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楊建力會見孔東梅，帶她參觀完廬山別墅后，提出一個要求

2004年8月12日午后的牯嶺鎮，云霧剛剛散開，街角那臺老式吉普車停在郵局門口。孔東梅拉著沉甸甸的資料袋下車，第一句話是：“我只有五天，要把外婆留在廬山的故事補齊。”

司機正準備幫她搬行李，身后傳來爽朗的招呼聲：“東梅，這邊。”走來的中等個頭男子是55歲的楊建力，灰色襯衫袖口卷到小臂，眉眼間能看出青年時期的灑脫。他伸手接過資料袋，自報家門：“江西楊尚奎的兒子，也是你外婆的晚輩。”一句話拉近了距離。

楊建力并非職業導游，他是省檔案館的研究員，對廬山舊聞如數家珍。孔東梅需要線索，他愿做引路人。兩人并排上山，防空洞式的公路隧道里回聲空洞，楊建力忽然低聲補充：“父親去世前仍念叨賀媽媽，叮囑我別讓那段歲月塵封。”孔東梅輕輕嗯了一聲，把背包拉鏈又拉緊一點。

第一站是牯嶺街東端的167號小樓。青磚黑瓦，屋檐仍存1950年代的蘇式痕跡。楊建力指著窗臺道：“1959年7月，賀子珍第一次回廬山療養就住這里。那年她47歲，身體還算硬朗。”孔東梅倚著門框細看，白墻上隱約的紅色編號像被歲月磨去鋒芒。

有意思的是，屋內角落那張藤椅居然保留完整。楊建力小心把藤椅轉向光亮處，低聲自語：“聽父親說，主席來探望時曾在這兒坐了十來分鐘，兩人只談家常。”短短一句話，讓孔東梅的筆記本上多了一行加粗的紅圈。

往北二百米，162號別墅掩映在冷杉林中。石階潮濕，苔蘚順著臺階蔓延。剛走到門口，遠處旅游團的喧鬧聲涌來。幾名青年對著舊門牌拍照，其中一位問：“這是誰住過的房子？”楊建力揚聲回答：“井岡山紅軍女戰士賀子珍。”隨即補了一句：“那會兒，她常在門廊曬手工縫好的小包袱。”

短暫的交談像石子落入湖心，漣漪擴散。有人驚嘆，有人翻手機搜索。年輕面孔與舊時故事對照，形成奇妙反差。孔東梅站在臺階中段，心里泛起酸澀——外婆靜靜離去已整整十年，可牯嶺鎮依舊有人記得她在風雨夜里包扎傷員的身影。

別墅二層掛著幾張黑白照片，其中一張攝于1960年夏末，畫面里賀子珍靠在木欄桿上，身后是暮色中的蘆林湖。照片下方貼著褪色的說明：拍攝者“楊尚奎”。孔東梅第一次見到外婆在廬山的近照，呼吸頓時放慢。楊建力輕聲提醒：“我母親水靜當年摁下快門，她身體不好，拍完這卷就再沒拿過相機。”

午后兩點，蘆林湖上霧氣再起。湖面平靜得像一面舊銅鏡，偶爾有游船劃過，留下一道淺淺白痕。孔東梅在長椅上攤開資料，梳理外婆一生中四次上廬山的時間：1934年冬季紅軍北上前短暫休整；1959年夏療養；1960年再度療傷；1970年春陪伴孩子短住。四行年份寫完，她把筆放在膝頭，沉默良久。

楊建力遞過一瓶溫水，突然問：“你知道她1959年和主席重逢后，最先說的是什么嗎？”孔東梅搖頭。楊建力學著父親語氣，壓低聲線：“我們都在。”只有四個字，卻含住了離別二十五年的萬語千言。

接下來的兩天，他們沿著環山公路追索遺跡：大林寺的石階、錦繡谷的棧道、開國中將羅瑞卿當年落腳的小木屋。每到一處，楊建力翻出父親留下的手稿，標注誰來過、何時來過、發生了什么。孔東梅不斷拍照、記錄，偶爾抬頭望云，神情復雜。

8月15日晚，他們回到牯嶺街旅社。夜里十一點，街燈昏黃，四周寂靜。楊建力把一疊影印材料推到孔東梅面前：“這里有父親口述的原始記錄，也有水靜阿姨的日記，外面看不到。唯一的條件——把你外婆寫成真正的血肉之人，而不是符號。”

孔東梅抿唇，鼻尖微酸，應道：“我答應。”短短四個字讓楊建力長舒一口氣。他站起身：“那就放心了。”

第二天一早，孔東梅背包下山。吉普車駛過蘆林大橋時，她回頭望見灰白色霧氣正輕輕包住162號別墅。那座小樓安靜如舊，卻因前夜的承諾，仿佛又多了一層溫度。她打開筆記本，新寫的標題只有六個字——“廬山·賀子珍”。

楊建力在車后揮手，他沒再開口催促。他相信，幾十年后，只要這本書安靜地躺在書架上，讀者翻到廬山那一章，就能看見那個在山雨中奔跑的年輕女紅軍，以及陪她度過寂寞歲月的青山和冷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