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5年8月13日,東京審判的證物整理室里,一本沾滿血跡的筆記本被送到了翻譯官林慧敏的手中。她接過筆記本的瞬間,手指不自覺地顫抖起來——封面上用日文寫著"東條二郎的私人日記"。筆記本的邊緣已經泛黃發脆,有些頁面上還殘留著暗褐色的斑點,那是血跡干涸后留下的痕跡。
林慧敏展開第一頁,映入眼簾的第一句話讓她幾乎站不穩:"今天,我終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地獄'。不是我們制造的地獄,而是我們自己正身處其中。"這句話用顫抖的筆跡寫成,每個字都像是在控訴,又像是在懺悔。
這本日記的主人東條二郎,是一名普通的日本士兵,1937年隨部隊來到中國。林慧敏深吸一口氣,開始逐字翻譯這本用罪惡寫成的證詞。窗外的陽光透過百葉窗照進來,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光影,仿佛監獄的鐵柵欄。
1937年12月10日,這是東條二郎日記中有記載的第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日子。那天部隊進駐南京城外,長官集合所有士兵訓話。東條在日記中寫道:"長官說,這座城市里的人都是敵人,不分男女老幼。他的聲音很平靜,就像在說今天的天氣一樣。我看到旁邊的老兵們眼中閃爍著奇怪的光,那種光讓我感到不安,就像餓狼看到獵物時的眼神。我身邊的田中小聲說'終于可以放松一下了',我問他什么意思,他沒有回答,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
第二天,東條二郎跟隨小隊進入城內"清理"。他在日記中用極其克制的筆觸記錄了所見:"街道上到處是尸體,有些還在抽搐。空氣中彌漫著血腥味和硝煙味,我幾次想吐,但強忍了下來,因為老兵們會嘲笑我軟弱。我看到山田伍長拖著一個女孩進了屋子,那女孩看起來只有十五六歲,她拼命掙扎,嘴里喊著我聽不懂的話。山田伍長出來時整理著腰帶,臉上掛著滿足的笑容。女孩再也沒有出來。我問他為什么要這樣,他反問我:'你是不是男人?戰場上的戰利品,不享受白不享受。'然后其他人都笑了,只有我站在那里,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晚上回到營地,我躲在角落里嘔吐。班長看到了,走過來說:'東條,你得學會適應。戰爭就是這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些人不是人,只是工具,用完就扔。你要是一直這么唧唧的,在部隊里是活不長的。'我點了點頭,但心里在想,如果活著需要變成這樣的人,那還不如死了。"
林慧敏翻譯到這里,不得不停下來平復呼吸。她想起自己曾經在史料中看到過的數字,那些冰冷的統計數據背后,原來是這樣具體而鮮活的罪惡。但更可怕的內容還在后面。
12月15日的日記中,東條二郎記錄了一場"競賽"。他寫道:"今天長官組織了一場'試膽大會',看誰能用最短時間殺死最多的人。我被強制參加,分配到的區域是一處難民收容所。當我推開門,看到擠在一起的婦女和兒童時,我的手在發抖。她們看著我,眼中滿是恐懼,有個抱著嬰兒的女人跪下來,不停地磕頭,嘴里說著什么。我聽不懂,但我明白她在求饒。"
"但身后的監督官一直盯著我,手按在腰間的手槍上。我知道如果我不動手,下一個死的就是我。軍隊里有明確的規定,拒絕執行命令者格殺勿論。我想起家里的父母,想起還在等我回去的未婚妻,我告訴自己,我必須活下去。"
"我閉著眼睛揮下了刀。第一刀、第二刀、第三刀...我不知道砍了多少下。耳邊是尖叫聲、哭喊聲,還有監督官的催促聲。當我睜開眼睛時,地上躺著七個人,其中三個是孩子。最小的那個孩子,手里還抓著一個布娃娃。監督官拍著我的肩膀說:'不錯,東條,你終于像個軍人了。今晚有額外的酒喝。'但我覺得自己已經不是人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想要麻醉自己,想要忘記白天發生的一切。但酒精只會讓噩夢更加清晰。我在夢里看到那個抱著布娃娃的孩子,她睜著眼睛問我:'叔叔,我做錯了什么?'我想回答,卻發現自己說不出話來。"
日記翻到中間部分,林慧敏看到了最讓她震驚的內容。那是1938年2月的一個晚上,東條所在的部隊遭遇了中國軍隊的伏擊,對方隊伍中有女兵。戰斗持續了整整一夜,天亮時日軍取得了勝利,但也付出了慘重代價。東條的班里死了三個人,他自己的肩膀也中了一槍。
東條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戰后發生的事情:"我們在戰壕里發現了三名女兵的尸體,她們穿著破舊的軍裝,手中還握著步槍。其中一個女兵看起來很年輕,大概二十歲左右,臉上還帶著未散的英氣。我想,她一定是個勇敢的戰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還在為國家戰斗。我以為戰斗已經結束了,但我錯了。"
"幾個老兵圍了過去,開始扒她們的衣服。我難以置信地問:'她們已經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