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派章含之看望顧維鈞并帶話：希望你回大陸看一看

1966年10月初的海牙空氣已有寒意。國際法院那棟灰色大樓里，顧維鈞在辦公室收拾文件，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交還法官席位。這位年近七旬的外交老將忽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念頭——倘若此刻搭船東行，能否在黃浦江邊吹口家鄉的潮濕海風？念頭稍縱即逝，卻像針一樣留在心口。

顧維鈞從外交轉入國際法界九年，判過十幾宗復雜案件，化解過若干國家爭端，也見識了戰后世界權力的新分配。他自認還算稱職，可是，法槌落下的瞬間遠不如舊日手持雪茄穿梭外交酒會來得痛快。外人看他退居二線是風光，內部壓力沒人能替他分擔：臺灣當局催促連任，菲律賓又得了美國支持；一來一往，他識趣地遞交了放棄連任的照會。對外解釋“年事已高”，對內其實是“船到碼頭，早想上岸”。

回到紐約后，顧維鈞買下公園大道公寓。上午讀《紐約時報》，四點準時拄杖外出。治安糟糕，他被搶劫三次，每次都笑說：“小伙子總得有點收獲。”朋友打趣：“你這是用獎金資助街頭經濟。”顧維鈞攤攤手：“老先生只能當一次活雷鋒。”

1969年以后，國際形勢發生微妙轉折。尼克松政府開始醞釀對華接觸，安理會席位之爭愈加激烈。紐約社交圈里，舊識們談起北京，不再只用“紅色中國”這四個字。顧維鈞聽在耳里，偶爾用標準倫敦腔反問：“真想了解？得親自走一趟。”話說得輕松，簽證卻不是他能決定的事。

1972年9月，周恩來批準的中國代表團奔赴聯合國第27屆大會，團里有一位亮眼的女翻譯——章含之。動身前，她接到毛主席交辦：“到紐約，代我去看望顧維鈞，告訴他，我還記得他的本事，也請他回來看看。”章含之點頭應允。那一年她38歲，顧維鈞已84歲，兩人年齡相差近半個世紀。

10月5日黃昏，紐約東74街。顧維鈞正在畫梅蘭竹菊，門鈴響起，章含之步入客廳。“主席讓我向您問好，也盼您回大陸走走。”她說。老人放下畫筆，半晌才開口：“真有此意？”章含之肯定地點頭。顧維鈞輕嘆：“山河依舊，人已蒼老。”簡單一句對話，記錄在場者僅三人，占不到當晚交談的一成，可那幾句話卻把時空拉得很近。

兩人之后談了北京城市規劃、嘉定塌棵菜、聯合國席位更替，也談到他少年時代的意氣風發。顧維鈞問：“天安門現在燈光如何？”章含之答：“夜里燈火通明。”老人瞇眼，似在回想1921年自己第一次踏上北平時的街景。

話題自然而然回到他在華盛頓的那十年。1946年，顧維鈞帶著華麗履歷赴任駐美大使。可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各國陸續承認北京政權，他在宴會上屢屢尷尬地碰到“轉身的背影”。做外交最怕孤立，更怕身份尷尬。顧維鈞曾對葉公超直言：“大勢如此，再堅持只是彼此難堪。”那一次辭呈被扣下，另一頭蔣介石籌劃換“更親信”的人。于是1956年1月22日，他回臺北，當面提出退休。蔣介石挽留不成，只送到起居室門口——動作細節說明兩人的微妙裂痕。

辭去大使，顧維鈞卻被推上國際法院。選舉過程跌宕，日本強勢競爭，美國私下調停，最終讓菲律賓等來下一次機會，自己則順利穿云而上。有人說那是他最后的高光時刻，他本人卻認為“只是順水就篷”。海牙的九年，更多是學術與法律的日常，少了硝煙，多了條文。

年近耄耋，顧維鈞不再寫電報，卻開始寫《顧維鈞回憶錄》。稿紙摞得老高，每一天錄入的都是前半生闖蕩列強的折沖樽俎。朋友問他：“留給誰看？”他答：“給后來人挑毛病。”一句玩笑，道出自信，也道出卸下公職后的輕松。

不得不說，顧維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并非外交辭令。周末麻將，牌桌上總放著宣紙和墨錠；輸贏不大，氣氛要對。九十高齡還堅持跳水，他解釋：“落水舒服，仿佛回到母體。”聽者皆訝然——這番“半科學半禪意”的說辭，只有久經世事的人才講得出口。

章含之帶去的邀請，顧維鈞并非不動心。可簽證程序、健康狀況、紐約的種種牽絆疊加在一起，最終讓旅程未能成行。1983年，他讓女兒顧菊珍代為回鄉，并囑托必須到嘉定老宅，再到北京國家圖書館，交出“嘉定四先生”真跡。顧菊珍完成囑托，上海日報以整版報道此事，老人看后沉默良久，隨后提筆寫下一句：“子女代行，聊勝于無。”

1985年11月14日清晨，曼哈頓的天剛透亮。嚴幼韻握住丈夫的手，感覺脈搏漸弱。顧維鈞逝世，享年九十八歲。公寓書房中央，一幅未完成的國畫仍鋪在桌上，角落里寫著四個字：故園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