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廣島和長崎在原子彈的烈焰中化為廢墟。當時有預言稱,這兩座城市將"百年無法居住"。
然而,今天的廣島是一座人口超過百萬的現代化都市,長崎也以其繁榮的海港和文化遺產吸引著世界游客。
那么,為什么廣島和長崎能夠在核爆后恢復生機?看看專家是怎么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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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6日上午8點15分,廣島天空出現了一道刺眼的閃光。"小男孩"原子彈在距地面600米處爆炸,釋放出相當于1.5萬噸TNT的能量。瞬間,爆心溫度達到4000攝氏度,鋼鐵熔化,石頭蒸發,人體直接氣化。爆炸產生的沖擊波以音速向外擴散,將方圓兩公里內的建筑夷為平地。
三天后,長崎遭遇了同樣的命運。"胖子"原子彈在這座山城上空爆炸,盡管崎嶇地形部分削弱了破壞力,但仍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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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廣島當即有約8萬人喪生,長崎有約4萬人死亡,到1945年底,廣島死亡人數上升到14萬,長崎達到7.4萬。許多幸存者同時遭受燒傷、輻射病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的多重折磨。
核爆后的景象宛如地獄。廣島記者描述:"城市消失了,只剩下燒焦的廢墟和扭曲的金屬。黑色的雨水從天而降,空氣中彌漫著人肉燒焦的氣味。"一位幸存者回憶:"我看到排隊取水的人們走著走著就倒下死去,他們的皮膚從身上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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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科學家對核輻射的長期影響知之甚少。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最初確實擔心核污染會長期存在。媒體報道放大了這種恐懼,《紐約時報》當年8月報道稱:"廣島可能數十年無法居住"。日本軍方也夸大原子彈的威力,試圖激發國民繼續抵抗的意志。
這種悲觀預測源于對未知的恐懼。核爆后出現的"輻射病"神秘而致命——幸存者出現脫發、出血、紫色斑點和白細胞急劇減少等癥狀,醫生們對此束手無策。許多人相信,這座城市被永久"詛咒"了,土地、水源和空氣都已被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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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的人們常常錯誤地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模式來理解廣島長崎。1986年切爾諾貝利是地面爆炸,反應堆中的大量核燃料持續燃燒多日,釋放出巨量長半衰期放射性同位素,導致周邊區域確實需要數百年才能安全居住。這種錯誤類比強化了“百年無法居住”的誤解。
從核物理和環境科學角度看,廣島和長崎能夠相對快速恢復的關鍵在于爆炸性質和環境因素,對于廣島和長崎的恢復,專家們曾從不同角度給出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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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方式決定性地影響了輻射殘留。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是空中爆炸,這大大減少了放射性塵埃和長期土壤污染。火球未觸及地面,避免了大量土壤和建筑材料被放射性化并拋入大氣形成持續輻射源。這與切爾諾貝利的地面爆炸形成鮮明對比。
輻射類型方面,核爆產生的主要是瞬時輻射(伽馬射線和中子流),這些輻射衰減極快。爆炸一天后,輻射水平已下降至爆炸當時的千分之一;一周后,僅為百萬分之一。這與核電站事故中釋放的持續輻射源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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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構成也不同。早期原子彈使用的核材料量相對較少,廣島炸彈僅使用64公斤鈾,其中不到1公斤發生裂變,產生的長半衰期放射性物質,如銫-137、鍶-90很少。大部分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很短,幾周或幾個月內就衰減到安全水平。
自然環境的自凈能力也不可忽視。廣島長崎都沿海,年降雨量充沛,廣島年均約1600毫米,風雨加速了放射性物質的沖刷和稀釋。生態系統展現出驚人的自我修復能力——爆炸次年春天,廣島焦土上已有新芽破土而出。
科學家后來計算出,到1945年10月,廣島市的輻射水平已降至每小時0.3微西弗以下,僅略高于自然本底輻射。相比之下,切爾諾貝利禁區內的輻射水平至今仍高達每小時5-10微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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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條件只是復蘇的基礎,真正讓城市重生的是人類自身的努力。
爆炸后,日本政府制定了系統的重建計劃。1946年,廣島開始實施"廣島和平紀念都市建設法",將城市重新規劃為和平象征。長崎則制定了"長崎國際文化都市建設法",強調文化與和平的重建。這些計劃不僅提供物質重建框架,更賦予城市新的精神意義。
與此同時,美國的援助起到了關鍵作用。占領后期,美國政策從懲罰轉向支持重建。美國提供的醫療設備、藥品和專家團隊幫助治療輻射病患者,研究長期影響。1949年,廣島成為第一批接受"戰爭被害都市援助法"支持的城市之一。
國際社會的支持也不可或缺。瑞士醫生 Marcel Junod 是第一位抵達廣島的國際紅十字會代表,他組織的醫療援助隊和藥品挽救了無數生命。各國科學家,包括美國曼哈頓計劃科學家,后來聯合研究輻射影響,為治療提供科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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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核爆后僅三天,廣島電車部分恢復運行,幸存員工自發清理軌道、修復車輛。這成為廣島重生的第一個象征。日本人清除廢墟,在焦土上建立臨時商店和住房,這加速了城市重建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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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在廣島和平大道或長崎和平公園,核爆痕跡幾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蔥蔥的樹木和現代化建筑。但復蘇并非否認歷史——和平紀念資料館精心保存著記憶,提醒世人過去的悲劇。
廣島長崎的復蘇是多個因素的特殊結合:核爆的物理特性使環境恢復成為可能;科學理解逐漸消除非理性恐懼;政府和國際社會的支持提供資源;而人類精神的堅韌最終讓城市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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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座城市的歷程提供了雙重啟示:一方面,它展示了核武器的恐怖破壞力,警告人類挑起戰爭的惡果,不應重復悲劇;另一方面,它證明了即使在最極端的破壞后,生命和希望仍能找到回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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