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老家拆遷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出租屋里計算銀行卡余額。
首付還差二十八萬，沈思琪已經三個月沒讓我碰她的手了。
電話里父親的聲音帶著久違的興奮：“立輝，咱家老宅和那六畝地，賠了這個數。”他報出的數字讓我瞬間窒息——一千萬。
我在心里飛快盤算，哪怕分我三分之一，不，五分之一，我和思琪就能在這座城市扎根了。
可一個月后，我在村民口中得知，父母把那筆錢全捐了。
捐給村里建祠堂，一磚一瓦都要用最好的。
父親在祠堂奠基儀式上說了句話，后來傳遍全村：“這錢，該用在最該用的地方。”
我連夜趕回老家，在那棟三十年的老屋里，和父親爆發了最激烈的爭吵。母親只是坐在灶臺邊抹淚，自始至終沒有替我說一句話。
“那是咱家的錢！”我摔了茶杯，“你兒子在城里連個廁所都買不起！”
父親蹲在門檻上抽煙，煙霧籠罩著他溝壑縱橫的臉。“祠堂是根，”他聲音嘶啞，“錢的事，你別想了。”
回城那天，沈思琪穿著新買的連衣裙來出租屋找我。
她聽我說完經過，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鑰匙放在桌上。
“梁立輝，我們分手吧。”她的聲音平靜得可怕，“一個連自己父母都搞不定的男人，能給我什么未來？”
我把她留下的鑰匙從十八樓扔了下去。那天起，我再也沒有回過老家。
直到五年后的一個雨夜，我接到堂叔的電話：“立輝，你媽……快不行了。”
01
沈思琪第三次提起她同事的婚禮時，我正在核對上個月的工資條。
扣除房租水電，到手六千四百塊。這個數字像根刺，扎在我喉嚨里五年了。
“聽說婚房買在濱江新區，”她削著蘋果，刀鋒劃過果皮的聲音很規律，“一百二十平，學區房。”蘋果皮斷了，掉在垃圾桶邊緣。她輕輕嘆了口氣，這聲嘆息比任何抱怨都沉重。
我盯著電腦屏幕上的房貸計算器，首付三十八萬，月供九千二。如果按照原計劃，年底我升主管，薪資能到一萬二。可現在公司裁員風聲鶴唳，主管位置三個人盯著。
“再等等。”我說，聲音干巴巴的。
沈思琪沒接話。她把削好的蘋果遞給我一半，自己咬了一口另一半。咀嚼聲在狹小的出租屋里顯得格外清晰。窗外是城市永不熄滅的燈火，那些光亮屬于別人家的窗戶。
我們已經兩年沒談過結婚了。
不是不想，是不能。
她父母去年秋天來過一次，住酒店的三天里，她母親總是不經意提起“安定”“保障”這些詞。
走的時候，她父親拍拍我的肩：“小梁，抓緊。”
怎么抓緊？我連抓緊的資格都沒有。
手機在這時響了，是父親的號碼。我有些意外，他通常只在每月一號打電話，說些“吃了沒”“注意身體”的套話。今天才二十三號。
“立輝。”父親的聲音比平時高些，背景里有嘈雜的人聲，像是在什么熱鬧場合。
“爸，怎么了？”
“咱家要拆了。”他說出這四個字時，有種壓抑不住的激動，“鎮上規劃，咱村整片劃進開發區。老宅，還有那六畝地，都算進去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賠了多少？”我問得直接，瞥見沈思琪轉過頭來。
父親報出那個數字時，我下意識握緊了手機。一千萬。不是一百萬，是一千萬。我聽清了，但不敢信。
“多少？”我又問了一遍。
“一千零三十六萬，”父親這次說得很慢，每個字都像石子砸進水里，“補償方案定下來了，簽字就能拿錢。”
沈思琪放下蘋果，抽出紙巾擦手。她的動作很慢，眼睛一直看著我。
“什么時候能拿到？”我的聲音有點抖。
“下個月，”父親說，“公示期過了就發。你媽讓我問問你，什么時候有空回來一趟？”
掛了電話，出租屋陷入短暫的寂靜。窗外傳來遠處工地的轟鳴聲，那是在建的新樓盤，廣告牌上寫著“尊享人生，從此開始”。
沈思琪走到我面前，蹲下身，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涼，手心有細微的汗。
“立輝，”她仰起臉看我，眼睛里映著臺燈的光，“我們……能買房了。”
這不是問句。她的語氣里有一種塵埃落定的輕松，還有壓抑多年的期待突然釋放的顫抖。我把她拉起來，緊緊抱住。她在我懷里輕輕發抖，不知是激動還是別的什么。
“你想要多大的房子？”我問，聲音貼著她的耳朵。
“不用太大，”她說，“兩室一廳就好。要有陽臺，能養幾盆花。”
那晚我們聊到凌晨三點。她打開手機里的裝修軟件，給我看她收藏的圖片：原木色的地板，淺灰色的沙發，整面墻的書架。說著說著，她會突然停下來，看著我笑，然后繼續。
我第一次覺得，這座城市的光，也許有一盞即將為我們點亮。
只是深夜躺下時，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父親電話里的背景音，為什么那么像很多人聚集的場合？他在哪里接的電話？
這個念頭很輕，很快被對未來的憧憬淹沒了。
02
接下來的兩周，沈思琪像是換了個人。
她開始研究各個區的樓盤，打印了厚厚一摞資料。晚飯后，我們趴在出租屋唯一的那張桌子上，用紅筆圈出可能的選擇。
“這個小區對口實驗小學，”她用尺子比著地圖，“就是單價高了點。”
“首付多少？”
“一百二十萬左右。”她咬著筆帽，“但你爸媽那邊……能支持多少？”
這話問得小心翼翼。我們之間一直有個默契：不過多談論彼此家庭。她父母是縣城中學老師，退休金穩定但不高。我父母是農民，除了那幾畝地，沒有別的收入。
現在這個默契被打破了。
“應該能支持一些。”我說得保守，心里卻在算賬。
一千萬，哪怕只分我兩百萬，付完首付還能裝修，甚至買輛車。
父親會同意嗎？
他是那種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的人，但對兒子……
我決定先試探。
周五晚上，我給母親打了電話。接電話的是父親，背景音里有電視的聲音，像是在放戲曲。
“媽呢？”我問。
“串門去了，”父親說，“找她有事？”
“也沒什么事，”我斟酌著詞句，“就是問問拆遷款的事……進展怎么樣？”
“快了。”父親的聲音很平靜，“補償協議已經簽了，錢下個月到賬。”
“那……這筆錢，你們有什么打算？”我問得盡量隨意，“存銀行？還是做點投資？”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電視機里傳來咿咿呀呀的唱腔，是《四郎探母》。
“錢的事你不用操心，”父親終于開口，“家里有安排。”
“什么安排？”我追問。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他的語氣里有關門的意思。
我還想再問，沈思琪從浴室出來了，頭發濕漉漉地披在肩上。她對口型問：“怎么說？”
我搖搖頭，指了指手機，示意還在聊。
“爸，”我換了個角度，“我和思琪打算買房了。看中一套，首付還差點。”
“差多少？”
“一百萬。”我報了個數字，實際是八十萬，多說點有回旋余地。
父親又沉默了。這次沉默更長，長得讓我手心開始出汗。沈思琪坐在床邊擦頭發，毛巾一下一下擦著，眼睛盯著地板。
“立輝，”父親開口時，電視聲突然小了，像是他調低了音量，“錢的事，等你回來再說。”
“我下周末就回去。”我立刻說。
“下周末……”父親頓了頓，“行，你回來吧。”
掛了電話，沈思琪抬起頭：“怎么樣？”
“他說等我回去再說。”我走到窗邊，點了支煙。戒煙兩年了，但此刻我需要一點尼古丁來平復心情。
沈思琪沒說話。她繼續擦頭發，動作機械而重復。出租屋里的氣氛有些微妙，剛才的熱烈憧憬冷卻下來，變成一種懸而未決的等待。
“你爸會不會……”她欲言又止。
“不會的。”我打斷她，更像是說服自己，“我是他兒子。”
那一周過得特別慢。
沈思琪不再提房子的事，但我們之間多了些心照不宣的默契。
她開始收拾出租屋里堆積的雜物，把不用的東西打包，說是“提前準備搬家”。
偶爾，她會哼歌，是那種輕快的調子。
周三晚上，她帶回一束百合。插在礦泉水瓶里，擺在窗臺上。
“好看嗎？”她問。
“好看。”我說。
其實我想說，等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要在陽臺種滿花。但這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有些承諾，等真有能力實現時再說，更有分量。
周五下午，我請了假，坐上了回老家的長途汽車。沈思琪送我到車站，在檢票口前抱了抱我。
“好好跟叔叔阿姨說。”她叮囑。
“放心。”我拍拍她的背。
車子啟動時，我看見她還站在原地，朝我揮手。陽光照在她臉上，她的笑容很亮。那一刻，我心里充滿了希望。
然而車子駛出市區，進入鄉間公路時，那片熟悉的田野和村莊讓我忽然有些不安。我掏出手機，想給父親發條消息說快到了。
卻先看到堂弟發來的朋友圈。九宮格照片，是村里祠堂奠基儀式的現場。紅綢、鞭炮、黑壓壓的人群。配文是：“見證歷史時刻，馮氏祠堂重建啟動！”
我放大照片，在人群前排看見了父親。他穿著那件只有重要場合才穿的深藍色中山裝，站得筆直。旁邊是幾個村里老人，還有幾個我不認識的，像是鎮上的干部。
照片拍攝時間是三天前。
父親在電話里從沒提過這件事。
03
長途車在村口停穩時，天色已近黃昏。
我拎著行李下車，第一眼就看見了村頭那片空地上的變化。原本是打谷場的地方，現在立起了施工圍擋，紅底白字的橫幅掛在最顯眼位置：“馮氏宗祠重建工程奠基典禮”。
圍擋里已經挖出了地基的雛形，堆著水泥和紅磚。幾個工人正在收拾工具準備收工，看見我，多打量了幾眼。
“立輝回來啦？”一個皮膚黝黑的漢子認出我，是遠房堂哥馮建軍。
“建軍哥，”我走過去，“這祠堂……真要重建？”
“那可不，”他遞給我一支煙，我擺擺手，他自己點上，“你爸沒跟你說？這回可是大手筆，全按古制重建，用的都是好材料。”
“誰出的錢？”我問得直接。
建軍哥吐了口煙圈，眼神有些閃爍：“村里集資唄，各家都出了點。”
“多少？”
“具體不清楚，”他岔開話題，“快回家吧，你爸媽估計等急了。”
這話說得不自然。我們村就這么大，誰家出多少錢，第二天就能傳遍。他是在回避什么。
我拖著行李箱往家走，水泥路是新修的，兩邊的房子也大多翻新了。經過小賣部時，幾個閑聊的老人看見我，聲音低了下去。
“老丁家兒子回來了。”
“怕是聽說錢的事了……”
“唉，作孽喲。”
我裝作沒聽見，腳步卻加快了。心里那股不安越來越濃，像梅雨季節的悶熱，黏糊糊地裹住全身。
老宅還是記憶里的樣子，青磚灰瓦，院墻爬滿牽牛花。但大門上貼的對聯是新的，紅紙金字：“祖德流芳遠，宗功世澤長”。這不像父親會選的句子，他一向務實。
推開院門，母親正在井邊洗菜。看見我，她慌忙站起來，圍裙上沾著水漬。
“立輝回來了，”她聲音有點緊，“餓不餓？媽給你煮面。”
“我爸呢？”我把行李放在堂屋。
“去祠堂工地了，”母親擦了擦手，“說是跟施工隊商量事。”
我在藤椅上坐下，椅子發出吱呀的響聲。堂屋的擺設沒變，八仙桌、條案、墻上掛的毛主席像。但條案上多了個東西——一個紅木匣子，雕著繁復的花紋。
“媽，”我指著那匣子，“這哪兒來的？”
母親眼神躲閃：“你爸……買的。”
“多少錢？”
“不貴，”她說得含糊，轉身往廚房走，“你先歇著，我去煮面。”
面端上來時，父親回來了。他穿著那身中山裝，褲腿上沾著泥點，臉上卻有種罕見的紅光。看見我，他點點頭，算是打招呼。
“爸，”我放下筷子，“祠堂的事，你怎么沒跟我說？”
父親在對面坐下，掏出一包新買的中華煙。這煙他平時舍不得抽，只招待客人用。
“說了有什么用，”他點煙，“你又不懂這些。”
“我聽說重建要花不少錢，”我盯著他，“村里集資，咱家出了多少？”
煙霧在父子之間升騰。母親站在廚房門口，手里攥著抹布，指節發白。
“該出多少就出多少。”父親說。
“拆遷款呢？”我終于問出這個問題，“一千萬，你們打算怎么用？”
堂屋里安靜下來。只有墻上的老式掛鐘在走，嗒，嗒，嗒，每一聲都敲在心上。
父親把煙按滅在搪瓷缸里，動作很慢。他抬起頭看我時，眼神里有種我讀不懂的東西，像是決心，又像是別的什么。
“錢已經安排了，”他說，“全部捐給村里建祠堂。”
“全部？”我聽見自己的聲音變了調，“一千萬？全部？”
父親點頭。
母親發出壓抑的啜泣聲。她轉過身去，肩膀微微發抖。
我站起來，椅子在地上刮出刺耳的響聲。“為什么？”我的聲音在顫抖，“我是你兒子！我在城里連房子都買不起！”
“祠堂是根，”父親也站起來，他的聲音不高，卻像錘子砸下來，“錢就該用在根上。”
“那我呢？”我幾乎是吼出來的，“我的根在哪兒？在城里的出租屋嗎？”
父親不說話。他只是看著我，那種眼神讓我想起小時候做錯事時，他就是這樣看著我，不說教，不責罵，只是看著，直到我自己認錯。
可這次我沒有錯。
“這錢有我一份，”我逼自己冷靜下來，“法律上，我是繼承人。”
“錢已經捐了，”父親說，“協議簽了，公證也做了。你想打官司？”
我愣住了。他看著我的表情，從柜子里拿出一個文件夾，推到我面前。
是捐贈協議。甲方是父親丁宏達，乙方是馮家村村民委員會。捐贈金額：壹仟零叁拾陸萬元整。用途：馮氏宗祠重建及附屬設施建設。簽字日期是一周前。
還有公證書，大紅印章蓋著。
我的手在抖。不是因為生氣，是因為一種徹骨的冰涼。他們瞞著我，在我滿懷希望規劃未來的時候，悄悄做完了這一切。
“為什么？”我又問，這次聲音啞了，“就算要捐，不能留一點給我嗎？一百萬，五十萬，哪怕二十萬……”
“一分都不能留。”父親打斷我，他的聲音突然很疲憊，“立輝，有些事你不懂。”
“那你告訴我啊！”我拍桌子，搪瓷缸跳起來，水灑了一桌。
母親沖過來，用抹布擦桌子，眼淚掉在水漬里。“立輝，你別怪你爸……”她泣不成聲。
父親拉開她，對我擺了擺手：“你累了，先去休息。明天……明天再說。”
他轉身進了里屋，關上門。那扇木門吱呀一聲，把我所有的質問都關在了外面。
母親還在哭。我站在那里，看著桌上那份協議，白紙黑字，紅印章。一千萬，就這么沒了。
窗外的天色徹底黑了。祠堂工地上傳來工人們收工的吆喝聲，他們在說笑，聲音里透著對這項大工程的興奮。
沒人知道，這間老屋里，有什么東西碎了。
04
那一夜我幾乎沒睡。
老屋的木床吱呀作響，窗外的月光透過塑料窗簾，在地上投出模糊的光斑。我盯著那些光斑，腦子里反復回放父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表情。
全部捐了。一分不留。
他說這話時的決絕，不像我認識的那個父親。
記憶中，父親雖然節儉，但對我不算吝嗇。
大學四年，他每月準時打生活費，從沒讓我在同學面前難堪過。
工作后我往家寄錢，他總是說“你自己留著，城里開銷大”。
為什么這次不一樣？
凌晨四點，我起身去倒水。經過父母房間時，聽見里面傳來壓低的說話聲。
“……孩子恨死我們了。”是母親的聲音，帶著哭腔。
“恨就恨吧，”父親說，“總比……”
后面的話聽不清了。
我握著水杯站在黑暗里，手心冰涼。總比什么？總比什么更糟？
天亮時，我做了決定。再談一次，如果還是這個結果，我就走。徹底走。
早飯很沉默。稀飯、咸菜、饅頭，都是老樣子。母親的眼睛腫著，低頭喝粥。父親吃得很慢，一口饅頭嚼很久。
“爸，”我放下筷子，“昨晚我想了一夜。我就問一個問題：為什么？給我一個理由。”
父親也放下筷子。他看著我，眼神復雜。有那么一瞬間，我以為他會松口，會解釋。
但他只是說：“沒有為什么。錢就該用在祠堂上。”
“祖宗比我重要？”我問。
“有些事，不能這么比。”
“那該怎么比？”我的聲音抬高了，“你兒子三十歲了，沒房子沒結婚，你不管。你把錢拿去修一座死人用的祠堂！”
“啪！”父親拍桌子站起來，“你怎么說話！”
我也站起來：“我說錯了嗎？媽，你說，我說錯了嗎？”
母親捂著臉哭。她的哭聲像一根針，扎進這令人窒息的沉默里。
父親深吸一口氣，重新坐下。他的手指在顫抖，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這樣。
“立輝，”他聲音沙啞，“你聽好。這錢，從始至終就不該是咱們的。現在物歸原處，是天經地義。”
“什么意思？”我抓住關鍵詞，“什么叫不該是咱們的？那是老宅和地的補償款！”
父親搖頭，不再解釋。他站起來往外走：“我去祠堂工地。”
“丁宏達！”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
他腳步頓了頓，沒有回頭。
母親拉住我的胳膊：“立輝，別追了……你爸他心里苦。”
“苦什么？”我甩開她的手，“一千萬到手，他有什么苦？是苦錢太多花不完嗎？”
這話說出口我就后悔了。母親的臉瞬間慘白，她后退一步，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
但后悔很快被憤怒淹沒。我回到房間，開始收拾行李。其實沒什么好收拾的，我這次回來只帶了兩件換洗衣服。
收拾到一半，手機響了。是沈思琪。
“立輝，”她的聲音很輕，“跟你爸媽談得怎么樣？”
我握緊手機，指甲陷進掌心。那個我幻想過無數次的答案——“他們答應了”——此刻像諷刺。
“錢沒了。”我說。
“什么？”
“他們把錢全捐了，捐給村里建祠堂。一千萬，一分不剩。”
電話那頭死一般的寂靜。過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信號斷了，沈思琪才開口：“……一點都沒留？”
“一分都沒留。”
她又沉默。我聽見她的呼吸聲，一下，一下，很輕，但每一下都像在積蓄什么。
“思琪，”我說，“我下午就回去。我們再想辦法，我升主管后……”
“梁立輝。”她打斷我，聲音平靜得可怕，“我們分手吧。”
我愣住了。雖然昨晚有那么一瞬間的恐懼，但真聽到這句話，還是像被重錘擊中。
“你說什么？”
“我說，分手。”她一字一頓，“一個連自己父母都搞不定的男人，能給女人什么未來？你家這種情況，我接受不了。”
“這跟我父母有什么關系？”我聲音發顫，“是我們兩個人……”
“有關系！”她的聲音終于有了起伏，“太有關系了！你父母能為了一座祠堂，連兒子的終身大事都不顧。這樣的家庭，我嫁進去算什么？哪天需要錢救命，是不是也要先問祖宗同不同意？”
“思琪……”
“別說了，”她深吸一口氣，“鑰匙我放桌上。你的東西，我收拾好寄給你。就這樣吧。”
電話掛斷了。忙音嘟嘟地響，像心臟監護儀上的直線。
我握著手機，站在老屋昏暗的房間里。陽光從窗縫擠進來，照在塵土上，那些細小的顆粒在光里翻滾，像極了這荒謬的人生。
堂屋里傳來母親的啜泣聲，還有她念經似的低語：“造孽啊……都是造孽……”
我拎起行李，走出房間。母親看見我，驚慌地站起來：“立輝，你去哪兒？”
“回城。”
“飯還沒吃……”
“不吃了。”我繞過她，走出堂屋，走出院門。
父親蹲在祠堂工地的土堆上抽煙，背對著我。他沒有回頭，哪怕我的腳步聲那么重。
我也沒有叫他。
走出村口時，我回頭看了一眼。祠堂工地的圍擋在陽光下很刺眼，那條橫幅在風里飄：“馮氏宗祠重建工程”。
這就是一千萬換來的東西。
我掏出手機，拉黑了父母的號碼。然后給沈思琪發了最后一條消息：“好，分吧。”
發送成功。我把手機卡取出來，扔進了路邊的水溝。
那天起，我再也沒有回過老家。
05
回城后的三個月，我像一具行尸走肉。
沈思琪說到做到。我回到出租屋時，她的東西已經全部搬走，連陽臺那盆多肉都帶走了。桌上放著我的鑰匙，還有一張紙條：“保重。”
沒有落款。
我請了一周假，把自己關在屋里。不吃飯，不睡覺，只是抽煙，一根接一根。第四天晚上，我暈倒在衛生間，頭磕在馬桶邊緣，縫了三針。
拆線那天，主管找我談話。公司效益不好，我這個狀態，留不下。
“給你一個月調整，”他說得很委婉，“如果還是這樣……”
我懂。職場不相信眼淚，也不相信你的家庭悲劇。
我開始拼命工作。主動加班，搶最難的項目，用業績證明自己還有價值。晚上回到出租屋，倒頭就睡，不敢給自己任何胡思亂想的時間。
偶爾在深夜醒來，會下意識摸手機，想看看有沒有家里的消息。然后才想起，我把他們拉黑了。
其實他們可以打公司電話，或者通過別人找我。但一次都沒有。
母親給我寄過一個包裹，是曬干的槐花，還有一雙她親手納的鞋墊。包裹單上的字歪歪扭扭，是她寫的。我沒拆，直接扔進了小區垃圾桶。
父親托堂叔帶話，說想跟我聊聊。我讓堂叔轉告：“沒什么好聊的。”
徹底決裂。
一年后，我跳槽到現在的公司，薪資漲了百分之五十。我搬出那間和沈思琪住過的出租屋，找了個更小的單間。除了床和桌子，什么都沒有。
我不再想買房的事。每個月工資到賬，除去必要開銷，剩下的全存起來。數字在增加，但心里那個洞，怎么也填不上。
第二年春節，同事們都回家了。我申請值班，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辦公樓里加班。午夜時分，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煙花，手機里是群發的祝福短信，沒有一條來自老家。
第三年，我升了主管。慶功宴上喝多了，抱著垃圾桶吐的時候，我突然想起父親。他胃不好，年輕時喝酒喝傷了，母親總給他熬小米粥。
這個念頭讓我哭了出來。同事們以為我是喜極而泣。
第四年，我買了車。十萬塊的國產車，但好歹是自己的。提車那天，我想拍張照片發朋友圈，手指在發送鍵上懸了很久，最后刪除了。
發給誰看呢？那個我想證明給他看的人，已經不在我的世界里了。
第五年春天，我遇到了一個姑娘。合作公司的設計師，笑起來眼睛彎彎的。我們吃過三次飯，看過兩場電影。第四次約會前，她問我：“你好像從來沒提過你家人？”
我握著咖啡杯，杯壁燙手。
“他們不在了。”我說。
她愣了愣，小聲說“對不起”。那晚送我回家時，她在車里輕輕抱了我一下。但我心里清楚，有些坎過不去，就不要耽誤別人。
第二天，我發消息說“我們還是做朋友吧”。她回了個“好”，再沒聯系。
日子就這么過著。工作、加班、睡覺，偶爾和朋友喝酒。他們說我是“拼命三郎”，說我不近人情，說我活得像個機器。
只有我知道，我只是不敢停下來。一旦停下來，那些被壓抑的東西就會翻涌上來——憤怒、委屈、不解，還有深夜時偶爾冒出來的、不該有的思念。
直到那個雨夜。
手機顯示凌晨兩點，來電是陌生號碼。我以為是騷擾電話，正要掛斷，忽然注意到區號是老家的。
心跳漏了一拍。
“喂？”
“立輝嗎？”是堂叔的聲音，很急，“我是你堂叔！你媽……你媽快不行了！”
雨點砸在窗玻璃上，密集得讓人心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