幽靈一樣在家長群里盤旋。

這種因為陌生而產生的恐懼是真實的，畢竟，在分數的指揮棒徹底改變揮舞方式之前，沒人敢輕易相信所謂的素質教育能換來一張名校的入場券。

但無論焦慮多么洶涌，2026年這個時間節點就像一個定海神針，已經扎在了那里，它不僅僅是一次教輔市場的整頓，更是在逼迫所有人厘清一個根本問題：

我們是要繼續批量生產只會做標準答案的刷題機器，還是要培養一個個眼里有光、腳下有路、能解決現實問題的鮮活個體？

當芬蘭取消統一考試、新加坡大力推廣項目制學習時，我們曾那是遙遠的“他山之石”，如今，我們正在親歷這場從評價體系根部發起的進化。

商業試卷被清空出場后留下的空白，恰恰是教育原本該有的生長空間。

這注定是一條布滿荊棘的路，老師的能力斷層要補，家長的慣性焦慮要平，資源的分配要磨合，但這趟列車已經沒有了回得去的路。

當你在未來的某個課堂上，看到孩子面對探究性問題開始閃爍出思考的光芒，而不是像條件反射一樣報出標準答案時，或許那一刻，我們才會真正明白這場耗費巨大的改革，其終局的意義究竟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