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一名女護士在讀偉人詩詞時有2個詞不懂，遂致信毛主席請教

2013年12月的北京城寒風凜冽，一位頭發半白的女士拎著一只舊皮箱走進總后勤部大院。幾層牛皮紙包的，是三件她珍藏半個世紀的手跡。門崗看她登記的名字——鐘學坤——愣了愣，這才想起檔案處常被提起的那封“找不到主人的信”。

鐘學坤把箱子交到研究人員手里，說得很輕：“都是主席寫給我的。”研究人員一時無語，輕輕點頭，示意請坐。房間安靜得只能聽見暖氣片的咔噠聲。撥開牛皮紙，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熟悉的行草——“學習白求恩，學習雷鋒，為人民服務”。筆力遒勁，墨跡尚新。那一刻，幾個人都屏住呼吸。

話鋒轉到1959年初夏。那年六月，廬山療養院氣氛陡然緊張，因為“一號首長”即將到來。多數醫護只知道來者身份重要，卻不知姓名。二十歲的鐘學坤剛從南昌調來，對這支臨時成形的醫療梯隊一無所知，只覺得肩頭突然壓上千斤重擔。

院領導在會議室點名：“一號首長的生活護理，你負責。”她愣了兩秒，隨即答了一句：“保證完成任務！”那是年輕人的直率，更是護士職業的本能。

6月24日傍晚，伴隨山間汽笛響起的，是主席車隊。鐘學坤第一次與毛主席握手。她記得那只手很溫暖，半點沒有傳聞中領袖的距離感。主席問：“叫什么？多大？”她小聲回答。對話短短幾句，卻讓她緊繃的神經松了下來。

廬山空氣濕潤，雨后的石階總是打滑。主席愛散步，每次都笑著招呼幾個年輕人跟上。“走啊，多運動，血脈通。”鐘學坤背著醫療包，小跑跟在后面。山路蜿蜒，云霧忽聚忽散。6月29日清晨，眾人登臨含鄱口。遠處鄱陽湖如銀盤，長江云濤翻滾。毛主席興致正濃，當場寫下《七律·登廬山》。

詩寫成，他遞給鐘學坤一張薄薄的稿紙：“小鐘，你留著。”她悄悄數了數，整整五十四個字，墨跡未干，山風一吹微微泛起波紋。那一夜，鐘學坤幾乎沒合眼，來回默念，不料卡在“九派”“三吳”兩詞上。

會期結束，主席回京。鐘學坤盯著那首詩犯難。她翻遍醫學院教材，依舊半懂不懂。猶豫多日，終于寫了一封信寄往中南海：“主席您好，詩中‘九派’’三吳’是什么意思？”寫完又自嘲：領袖公務纏身，哪能顧得上我的小問題。

時間來到1959年11月。一天夜里，主席在書房翻到這封來自廬山的信。他轉身問侍衛李銀橋：“廬山那個小鐘護士，你還記得嗎？”李銀橋愣了一下：“鐘學坤啊，當然記得。”主席笑了：“她還在琢磨詩。”隨即提筆回信。信中解釋：九派指湘贛鄂九條大江匯入長江；三吳古時分東吳中吳西吳，對應今日蘇州常州湖州。“無須深究，讀詩先得氣韻。”末了加一句：“望努力學習，為人民服務。”言語樸素，卻意味深長。

半年后，回信送到廬山。鐘學坤拆開信封，足足愣了五分鐘。她認認真真抄錄全文，把原信包在油紙里，貼身收藏。那年冬天，她做了一個決定——報考江西醫學院，重歸課堂。她說服自己：“主席都這么鼓勵我，不努力不行。”

1961年寒假，她在上海見到正在錦江飯店下榻的毛主席。多方輾轉，終于拜訪成功。短暫的會面中，她再次提出“想留一份紀念”。主席揮毫寫下《清平樂·蔣桂戰爭》。字跡飛動，墨香撲鼻，這是她收到的第二份手跡。

第三次相逢在1965年夏天。那時她學成，調入北京某軍隊醫院。報到第一天，就被領去勤政殿。主席握著她的手，寫下那句被后世反復引用的題詞。這一次，他沒有多說話，只是拍拍她肩膀：“好好干。”

隨后，鐘學坤像消失在洪流中的小舟，再無公開消息。她到基層醫院，從事護理教學，低調到幾乎無人知曉她的過往。幾十年里，外界關于那幾頁紙的傳說愈演愈烈，她卻始終沉默，只在抽屜里細心保存那些珍貴墨寶。知情者問她為何不拿出來展覽，她擺擺手：“那是主席對我個人的勉勵，不是用來炫耀的。”

時間拉回2013年。總后勤部白求恩研究會一直在尋找那張題詞原件，終于把線索匯聚到廣西一所醫院，又輾轉聯系到她的家人。確認為同一人后，才有了北京冬夜那一幕。

幾天后，中央檔案館專家完成鑒定。三件手跡與館藏真跡筆跡一致，無疑為主席親筆。消息見諸報端，人們紛紛驚嘆：原來那位在廬山偶遇領袖的小護士，竟把一段傳奇悄悄珍藏了半個多世紀。

有人好奇她為何一直深居簡出，她只說：“我只是做本分工作。主席當年告訴我要學習白求恩，做一個純粹為人民服務的醫務人員。我得把這話記一輩子。”口氣平靜，卻自有光芒。

至此，1959年那封求解兩字之謎的信，有了圓滿的注腳：一首詩、三頁紙，讓青年護士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標，也讓后人再度看見軍醫系統里那段鮮為人知的溫情。

歷史往往通過細節閃光。一次登山，一張詩箋，一封回信，看似偶然，卻牽出一條漫長的奮斗軌跡。鐘學坤把領袖的勉勵化作半生堅持，而那些寫在宣紙上的墨跡，也在時光深處守護著她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