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亞平:農業生產方式多元化視角下的再考察

中外農產品貿易競爭的溯源與未來

作者按：這是我在2015年前后給研究生授課時的一篇講義，后來在此基礎上作了一些補充，很多事例與數據都是當時采集，分析也是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的，但考慮有些觀點與看法同那個時候“紅頭文件”的精神不大一致，本著大局觀念，一直沒有發表。現在可謂是時過境遷，滄海桑田了，當年許多被激烈討論的事情早已或正在得到實踐的檢驗。今天借蒙格斯論壇的專欄機會，又重新作了一點點修改，主要是增加了2015年至2020年間的一些新收集的數據，在內部發表一下，僅供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同仁們批評指正和參考。

編者按：文章將以系列推出，分為《從“自給自足”到“兩個市場”的形勢變化》《外國農產品為什么能在中國城鄉“橫沖直撞”》《中國農產品難與洋貨“刺刀見紅”的幾種說法》《應該怎樣看待我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成本》《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也要冷靜剖析》《農業生產方式多元化視角下的再考察》6部分進行討論，今天發出之六。

回顧：

農業生產方式多元化視角下的再考察

農村分田之后，我國把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并且一直予以堅守。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實現形式，一般可以從三個維度來進行考察：即農地產權制度層面、農村基本經營組織層面和農村分散經營上的統一經營層面。

實事求是地講，我們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長期以來確實明顯地存在“分”有余而“統”不足，甚至只有“分”而沒有“統”的缺陷性，加之沒有政府主導的健全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堅強支撐，很多地方各家各戶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實際上處在一種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相互協作、生產活動的目的主要是追求自給自足這樣類似于自我封閉的狀態。所以，人們覺得它與傳統的小農經濟沒有蠻大的本質區別。

我認為，上面所描述和所討論的并不是真正的現代農業的基本內涵，也就很難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因為衡量現代農業的標尺絕對不只是個規模經營問題。一般來說，農業的生產經營能否實行規模化、集約化格局，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即依據各個國家的資源稟賦、歷史變遷、文化傳承以及科學技術手段的不同來認定，而不能任憑主觀意志為轉移。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一直就是地多人少，而且資本力量雄厚，一開始就可以朝著大規模、集約式方向發展。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國家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積少，一直推行家庭經營的農業基本制度，走的也是專業化和社會化分工合作的發展道路。你恐怕不能評價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農業是現代農業，而日本、韓國、以色列的農業是傳統農業。

是不是現代農業，可能需要重點考慮三個方面的要素：一是不斷增長的科學技術貢獻率；二是越來越高的主體農民綜合素質；三是健全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其他相關因素也具有重要性，但屬于事物的次要矛盾。只要具備了上面這主要的三條，什么大規模、集約式、專業化、社會化分工合作都會指日可待、水到渠成。

也有人說，每一個國家土地的多少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不變量”，但通過生產關系層面的調整和革命，能夠改變既有土地的組織形態，從而使得原有的土地資源產生出巨大的“可變量”。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誕生之后，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度，實現社會化大生產的“革命學說”給了人們極其豐富和廣闊的思想想象力。不少人認為，即使那些耕地資源嚴重不足的國家，依靠社會主義公有化的制度安排，堅持走集體主義道路，也可以有效突破資源“瓶頸”，實施規模化、集約化生產經營模式，改變由傳統的農民家庭為單位的分散型生產經營組織形態，推翻千百年來落后、封閉、自給自足性質的農村生產關系，以適應當代社會化大農業發展要求，無疑是新時期實現國家農業現代化的正途。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們就根據工業化發展的邏輯與經驗，提出在生產力水平必將越來越高的現代社會里，農業經濟領域中包括公有制和集體化概念在內的社會化大生產作為一種革命性的新型力量，絕對優越于以個體農戶家庭為單位的傳統小農生產模式。而且根據“叢林原則”，擁有雄厚資本作后盾的先進的社會化大生產模式，必然產生出顯著的比較效益優勢，遲早會把傳統的小農生產模式“趕盡殺絕”。

1903年，一個叫愛德華?大衛的人出版了一本《社會主義和農業》的著作，從農業的產業特性和內在規律出發，論證了以農戶家庭為單位的農業小生產方式如何優越于規模化大生產方式，以及這種小農生產方式怎樣與工業社會進步共存共榮。但是，這一觀點后來遭到了斯大林“革命思想”的嚴厲批判，認為此乃典型的反動論調，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之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公有制條件下的社會化大生產而鼓與呼，更是信心滿滿地宣揚：伴隨著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不斷完善和集體生產經營機制的不斷鞏固，特別是借助于農業機械化、化學化、電子化、信息化的深入拓展，一家一戶為單位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很快就會灰飛煙滅、蕩然無存，并將迅速地被大規模、集約式、專業化和社會化分工合作為主要內涵的現代化生產組織形式所取代。這種說教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

但是，整個20世紀東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實踐并沒有印證這些人的歷史預言。一百多年過去了，經濟形態早已進入了后工業時代，農業領域的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生產的機械化水平更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這些生產要素質與量的飛躍卻沒有迫使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經營模式徹底消亡，反而隨著現代化與時俱進，行穩致遠。直到今天，無論是人均耕地寬裕的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還是人多地少的日本、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地區，家庭式分散型的農業生產組織方式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教科書里一些貼著“社會主義”標簽的傳統觀念其實很幼稚很可笑，經不起嚴謹認真的實踐推敲。那些將家庭經營方式判決為“落后”生產關系的人們，所依據的準則和衡量的尺度主要不是農村農業的具體實際，也不是經濟、社會、政治等多種客觀效益的綜合考量，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理論邏輯上的推斷或設想。

到目前為止，仍然還覺得農業的家庭經營模式是傳統小農經濟和落后生產方式的說法，我認為更多的可能是一種心靈深處的精神糾結，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意識形態化的一種畸形沉淀。

按照當今中外農業生產經營的實際狀態，關于“農業家庭經營”的基本概念，應該是指以農戶家庭為相對獨立的生產經營單位，以家庭勞動力為主體所從事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世界各國的普遍性經驗證明，它屬于一種包容性和彈性都很大的經營方式，可以與不同的資本構成和技術條件相互適應，也可以與不同的所有制進行嫁接，還可以與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平共存。家庭經營這種古老的生產方式之所以能夠伴隨歲月的洶涌波濤，穿越歷史的時空隧道，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一直走到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時代而始終沒有自我沉淪或者未被別人消滅，大概有以下三大原因：

一是農業生產活動的地域性、季節性、周期性、分散性很強，加之受自然界環境的硬約束，其產業特征與勞動過程很難形成大規模、廣集約、高標準、程式化的發展態勢，特別適合于家庭條件下多元化、多樣性、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機動靈活的分散型生產經營模式。

農業生產很大程度上可謂“生命工程”，是人與大自然之間邏輯聯系最為緊密的產業之一，是對區域地理、耕地形態、土壤質量、淡水資源、陽光氣候等純自然環境和勞動狀態有著極強附著力與依賴性的特殊產業領域。雖然現在借助現代科學手段使得社會化分工有所突破，但大部分環節難以實行嚴格的專業分工和勞動協作。從耕地、播種、育苗、施肥、用藥、田間管理一直到收割、運輸、脫粒、晾曬、儲藏等各項勞動，都得順從植物生長的自然周期依次進行，既不能提前操作搞“拔苗助長”，也不能事后再來補救耽誤了的農時。這不僅極大地阻擋了農業向規模化迅猛發展的步伐，而且也切實降低了農業領域社會化分工協作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凡認為可以普遍采取專業化分工，套用經營工業的方法來經營農業的理念，甚至認為可以通過集中人力物力打“殲滅戰”的經驗來推行規模經營等等，恐怕都是對農業的產業特征和內在規律無知無畏的典型反映。

二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對象是動植物，必須緊密圍繞動植物有機體的生長、發育、繁殖的自然過程實施精準的節點操作，甚至個體化的精心培育。家庭經營能夠提供比其他產業領域的雇傭勞動者無法比擬的“主人翁”責任，從而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和提升經濟效益。

農業生產活動時間節點多、空間分布廣，勞動彈性大，分散性和難以標準化的特點十分明顯，決定了勞動質量的把控難與監督成本的無限大。人民公社制度體系之所以最后崩潰有很多緣故，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無法解決“身在公家田，心在自留地”和“出工不出力”的問題。因此，發展農業生產不僅需要人力資源的靈活投入，更需要勞動者本身的高度責任，即真正的主人翁狀態，才能充分地發揮出積極性與創造性，才能更好地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去精細化耕作和節點式管理。

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經營體制機制下，成員之間皆是親人，不僅在從事生產活動的過程中顯露出組織結構上的超穩定性，而且對幸福生活的孜孜追求亦是家庭每一個成員的共同愿望。大家都為自己切身利益而勞動，沒有理由偷工減料、投機取巧，只會認認真真、兢兢業業去精耕細作。可以說，家庭經營模式的管理成本極低，勞動績效最好，這就是“主人翁效應”。

三是家庭經營模式雖然存在諸如生產資料細碎化、要素配置差、資本構成低、抵御自然與市場風險能力弱等許多缺陷與弊端，但是，這種模式沒有排他性，能夠順勢而為、與時俱進，允許先進經驗的和諧融入，具有蘊藏兼容并包的制度彈性與發展張力。

農業生產活動的特殊屬性，決定了以家庭為單位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始終難以被替代，即使在諸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或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已經成功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那些東西方國家里，最為普遍或者說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生產方式仍然還是家庭經營。可以說，家庭經營是迄今為止世界范圍內農業經濟最具普遍性的模式。

因此，我們不能把中國農業比較效益差的“屎盤子”橫蠻地倒扣到以農民家庭經營為生產組織形態的頭上。盡管我國當前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還存在“分有余，統不足”的缺陷與弊端，政府主導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尚未健全完善等等，但發展實踐證明，家庭經營的制度安排既適應以手工業勞動為主的傳統農業，也能適應采用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的現代農業，可謂是一個具有兼容并包精神的彈性制度與發展張力的孵化平臺。同時，家庭成員于性別、年齡、體質、技能上的自然差別在家庭經營的條件也得到了有效利用，變成了合理的社會分工和勞力的各盡所能，從而讓農業生產的微觀管理達到了最優化的水平。

應該理直氣壯地說，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是人類社會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優選出的一種可以使生產要素配置最富效率的組織形態。法國也是以家庭為主要生產單位的農業國家，所以，農業經濟學家羅歇?韋利講了一句法國農業生產的經驗之談：“真正的農業，卓有成效的農業，一定要以個人負責為基礎”。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中國農業和農產品走出“國門”，在國際市場上同外國農業與農產品“短兵相接、刺刀見紅”屬于經濟全球化這一時代浪潮推動下的必然結果。至于說中國農產品為什么競爭能力弱，既有多方面的復雜原因，也有一個奮起直追、迎頭趕上的客觀過程。上述三種“流行”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確，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拿外國的“標尺”來衡量和判斷我國農業的是非，更不能不分歷史、地理、資源稟賦與文化傳承的不同而照搬照抄人家的模式。

不管怎樣講，農業的市場化和全球化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不可抗拒的發展潮流。無論我們愿意還是不愿意，經濟全球化對于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各種沖擊和影響都正在不斷地擴大與延伸之中。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對優化中國農業的資源配置，提高中國優勢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具有巨大促進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國農業一直是弱勢產業和弱質產業，大宗農產品的生產與效益將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際市場的嚴重沖擊，從而刺激中國農業拼命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用俗話說，這就叫“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從哲學上理解，這便是辯證法。

早在2014年5月22日，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召開的外國專家座談會時明確指出：“不拒眾流，方為江海。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信息社會化所帶來的商品流、信息流、技術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長江之水，擋也擋不住。”他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又進一步強調：“融入世界經濟是歷史大方向，中國經濟要發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場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遠不敢到大海中去經風雨、見世面，總有一天會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國勇敢邁向了世界市場。”

因此，中國農業要崛起，綜合競爭力要提升，絕對不能走回頭路，重操閉關鎖國的舊兵器，搞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必須順應全球化這一歷史潮流，在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中搏擊風浪，去搶抓民族農業的存在價值與發展機遇。盡管全球化給我們的農業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但也得勇敢地“亮劍”。

俗話說，不經歷風雨，何以見彩虹。我們必須認真總結中國農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經驗與教訓，補短板、強弱項、開拓創新，拿出切實有效的辦法來幫助中國農民盡快提高素質，讓他們最終能夠在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中挺直腰桿與“洋人”一比高低，成為最后的贏家。

另一方面，世界經驗證明，無論哪個地方，農業的繁榮發展都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發展戰略、制度環境緊密相連。東西方那些已經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在一以貫之地繼續制訂和出臺有針對性的農業支持政策。如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對本國農業的發展和農產品出口都有高額財政補貼政策。日本則對外國農產品進口實施高關稅壁壘以及苛刻的安全衛生標準保護等。通過國際農產品市場競爭的嚴峻態勢便能夠看出，國家農業產品具有明顯的社會公益性和商品屬性，兩種屬性都反映了其在市場供應與價格機制上必須具有更大的穩定性。

因此，我們不能老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來看待民族農業，而應該在強調農業自身要不斷地提升綜合素質以克難奮進的同時，也強烈地呼吁國家決策層重新審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農業發展的具體境遇、客觀條件、利弊得失。特別是要針對中國入世后面臨日益強勁的全球化浪潮沖擊這一現實，對糧食安全、農民增收、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農業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如何趨利避害，以及堅持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進行系統全面的再認識、再考量，盡快制訂出臺各種合理呵護農業安全和精心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措施，讓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都充分發揮出最好的客觀效能。

國家作用的極端重要性，還表現在必須努力爭取和不斷擴大對全球農業經貿規則的參與權與話語權上。過去的“游戲規則”是以美國牽頭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制訂的，對農業弱國的確挖了不少陷阱，體現出霸凌欺壓的惡劣性。我們需要同世界其他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欠發達國家成員一道，在多哈談判回合《農業協定》的改革中毫不動搖地堅持農業領域的全球規則和公平規則，反對貿易霸權主義，維護多邊主義和堅持走開放融通、合作共贏之路。

總之，我們討論的農產品國際貿易問題，無疑是中國“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觸角”。通過對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為什么競爭力弱的問題探討，還真的能夠對“三農”問題的整體認識產生出“舉一反三”的啟迪效果。對于我們學界來講，當前，我國在堅持歷史經驗、世界眼光、超前思維、求真務實的大格局之下，農業產業如何揚長補短，怎樣推進供給側與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加大資本投入和科技能量，加速農業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轉變，顯著提高農業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水平，并充分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主動參與全球分工合作，全面開放農產品市場，深度融入世界農業發展，全面實現農業現代化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認真探討的重大課題。

作者簡介:宋亞平，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