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的一天清晨,上海黃陂南路的郵局里出現了一封落款“陳××律師事務所”的掛號信,收件人卻在太平洋彼岸。拆開信封后,留美多年的龔雪第一次看見那行鏗鏘有力的手寫體——“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謠言,是毫無事實根據的”。這短短一句,像釘子一樣把塵封十年的流言定在了墻上,也替她壓下了長久掛在心頭的石塊。信紙并不厚,背后卻是一段從1960年代延續到1990年代的曲折軌跡。
1953年11月,申城飄雪,她在一聲啼哭中來到世界。父親做美術設計,母親任圖片社經理,家里三餐討論最多的不是菜譜,而是電影鏡頭。那年頭,能進影院是一件奢侈卻光彩的事,而小姑娘偏偏喜歡在銀幕前發呆。后來父親給她買的連環畫里,雷鋒、黃繼光成了常客,這些故事把“當兵”兩字刻進了她的理想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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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全國上山下鄉運動如潮水般推進,17歲的龔雪主動報了名。江西的水田泥濘、螞蟥頻繁,許多知青磨破腳板叫苦連天,她低頭干活卻少抱怨。試想一下,凌晨四點摸黑拔秧,腳腕被吸血蟲叮得冒血珠,仍要咬牙撐到天亮,這股子韌勁在往后幾十年里不斷顯現。
艱苦的環境沒徹底吞掉那點文藝火花。農活之后,她加入宣傳隊,白日插秧,夜里排練。1973年,她如愿穿上綠軍裝,成為解放軍文工團的一名文藝兵。第一天領到制服,她拍下一張照片,一份寄往上海父母手中,另一份貼在床頭,像是替自己按下的“確認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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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部隊要排話劇《萬水千山》,缺一個衛生員。老師推薦了剛滿21歲的龔雪。她把劇本攤在桌上,一筆一劃圈人物動作。舞臺燈亮,她第一次感到聚光燈和掌聲原來能發熱。五年的話劇生涯,是她表演技巧的熔爐,也是下一步翻進電影圈的跳板。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79年正月初一。深冬夜路結冰,她騎車去軍醫家拜年,車輪打滑摔斷腕骨。傷養了整整兩個月,總政話劇團外出演出,她卻被困在上海。恰好長影《祭紅》劇組來挑演員,導演一眼相中這位帶著石膏板的姑娘。自此,銀幕的大門徹底對她敞開,《頑主》《飛來的早晨》《大橋下面》一部接一部,讓她成為八十年代明星榜首屈一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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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高峰時,1983年她隨代表團赴加拿大參加電影節,途中短暫停留德克薩斯州州立大學,認識了同鄉學者張迅。兩人第一次握手,他略帶緊張地說:“看過你的《幸運的歌》,鏡頭干凈,有靈氣。” 龔雪微笑,沒料到這句寒暄竟成佳話。郵件往返了一年,張迅在信里講他自修英語、考取公費名額的艱辛。1984年暑假,他回國探親,兩人在上海外灘散步到凌晨兩點,決定給彼此一個家。婚期原定1985年底,卻因拍攝檔期推遲到次年。
就在婚禮籌備期間,流氓案的陰影突然襲來。1985年春,幾名不法分子因聚眾淫亂被捕,其中有人故意拋出“龔雪曾被邀請”之說。沒有澄清渠道,謠言像帶刺的蒲公英滿天飛。影視圈議論紛紛,劇組臨時換角,廣告合同暫停,她幾乎被按下暫停鍵。壓力之下,她選擇暫別影壇,悄然赴美。
1990年,法院卷宗移交存檔。為涉案人員辯護的陳姓律師在閱卷時發現,所有證據都與龔雪無關,連旁證都稱她“從未出席相關聚會”。他主動寫信告知當事人,“社會傳聞缺乏任何事實支撐,請放心。”這才有了開頭那封跨洋信。可惜此時國內媒體早換新話題,公眾記憶仍停留在舊標簽,她沒有再公開發聲,專心陪伴丈夫完成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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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盛夏,他倆帶著女兒落地浦東。機場人群里,仍有人認出那張熟悉的笑臉。歲月在她眼角刻下淺淺紋路,卻帶不走銀幕上的神采。律師那封“毫無事實根據”的證明復印件,她一直夾在護照里,如同鑰匙,徹底鎖住了那段紛擾。
短短數紙公函,撕開謠言的面具;漫長三十余年,見證一位影星與時代同頻的浮沉。至此,關于“流氓案”的種種猜測終有落點——一紙白字黑字,比任何回應更具分量,也讓龔雪得以重新站在銀幕和生活的交界處,繼續她未竟的安穩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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