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雪被卷入流氓案多年后，男方辯護律師為她正名：毫無事實根據

1994年3月的一天清晨，上海黃陂南路的郵局里出現了一封落款“陳××律師事務所”的掛號信，收件人卻在太平洋彼岸。拆開信封后，留美多年的龔雪第一次看見那行鏗鏘有力的手寫體——“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謠言，是毫無事實根據的”。這短短一句，像釘子一樣把塵封十年的流言定在了墻上，也替她壓下了長久掛在心頭的石塊。信紙并不厚，背后卻是一段從1960年代延續到1990年代的曲折軌跡。

1953年11月，申城飄雪，她在一聲啼哭中來到世界。父親做美術設計，母親任圖片社經理，家里三餐討論最多的不是菜譜，而是電影鏡頭。那年頭，能進影院是一件奢侈卻光彩的事，而小姑娘偏偏喜歡在銀幕前發呆。后來父親給她買的連環畫里，雷鋒、黃繼光成了常客，這些故事把“當兵”兩字刻進了她的理想清單。

1970年，全國上山下鄉運動如潮水般推進，17歲的龔雪主動報了名。江西的水田泥濘、螞蟥頻繁，許多知青磨破腳板叫苦連天，她低頭干活卻少抱怨。試想一下，凌晨四點摸黑拔秧，腳腕被吸血蟲叮得冒血珠，仍要咬牙撐到天亮，這股子韌勁在往后幾十年里不斷顯現。

艱苦的環境沒徹底吞掉那點文藝火花。農活之后，她加入宣傳隊，白日插秧，夜里排練。1973年，她如愿穿上綠軍裝，成為解放軍文工團的一名文藝兵。第一天領到制服，她拍下一張照片，一份寄往上海父母手中，另一份貼在床頭，像是替自己按下的“確認鍵”。

1974年，部隊要排話劇《萬水千山》，缺一個衛生員。老師推薦了剛滿21歲的龔雪。她把劇本攤在桌上，一筆一劃圈人物動作。舞臺燈亮，她第一次感到聚光燈和掌聲原來能發熱。五年的話劇生涯，是她表演技巧的熔爐，也是下一步翻進電影圈的跳板。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79年正月初一。深冬夜路結冰，她騎車去軍醫家拜年，車輪打滑摔斷腕骨。傷養了整整兩個月，總政話劇團外出演出，她卻被困在上海。恰好長影《祭紅》劇組來挑演員，導演一眼相中這位帶著石膏板的姑娘。自此，銀幕的大門徹底對她敞開，《頑主》《飛來的早晨》《大橋下面》一部接一部，讓她成為八十年代明星榜首屈一指的名字。

事業高峰時，1983年她隨代表團赴加拿大參加電影節，途中短暫停留德克薩斯州州立大學，認識了同鄉學者張迅。兩人第一次握手，他略帶緊張地說：“看過你的《幸運的歌》，鏡頭干凈，有靈氣。” 龔雪微笑，沒料到這句寒暄竟成佳話。郵件往返了一年，張迅在信里講他自修英語、考取公費名額的艱辛。1984年暑假，他回國探親，兩人在上海外灘散步到凌晨兩點，決定給彼此一個家。婚期原定1985年底，卻因拍攝檔期推遲到次年。

就在婚禮籌備期間，流氓案的陰影突然襲來。1985年春，幾名不法分子因聚眾淫亂被捕，其中有人故意拋出“龔雪曾被邀請”之說。沒有澄清渠道，謠言像帶刺的蒲公英滿天飛。影視圈議論紛紛，劇組臨時換角，廣告合同暫停，她幾乎被按下暫停鍵。壓力之下，她選擇暫別影壇，悄然赴美。

1990年，法院卷宗移交存檔。為涉案人員辯護的陳姓律師在閱卷時發現，所有證據都與龔雪無關，連旁證都稱她“從未出席相關聚會”。他主動寫信告知當事人，“社會傳聞缺乏任何事實支撐，請放心。”這才有了開頭那封跨洋信。可惜此時國內媒體早換新話題，公眾記憶仍停留在舊標簽，她沒有再公開發聲，專心陪伴丈夫完成博士后研究。

2007年盛夏，他倆帶著女兒落地浦東。機場人群里，仍有人認出那張熟悉的笑臉。歲月在她眼角刻下淺淺紋路，卻帶不走銀幕上的神采。律師那封“毫無事實根據”的證明復印件，她一直夾在護照里，如同鑰匙，徹底鎖住了那段紛擾。

短短數紙公函，撕開謠言的面具；漫長三十余年，見證一位影星與時代同頻的浮沉。至此，關于“流氓案”的種種猜測終有落點——一紙白字黑字，比任何回應更具分量，也讓龔雪得以重新站在銀幕和生活的交界處，繼續她未竟的安穩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