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亞平: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也要冷靜剖析

中外農產品貿易競爭的溯源與未來

作者按：這是我在2015年前后給研究生授課時的一篇講義，后來在此基礎上作了一些補充，很多事例與數據都是當時采集，分析也是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的，但考慮有些觀點與看法同那個時候“紅頭文件”的精神不大一致，本著大局觀念，一直沒有發表?，F在可謂是時過境遷，滄海桑田了，當年許多被激烈討論的事情早已或正在得到實踐的檢驗。今天借蒙格斯論壇的專欄機會，又重新作了一點點修改，主要是增加了2015年至2020年間的一些新收集的數據，在內部發表一下，僅供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同仁們批評指正和參考。

編者按：文章將以系列推出，分為《從“自給自足”到“兩個市場”的形勢變化》《外國農產品為什么能在中國城鄉“橫沖直撞”》《中國農產品難與洋貨“刺刀見紅”的幾種說法》《應該怎樣看待我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成本》《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也要冷靜剖析》《農業生產方式多元化視角下的再考察》6部分進行討論，今天發出之五。

回顧：

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也要冷靜剖析

第二種說法：勞動生產率低“爆的雷”。

中國學界討論和分析中國大宗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為什么缺乏競爭力，以及中國農業經濟效益為什么比發達國家低下的問題時，很多專家喜歡使用“勞動生產率”（還有全要素生產率）的說法，也喜歡順著這個由西方人開辟的分析路徑去尋找農業比較效益差的主要癥結。原因一是經過幾十年的“西風東漸”，人們慢慢地習慣了其理論的依據性；二是既然多數人認同這個理論依據和分析路徑，你若不“跟”，便顯得學術研究缺乏權威性。

其實，中華民族具有近5000年的農業文明歷史，一直高度重視務農活動，把吃飯當成一個“天大的事情”。歷朝歷代均推行“重農輕商”或者“揚本抑末”的基本國策，便是無可辯駁的明證。而且，中國的農民群體最富勤勞、智慧的稟性，即使到了晚清，農業無論是生產水平還是建設成就皆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幾乎無人有興趣去掰扯什么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問題。

1994年，在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布萊斯?布朗提出“21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人”問題之前，仍然很少有中國的專家學者和領導干部去講究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要算賬也是只算農業經濟的政治賬?！拔母铩逼陂g，曾流行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說法，但這是特殊產物，不具備普遍性。我當年上山下鄉務農，辛辛苦苦干一天，生產隊給我計10個工分，年底結算時僅折人民幣0.08元。那時候沒有人說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低，是因為人們幾乎從不懷疑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低。

即使在處于“八億農民搞飯吃而飯還吃不飽”的尷尬境地時，我們也總是自豪地宣稱中國以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其勞動生產率之高自然是理所當然和無懈可擊。直到2019年9月份，時任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原司長張紅宇還在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對學生講：“我們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了我們對于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需求，依靠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提供了世界25%以上的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產量。”可見人家農業農村部的領導對農業算賬的格局確實很高。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農產品的政治地位逐漸被淡化，經濟屬性不斷地被顯化。在國際市場上，我們先是“游擊戰”，繼之“運動戰”，最后“陣地戰”，終于形成了全方位的對接。通過日趨激烈的近距離“格斗”，人們發覺中國農業就像中國足球隊：后場守衛盯不住人，防御漏洞百出；中場老在盤帶橫傳，不能組織有效進攻；前鋒則無法擺脫對方夾擊，就算拼到了禁區之內，卻又缺“臨門一腳”。所以，中國農業技不如人的情況幾乎成了眾所周知的事情。為了知己知彼，專家們遂在相互比較中開始借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理論框架來解剖難以“刺刀見紅”的原因。

在農業勞動生產率領域中，研究得比較系統而且成就斐然的專家，應算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2012年他通過一個模型分析得到一系列數據：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之低，約為世界平均值的47%，約為高收入國家平均值的2%，約為美國和日本的1%。美國是中國的90多倍，日本和法國則是中國的100多倍，即使連相當落后的巴西也比中國高。

他的判斷是：在農業現代化的各項指標中，中國大約只有2%的指標達到發達國家水平，4%指標為中等發達國家水平，14%的指標為初等發達國家水平，61%的指標為欠發達國家水平。如果以農業增加值比例、農業勞動力比例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三項指標計算，截至2008年，中國農業經濟水平與英國相差約150年，與美國相差108年，與日本相差100年，與韓國差36年。

因此，他在2012年5月13日發布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12》中明確提出，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應該重點面向三大戰略任務：一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二是加快農業結構調整；三是改善農民綜合素質，包括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綜合生產率、農業集約化程度、農業科技投入比例，并提升農民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

“勞動生產率”并非特別高深的理論。按照通俗地理解，所謂勞動生產率低，就是勞動能力與勞動效率之差大，投入與產出之比小，最終成果必然貢獻少的一種狀態。這種說法與邏輯倒是切合一些專家的胃口，方便對號隨意入座，很快就得到學界的青睞。有些人還順著這個分析路徑變著法兒去算賬，以證明該理論模板之不謬。

報刊、網絡上可以經常看到一些反映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經濟數據。例如清華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北京水木九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曉慶曾提出了一個新數據，說美國農業人口的養人比率大概是1:236，即一個農民可以養活236個市民，荷蘭的比例大概是1:870，日本的比例大概是1:120多，而我們中國的比例大概是1:0.8左右。

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也在一次公開的大會上更是大聲疾呼：“荷蘭只有22萬農民，2015年卻創造了820億美元的農業出口；中國有2.2億農業勞動力，同期農產品卻比荷蘭少110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逆差達400多億美元。”認為外國1個農民的能力水平頂我們中國1000個農民的說法，這是唯心主義思維模式誕生以來一個史無前例的創舉。按照他的說法，勞動生產率如此懸殊，農業經濟的比較效益自然而然地成了天壤之別。

除了與發達國家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進行比較之外，還有與國內其他產業勞動生產率進行比較的。張紅宇認為，“1978年中國的一二三產業勞動生產效率是1:7.5:5.8的關系，換句話說，一個農民僅僅相當于七分之一的工人勞動生產效率，接近六分之一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勞動生產效率。”改革開放之后，農業勞動生產效率雖然不斷地在提升，但仍然低于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效率。按他算賬，2017年，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效率比例仍然達到1:4.5:3.8的關系，即只有工業的4.5分之一和服務業的3.8分之一。從數學角度講，這么算，技術上并不難。但也有不少人懷疑，一二三產業之間的效率比較，恐怕不能簡單地以數學的公式算出來。

“勞動生產率”（Labor productivity）本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專業術語，基本概念是指“勞動者在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勞動成果與其相適應的勞動消耗量的比值”，最核心的內涵是講同一勞動在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越多，勞動生產率就越高；或者生產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勞動生產率就越高。

然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要讓同一勞動在競爭對象之間進行科學合理的比較，首要前提應該是必須具備基本相同的客觀條件才能獲得真正的可比性。農業產業很大程度上屬于“生命工程”，勞動對象主要是動植物，具有非常鮮明的區域性、季節性、周期性、分散性等明顯特征和內在規律。既然如此，那么，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在我們看來，勞動生產率的定義在一些工業領域也許能夠得到符合范式的實踐論證，形成一個彼此都能夠接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為工業品的加工生產在工廠里可以不分日夜晴雨，也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按一定標準便能程式化反復操作。但是，在與千變萬化的自然條件密切相關的農業領域則未必有效。因為農業生產對于耕地、土壤、淡水、勞動力、氣候等自然資源條件有著極強的附著力與依賴性。農業生產能否獲取較好效益，很多時候并不完全依靠“人努力”而往往取決于“天幫忙”，也就是說得由“老天爺”說了算。此方面有無數例證，東西方國家皆可俯首即拾。

所以，農業領域的勞動生產率因地因時而具有明顯的可變量和不確定性，很難抽象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范式和規則。如果主要以這個并不精準也不大靠譜的勞動生產率高低來衡量與評價國際間農業產業領域的效益優劣，武斷地判決誰先進誰落后，甚至定性其差距高達上百年的搞法，就算是理論功底再高深，恐怕也難以“糊弄”人。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的區位地理與資源稟賦不同，優勢和劣勢則各異，加上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種種歷史與現實因素之影響，農業生產率便應該具有彰顯本國特色的獨立概念與具體內涵，并必然呈現出差異性、多樣化的分析模式和發展路徑。因此，無視國家與國家之間農業狀態的千差萬別，簡單地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標準照搬照套中國農業的生產水平，這種教條主義的方法本身就毫無科學性可言，比較結果便必然錯誤百出。

我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耕地面積為18.27億畝，人均僅有1.39畝，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美國現有可耕地約1.52億公頃，牧場5.6億公頃，加在一起，占世界耕地總面積的13.18%。人均耕地0.66公頃，是世界人均耕地（0.23公頃）的近3倍。美國總人口只有3億，其中，農業人口更是微乎其微，大概為600余萬，農業就業人員數則為242.2萬。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截至2018年底，中國鄉村常住人口為56401萬人，農業就業人員數為34178萬人，勞動力平均經營耕地面積為9.24畝，美國農業勞動力平均經營耕地面積為957.47畝，美國勞均經營耕地面積是中國的103.6倍。因此，如果我們簡單地套用勞動生產率的概念來分析，美國農業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極小，中國農業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極高，故勞動生產率以及人均產品數量與經濟效益當然大大低于美國農民的水平。在中國農村，不管農民怎么去擴大復種指數，也無論如何去精耕細作，一家人就那么幾畝薄地，而且還要分成好幾塊兒，無論怎樣去算賬，農業的投入產出比也是算不過人家美國農民的。

但是，計算農業領域的勞動生產率，應該充分考量整個社會資源對農業的投入產出比，而不只是單純的農業人力投入產出比。美國的現代農業是一種資本、技術和能源密集型產業，靠的是用高投入來換取高產出。作為專門研究農業問題的學者，我曾經去美國一些州參觀過農業，覺得讓視覺神經最“過癮”和最“震撼”的東西便是美國農業的資本化結構、規?；洜I和科技化支撐。

然而，正是這種資本化結構、規?；洜I和科技化支撐，也使得美國為農業現代化付出了非常巨大而高昂的代價。從現在收集到的有關資料看，美國對農業領域的投資歷來比工業領域的投資大，每生產1美元農產品，約投入8美元，在聯邦政府預算中僅次于國防開支而占第二位。在生產消耗上，美國每年生產3億～4億噸糧食，要消耗6000萬～7000萬噸石油、800萬噸鋼鐵，同時消耗大量的磷、鉀等肥料，導致土壤惡化和環境污染的現象亦很嚴重。我想提醒的是，在對美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算賬的時候，這些要素是該加進去還是要刨出來？

中國和美國在農業經濟活動中所呈現出來的這種巨大差異，完全是由不同的資源稟賦和國家綜合能力等復雜因素“挖掘”而成的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排斥這種明顯的差異性，硬要人為地造一把“尺子”（而且還非說它是科學的結晶）去統一度量兩國之間農業比較效益的優劣，結果肯定只能是強權任性和蠻不講理。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籠統地以勞動生產率的高低來衡量和評價不同國家、不同地區農業經濟效益的優劣，也不能隨便用來衡量和評價不同產業領域經濟效益的優劣，而是應該充分考量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之間農業狀態的千差萬別，正視勞動生產率理論本身存在的絕對化與排他性缺陷，而迫切需要找到一個能夠彰顯差異性、多樣化的解析模式和發展路徑，使之真正具有因地制宜的實踐可操作性。

還需要強調的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與歐洲等一些國家，他們的農業現代化模式盡管可以創造經濟學理論上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卻不能天然地降低而且還會不斷地抬升生產綜合成本。換個角度講，就整體而言，如果將全社會對農業產業領域的各種貢獻，其他經濟領域邊際效益對農業農村的溢出，特別是把物化了的人工（化肥、農藥、能源、機械和社會化服務等全要素）投入也都放進去全面比較的話，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率不一定高于中國。

我國政府對農業生產的綜合補貼是從2005年稅費改革之后才開始發放的，而且很少，占農戶農業經營收入的比例也很小。發達國家就遠不止這個數了。根據美國農業部公布的數據，僅聯邦政府財政發放的農業直接補貼，目前已經占到農場總收入的11％。如果算農場農業經營凈收入，則占比高達42％?？梢哉f，假如沒有政府財政年復一年不間斷的優厚補貼，美國農民絕對沒有膽量敢漂洋過海來向以精耕細作著稱于世的中國農民“叫板”。就算來了，也可能會“死”得很難看。

所以，中國一些傳統的農產品份額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不斷萎縮，遭遇外國“洋貨”的擠壓與打擊，不簡單地是個勞動生產率低的問題，而是因為農產品生產本身特有的區位地理、資源稟賦、產品質量，以及土壤、氣候外加科技進步等客觀上諸多因素綜合的結果。

中國雖然疆土遼闊，特產豐富，農民也勤勞，幾乎什么都能生產，但不少農產品的產量、品質卻遠不如人家“洋貨”好。以大豆為例，我國大豆每畝平均產量為230斤，僅為美國的二分之一，幾十年來一直無法突破，而且其出油量更是只有美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們奉行自力更生的政策，很多農產品的產量與質量是肯定無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的。

第三種說法：生產方式陳舊“顯的形”

關于中國農產品為什么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弱的問題分析中，還有一種非常強大的聲音或者說具有壓倒性的觀點，就是認為我國現行的農戶家庭經營模式太陳舊落后，必然會嚴重影響和大幅降低中國農業的經濟效益，從而導致農產品先天性“貧血”與“缺鈣”。就連很多國內的專家學者也唉聲嘆氣，覺得這種完全“原子化”了的社會組織體系與生產結構形態，就如同冷兵器時代的一大群手執大刀長矛的散兵游勇，根本就無法抵抗和戰勝工業化、城市化時期用“洋槍洋炮”武裝到牙齒的西方現代化農業“軍團”。

現在，多數人的眼中，看一種農業生產方式是否先進與陳舊，衡量的“標尺”主要是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為代表的農業模式。在他們看來，這些西方國家以大規模、集約式、專業化和社會化分工合作為主要內涵的現代農業生產組織形式，代表的就是農村社會的典型性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反之，則肯定是傳統的落后的農村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因此，很多人認為，中國農業生產綜合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比較效益之所以普遍很差，“原罪”就在于農民家庭經營模式的落后性。

2018年，我看了一位叫張云峰的農業科技人員寫的一本書，書名為《中國農業路向何方》。他認為，我國當前“三農”問題的根源就在于組織體系上的“一盤散沙”。他覺得農業農村改革雖然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面搞活了市場，但也“將早期社會主義階段構建的、完整的農業生產與農產品流通組織化體系完全打散，而伴隨我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無論是在農業生產上還是農產品市場流通方面，不但未能構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和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反而使整個農業生產領域和農產品市場流通領域變得更加分化，相互間都為維護自身利益而你爭我奪，進而難以像黨和政府在計劃經濟時期那樣，能夠對農業進行一體化統籌，并實現資源的優化與合理配置?！?/p>

這位張云峰先生覺得中國目前推行的家庭生產經營方式與傳統的小農經濟只是叫法上相異而已，性質上幾乎沒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他嚴肅地提出，要想突破“三農”工作的歷史困境，努力步入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增強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拼搏能力，首先必須堅決地對當前的農業組織體系進行創新。

原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也曾就農業經濟效益差的問題明確指出過自己的看法：“一家一戶的傳統農業經營方式難以為繼，農業日益淪為投入高、回報見效慢的弱質產業；工業化、城鎮化又在與農業爭奪人力、土地等資源；糧食增產又面臨對農業投入能力和投入意愿不足的困擾等。因此，改變農業的組織方式和經營方式，發展現代農業是我國必須要啃的‘硬骨頭’?！?/p>

這個觀點當然不是新視角，而是一直以來都有一些專家學者包括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在堅持此論，或對此論感同身受，甚至還進一步推斷：40年前安徽省小崗村18戶農民創造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屬于一次農村生產關系的明顯倒退，就像是向傳統落后的小農經濟模式的簡單回歸。在他們看來，一盤散沙般原子化的家庭經營組織形態，即為中國幾千年來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翻版，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細碎化，要素配置差，資本構成低、抵御自然與市場風險能力弱，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經濟效益的提升。

作者簡介：宋亞平，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