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沈醉回憶錄》《軍統內幕》《戰犯改造所見聞》及相關歷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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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8日,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院子里,秋風吹過枯黃的梧桐葉。
徐遠舉站在窗前,看著遠處那扇即將打開的大門。這一天,第二批特赦名單公布,沈醉的名字清清楚楚印在紙上。
周養浩坐在床邊,手里捏著半截香煙,煙霧在狹小的監室里緩緩上升。兩個人誰都沒開口,但心里都在想著同一件事——為什么是沈醉。
三個人都是軍統出身,都在1949年12月那個寒冷的夜晚被盧漢扣押在昆明。
論資歷,論職位,徐遠舉是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周養浩是副區長,沈醉只是云南站站長。論罪行,三個人誰也不比誰少。可現在,沈醉要走了,而他們還得繼續待在這高墻之內。
【一】軍統三劍客的末路
1949年12月8日傍晚,一架從重慶飛來的專機降落在昆明巫家壩機場。艙門打開,徐遠舉和周養浩走下飛機。
兩人原計劃在昆明加油后繼續飛往海南,那時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很多高層人員都在往南方撤退。
徐遠舉時年35歲,1914年出生于四川西昌。他從1932年加入軍統開始,一路爬升到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的位置。
抗戰勝利后,徐遠舉被派往重慶,負責鎮壓共產黨地下組織。1946年1月,他擔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7月調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
在他的主持下,《挺進報》事件中有130多名地下黨員被逮捕,其中大部分被殺害。1948年,徐遠舉升任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管轄川、康、滇、黔四省的特務機構。
周養浩比徐遠舉年長8歲,190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與戴笠、毛人鳳是同鄉。1933年從上海法學院法律系畢業后,經戴笠介紹加入復興社特務處。
周養浩舉止斯文,但手段狠辣,在軍統內部被稱為"書生殺手"。他先后擔任息烽監獄主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1948年升任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
1949年9月,周養浩參與策劃殺害楊虎城將軍的行動。
沈醉那時已經在昆明待了一年半。1914年6月3日,沈醉出生于湖南湘潭。1932年,18歲的沈醉經姐夫余樂醒介紹加入復興社特務處,成為戴笠的學生。
沈醉頭腦靈活,辦事精明,很快就在軍統中嶄露頭角。1942年,年僅28歲的沈醉被提拔為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在軍統中以"年紀小、資格老"著稱。
戴笠對沈醉十分信任,將許多重要任務交給他辦理。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飛機失事在南京戴山遇難后,軍統改組為保密局,毛人鳳擔任局長。
毛人鳳對戴笠的舊部并不信任,逐步排擠這些人。1948年5月,沈醉被派往云南,擔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長,名義上是重用,實際上是發配邊疆。
1949年11月20日,沈醉接到蔣介石的任命,擔任云南專員公署主任與游擊總司令,晉升為中將。
這個任命來得突然,但沈醉心里清楚,這不過是臨時抱佛腳,大局已定,這些職務都沒有什么實際意義。
12月8日這天,徐遠舉和周養浩抵達昆明后,發現機場的情況不對。原本說好的燃油遲遲不見蹤影,機場負責人推說要等一等。兩人在候機室等了幾個小時,天色漸黑,燃油還是沒有著落。
當晚9點,盧漢以"張長官蒞昆"為由,在五華山公館召開緊急會議。
被邀請參加會議的有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師長石補天、空軍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憲兵副司令李楚藩,還有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
這些人陸續到達盧漢公館后,綏署警衛營營長龍云青帶人把他們的副官、衛士和司機全部繳械扣留。
隨后,這些國民黨軍政要員被分批押上汽車,解到五華山光復樓三樓扣押。12月9日晚上10點,盧漢通過電話總機向各機關部隊發布命令,宣布云南起義。
他在廣播講話中宣布:"茲為保全全省1200萬人民之生命財產,實現真正和平和民主統一起見,特自今日起脫離國民黨反動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12月10日黎明,五華山了望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云南和平解放。
【二】白公館的囚徒
1949年12月10日,沈醉、徐遠舉、周養浩三人被關押在昆明陸軍模范監獄。他們被分別囚禁,互相見不到面。這三個曾經在軍統內叱咤風云的人物,如今成了階下囚。
1950年3月,解放軍進駐昆明后,盧漢將沈醉等人作為戰犯移交給昆明軍管會。不久,三人被押解到重慶,關押在歌樂山白公館戰犯管理所。
這座監獄曾經關押過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如今角色互換,迫害者成了被關押者。
白公館是一座依山而建的灰色建筑,四周高墻林立。監獄內分為多個監室,每個監室關押幾名戰犯。沈醉、徐遠舉、周養浩被安排在同一間監室,這是他們被捕后第一次重新見面。
徐遠舉的情緒很不穩定。他在重慶工作多年,親手策劃了多起針對地下黨的行動。白公館和渣滓洞的許多革命烈士都是在他的主持下被殺害的。
如今被關在這里,他心里充滿恐懼,擔心會遭到報復。徐遠舉對審訊人員的態度很抵觸,經常拒絕回答問題,試圖推卸責任。
周養浩的表現則更加強硬。他學過法律,每次審訊都用法律術語為自己辯護,試圖把個人責任推得干干凈凈。
周養浩始終強調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是"依法辦事"的司法人員,不應該承擔主要責任。這種態度讓審訊工作進展緩慢。
白公館的生活條件艱苦但并不殘酷。戰犯們每天需要參加學習,進行思想改造,也要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
管理人員對他們并沒有進行人身侮辱或虐待,而是通過教育和引導,希望他們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罪行。
在這段時間里,監獄里發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周養浩在審訊室簽字時,無意中看到了一份對他的處置方案草稿,上面建議判處死刑,附有沈醉的揭發材料。
周養浩認為是沈醉故意出賣自己,回到監室后,抄起板凳就要往沈醉頭上砸。幸虧宋希濂及時伸手擋住,才沒有釀成大禍。
從那以后,周養浩和沈醉的關系徹底破裂。兩人在監室里形同陌路,誰也不理誰。無論誰提到對方,都會刻意回避,仿佛那個人根本不存在。這種冷戰狀態一直持續到他們離開白公館。
在白公館關押期間,一些老的共產黨領導干部來探望過這些戰犯。陳賡曾到監獄看望過自己在黃埔軍校的同學。這些探望讓部分戰犯看到了希望,開始相信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不是空話。
【三】功德林的分化
1956年10月,沈醉和其他一批戰犯被轉移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這座位于德勝門外的監獄原是清末的"京師習藝所",后來改為監獄,1949年后專門用來關押高級戰犯。
功德林監獄占地近百畝,四周是高墻,內部呈放射狀分布著八條胡同,中心有一座八角樓,哨兵站在樓上可以看清各個胡同的情況。監室分布在八條胡同兩側,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來標記。
1957年10月,徐遠舉和周養浩也被轉到功德林。這里關押著一百多名高級戰犯,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黃維、文強、陳長捷、廖耀湘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和軍政官員。
這些人在外面時互相看不順眼,到了監獄里,矛盾依然存在。
功德林的管理相對人性化。戰犯們有一定的活動自由,可以在院子里打太極、做操,也可以下棋、打乒乓球。每逢節日,還可以表演自編自導的節目。
監獄提供的伙食雖然簡單,但能保證基本營養。生病的戰犯會得到及時治療,生活和健康都有保障。
戰犯們每天要參加政治學習,閱讀報紙和文件,寫思想匯報。
監獄墻上掛著一張白布床單,上面寫著"新生園地"四個大字,這是功德林學習委員會的機關刊物。戰犯們學習后要寫心得體會,貼到"新生園地"上。
在功德林,沈醉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他性格隨和,善于交際,很快就和其他戰犯建立了良好關系。他參加勞動積極主動,學習認真,寫的思想匯報也很深刻。管理人員對他的表現評價很高。
徐遠舉在功德林的前幾年表現并不積極。他對自己在重慶犯下的罪行心知肚明,知道那些血債是無法洗清的。
徐遠舉經常陷入沉默,不愿意多說話,對學習和勞動都比較消極。但他并沒有完全拒絕改造,只是需要更多時間來面對自己的過去。
周養浩的態度則更加復雜。他表面上參加學習和勞動,但內心深處并不認同。
周養浩經常用法律概念來解釋自己的行為,試圖把個人罪行歸結為"時代悲劇"。管理人員多次提醒他要正視自己的問題,但效果不明顯。
1959年9月14日,中央做出決定,在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時,對一批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
這個消息傳到功德林后,整個監獄都沸騰了。每個戰犯都在猜測自己會不會被特赦,有人充滿希望,有人忐忑不安。
12月4日,功德林舉行了首次特赦大會。被特赦的10名戰犯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
這些人大多是正規軍出身,在監獄里表現良好,積極改造。
沈醉、徐遠舉、周養浩都不在第一批特赦名單中。當天晚上,功德林里格外安靜。沈醉躺在床上,思考著自己為什么沒能上榜。
他知道自己是搞特務的,過去干的那些事不可能輕易被原諒。但他也明白,只要繼續好好改造,總會有機會。
徐遠舉和周養浩的反應更加激烈。兩人在得知名單后情緒失控,大喊大叫,抱怨自己被不公平對待。
這種表現讓其他戰犯側目而視。有人私下議論,徐遠舉和周養浩要是能被第一批特赦,功德林恐怕就沒剩幾個人了。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名單公布。這次特赦了50名戰犯,沈醉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成為前兩批特赦人員中唯一的軍統要員。
那天下午,管教干部來到監室通知沈醉。徐遠舉和周養浩停下手中的勞動,看著沈醉收拾行李。整個過程沒有人說話,監室里只有翻動衣物的聲音。
沈醉把日記本裝進包里,把搪瓷缸子洗干凈,最后檢查了一遍床鋪,確認沒有遺漏東西。
臨走前,沈醉回頭看了一眼徐遠舉和周養浩。
三個人曾經是軍統的戰友,一起經歷過那些血雨腥風的歲月,如今卻在這里分道揚鑣。沈醉點了點頭,跟著管教干部走出監室。
門"咣當"一聲關上,徐遠舉坐回床邊,周養浩點了根煙。兩個人心里都明白,沈醉能這么快出去,背后一定有他們不知道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