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10日,陰雨的上海顯得格外壓抑。市府二樓的走廊里,一位四十出頭的女子雙手抱著一只舊皮箱,鞋底已經(jīng)被雨水打濕,卻不肯挪動半步。她名叫吳雪亞,皮箱里裝著厚厚三本日記和數(shù)張已發(fā)黃的照片。當秘書通知“曹市長可以接見”時,她深吸口氣,推門而入。簡短的寒暄后,曹荻秋看向來訪者,攤開雙手表示疑惑。吳雪亞只回了一句:“他是烈士,請給他一個身份。”這句話在寂靜的辦公室里顯得格外尖利。
吳雪亞口中的“他”,正是16年前死于南京行刑場的周鎬。相比照片上戴禮帽、著長風衣的挺拔身影,如今只能靠幾行筆跡和幾頁電文來證明曾經(jīng)的存在。出門前,吳雪亞反復斟酌,如果再遲一步,線索或許就被時間吞噬。然而她清楚,一旦材料通過核實,周鎬將在歷史的長卷里占據(jù)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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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周鎬的履歷,時間得從1910年說起。那一年,他出生在湖北羅田一個并不寬裕的農(nóng)家,乳名治平。鄉(xiāng)親們常說,這孩子眼里有股狠勁。19歲那年,他只身來到武漢,考入黃埔分校。校場的汗水與槍聲鍛出一副硬骨頭,也磨出對蔣氏“家天下”玩法的不滿。政治測驗時,他吐出“反蔣”二字,被學長當場記檔。翌年春,學校以“思想偏激”將其除名。
學籍被撤,他并沒有回鄉(xiāng),而是流落上海,加入十九路軍。蔡廷鍇麾下的部隊講究硬拼,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周鎬在狙擊線里第一次直面日軍重炮。槍林彈雨中,他又一次體會到“救國先救民”的念頭。然而閔行兵變失敗后,他被舊日同窗指認,落入南京審訊室。從此開啟了令他百感交集的特務生涯。
第一次被捕他慌了神,第二次卻鎮(zhèn)定得像局外人。原因很簡單,審訊官是他的老同學。對方一句“要活命就進軍統(tǒng)”讓他意識到:活下來,才有機會做想做的事。于是1934年春,他掛上了軍統(tǒng)的袖標。半年后,他因“反蔣舊案”再入看守所,又因戴笠庇護重獲自由。流轉之間,周鎬發(fā)現(xiàn):在特務機關,忠誠往往比才干值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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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大后方風聲鶴唳,周鎬被調(diào)往重慶督察室。小白樓里燈火徹夜不熄,情報報告堆成山。戴笠吩咐:“南京那邊需要深扎一根釘子,你去。”周鎬于是被送進汪偽政權,掛名軍委會第六科少將科長。南京淪陷后的夜色壓抑到窒息,但正因為黑,他能把更多東西悄悄運出。通過暗線,他把日機起降表、駐軍兵力、倉儲編號密報重慶。戴笠在批示里用了“可嘉”二字。那年他31歲,第一次嘗到在敵人眼皮子底下翻云覆雨的快感。
就在南京的短波收發(fā)機忙得發(fā)燙的同時,他結識了一個比自己還大膽的人——徐楚光。徐是中共地下情報部門的核心成員,兩人暗中聯(lián)絡,不僅互通有無,還數(shù)度以“倒賣車皮”為名,幫助新四軍運鹽運藥。周鎬心底那股“要為老百姓干點事”的火苗,被徐楚光重新點燃。1946年春,他正式遞交入黨申請,獲批為中共“特別黨員”。自此,軍統(tǒng)檔案里多了一個紅色間諜。
從外人看來,周鎬順風順水。當時沒人知道,他給國民黨呈上的每一份“忠誠報告”,幾乎都已提前通過暗線送往我黨情報部門;他身邊那位“吳太太”,也不是尋常夫人,而是組織親手安排的聯(lián)絡員。兩人住在上海靜安寺附近的公寓里,每天像普通夫妻一樣買菜、煮粥、照看鄰居小孩,轉身卻能把軍統(tǒng)內(nèi)部調(diào)動一字不漏地謄到密碼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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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淮海戰(zhàn)役進入焦灼。上級要求周鎬策反劉汝明部。策反的籌碼擺在桌面:政權即將更替,投誠便是活路。周鎬多次往返徐州、蚌埠,卻忽視了另一重危險——孫良誠同樣想自保。12月20日,南京雨夜,他被孫、劉二人聯(lián)名“托管”給保密局。次日清晨,他被塞進一輛黑色吉普,眼罩尚未摘下,就被押到雨花臺北麓的小樹林。
1月7日,蔣介石批示:“不法特務周鎬,即刻處決。”于是沒有審判,沒有公示,一聲槍響了結了他39年的奔波。更諷刺的是,當日軍統(tǒng)內(nèi)部仍在為“周少將下落不明”四處發(fā)電,而南京城外的解放軍炮聲已經(jīng)能清晰傳來。
南京解放不足兩天,徐楚光在上海也因身份暴露遭暗殺。地下戰(zhàn)線兩名骨干先后殉難,卻無墓可尋。周鎬的原配李華初,這時正帶著三個女兒躲在湖北羅田老宅,靠教私塾度日。鄉(xiāng)人常問:“你丈夫跑臺灣了嗎?”她只是搖頭:“不會,他若能活著,一定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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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推到1965年。徐楚光犧牲17年,吳雪亞整整等了17年。那天在市府辦公室,曹荻秋翻完日記,抬頭問:“你有什么證據(jù)?”吳雪亞把日記遞過去:“請您看。”簡短對話不過十幾字,卻像鐵錘一樣敲在市長案頭。日記里有密寫符號,與當年華東局保存的情報原件完全對應。交叉核對后,周鎬“紅色身份”終于坐實。
當年11月,民政部門發(fā)布文件:追認周鎬為革命烈士,犧牲日期為1949年1月7日,地點南京雨花臺。湖北羅田老宅收到通知書時,李華初已去世三個月。鄰居說,老人臨終前仍念叨“他該有好歸宿”。三行公文,遲到16年,卻為一段塵封往事畫上句點。
周鎬的名字隨后被刻在雨花臺烈士墻。對參觀者而言,那只是陌生的四個字;對那些親歷者來說,卻是一串沉甸甸的密碼——特務、漢奸、臥底、烈士,時代讓他嘗盡四種身份,最后只留下一個稱呼:周鎬,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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